三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东吴大学被迫于10月15日迁往浙江省吴兴县（现浙江湖州）。在此之前，日本动物学会曾请刘承钊去参加学术会议，并许诺给予他开展科研工作的种种便利条件，但他断然拒绝：“我不愿到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去为学术而学术。”

由于战火一天天迫近，学校不得已于11月14日关闭。次日，刘承钊带领部分生物系学生及职工共22人，于深夜离开吴兴县前往四川。

彼时正值冬日，师生们冒着战乱，尝尽艰辛，历时两个多月的跋山涉水后，终于在1938年1月27日到达成都。

在跟随刘承钊一起前往成都的20多位师生中，有一位就是胡淑琴。她当时刚刚从东吴大学毕业，尚未来得及开始自己的事业，就遇到了战乱，不得不跟随刘承钊和其他师生一起，转移到四川。

胡淑琴是江南女子，1914年2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熟。后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曾是刘承钊先生的学生。在跟随刘承钊迁徙到成都后，先后在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医学院工作。1941年与刘承钊结婚。此后30多年，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她一直与刘承钊先生相伴，直到1976年刘先生去世。他们育有3个儿女。

后来，这部分从苏州迁徙到成都的师生，并入华西协合大学。刘承钊受聘为该校生物系教授，兼任该校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及成都燕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还担任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自然科学部的编辑。

到四川去，到成都去，虽然战乱是主要因素，但其实也暗含了刘承钊的愿望。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到中国西部高山高原自然条件下去研究动物，特别是蝾螈与蛙类的生活。所以，尽管到成都后他身兼数职，工作繁重，生活困难，但他依然利用所有假期及一切机会，从薄俸中挤出钱来，带领师生到山区去采集蛙、蟾、蜥、蛇的标本。与大型动物、鸟类不同，两栖爬行动物生活隐蔽、习性独特、特有群落众多，研究工作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调研。

刘承钊常说：“搞科研的人要有不怕冒险的精神和战胜困难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带着学生深入人迹罕至、荆棘遍野、野兽出没的横断山脉地区考察，跑遍了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夹金山、大凉山和甘孜，还远涉至青海的西宁，甘肃的兰州、玉门等地。四五年时间里，共进行野外调查11次，采集点多达90多处，行程8000余公里，其中半数路程是靠双腿步行的。攀悬岩、涉急流、露宿荒山野岭都是常事。很多时候，他们比探险家还要艰苦，面临更多危险。在西康昭觉（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燕窝圹采集标本时，刘承钊还不幸感染上了斑疹伤寒，险些丧命。但是他发自内心地说：“中国西部地区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不知道有艰难危险。”

我很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一个对自己的事业无比钟爱的科学家，眼里只有研究对象，只有对真理的渴望。对研究两栖动物的人来说，恰恰是那些荒无人烟的艰苦地区，随时可能发现惊喜。的确，正是那一次次的野外调查收集到的标本和资料，为他日后的两部巨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川西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给种类众多的两栖动物物种形成提供了条件。这期间，刘承钊共发现两栖动物28个新种，并建立了1个新属，还对许多种类的生活史做了详尽的观察与研究。比如在峨眉山，他发现了峨眉髭蟾（俗称“胡子蛙”），是首个经我国动物学家深入研究鉴定出来的新属、新种髭蟾，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

那段时间，刘承钊在“华西两栖类自然史的研究”这一题目下，共发表了12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为中国两栖类生活史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美国著名动物学家拉塞尔（Lazell）博士在《刘承钊的足迹》一文中，对他这个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刘承钊在其著作中始终保持着一位才华横溢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优良气质。譬如对有尾类，他不仅记述了它们的犁骨齿数及前后肢间的肋沟数，而且还做了详尽的形态和习性方面的描述。对于标本的采集地，不仅记述经纬度和海拔，而且还对凛冽的急流险滩、光滑的鹅卵石堆、湿热的雨林乃至霜冻的冷杉林等生态环境进行描述。”

根据考察获得的大量标本和丰富的生态及形态记录，刘承钊在1946年以前先后在《北京自然历史》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以及美国的Copeia（《两栖爬行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文30余篇，详细介绍了两栖类若干种的生活史，发表新种9种，建立了一个我国特有的新属——髭蟾属。这些论文为他的第一部专著《华西两栖类》奠定了基础。

1946年，刘承钊经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部主任研究员施密特（Schmidt）博士的安排，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再度访问美国。

到美国后，刘承钊以交换教授身份，在母校康奈尔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做了关于中国两栖动物研究的演讲。他被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为名誉研究教授，并被美国人类学和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学会授予“终身国外名誉会员”的称号。

刘承钊在美国访学期间，大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用自己带来的标本、资料、彩图进行研究，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完成了长达400页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

我很庆幸去过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只是我仅仅参观了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参观了兽类等大型动物和鱼类等比较好看的小动物。也许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都是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吧？

《华西两栖类》一书于1950年由这家博物馆出版，在国际两栖爬行动物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且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著作。

美国Copeia期刊在1950年第4期对此书的评价是：“这部巨著积累了作者20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分类、分布、习性、生活史……其所采集的地域又是世界上鲜为人知的地方。绝大部分材料，特别是生活史及蝌蚪完全是新的，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对于世界两栖动物的研究，这部书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我认真查了一下，得知Copeia是美国有关冷血脊椎动物学的官方学术期刊，专门发表关于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的学术文章，为季刊。刊名是以爱德华·德林克·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美国著名科学家。该期刊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1947年，刘承钊放弃了国外安定舒适的生活与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了祖国，仍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教授。

那个时期，国民党政府已极其腐败，倒行逆施，发动内战，民不聊生。为此，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刘承钊毅然站在革命学生一边，参加他们的秘密集会，掩护进步学生，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同时，依然利用一切机会就近做些专业调查，继续他的科研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