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刘承钊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生物系主任，同时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1年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又把刘承钊从北京请回成都，担任政府接管后的华西大学第一任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华西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刘承钊则改任院长。
1955年，刘承钊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并担任《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动物图谱》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委会副主任、四川省科学技术主席等职。
刘承钊深感为国家培养高级医务人才的责任重大，全身心地投入行政领导工作中。上世纪50年代的高等学校正处于建设阶段，工作非常繁忙。他在工作中明确自己应重点抓三件事：一是坚持教学为主，做好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二是抓科研工作，努力提高全院的学术水平；三是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
刘承钊十分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经常和老教师谈心，许多老教授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他也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经常视察学生课堂、寝室与食堂，对学生嘘寒问暖，尤其关心工农学生能否跟上学习，竭力主张给他们补好文化课。
刘承钊一心为教育事业操劳，深受广大师生的崇敬与爱戴。他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动物学工作者，其中一些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他对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并以自己治学严谨、踏实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影响着学生。他教育学生搞科研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他常说：“方向看准了一直走下去，就会有成就。”这一切都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上这部分内容来自网络。虽然文字枯燥，但我相信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我从费梁老师口中得到了证实。
费梁老师说刘承钊先生是个非常温和的人，正直善良，为人师表。即使做领导，对下属也总是和颜悦色，再忙再乱也不发脾气。因此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非常受人爱戴。即使在“文革”的混乱年月，他也没有被学生们揪斗。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当权派”，实属罕见。
尽管学院领导工作繁重，刘承钊却没有忘记他钟爱的两栖动物。他深知，两栖动物是环境优劣的“晴雨表”，也是研究环境地史变迁的模式动物。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丰富，但对它们的系统学研究始终落后于世界水平，既没有自己的标本馆藏，大部分物种还不为外界所知，更没有完整的两栖动物志。所以，展开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是他和妻子胡淑琴案头的首要工作。
1956年起，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刘承钊不仅号召学校师生们大力开展科研工作，他本人也以身作则，重新投入两栖动物的研究中。他把野外调查的领域，拓展到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海南、福建、西藏、湖北、安徽、湖南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亲自带队或组织调查队前往考察，采集到大量的标本，发现了数十种我国新纪录物种。
1957年，已经57岁的刘承钊先生，不畏艰辛，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苏联合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队，到西双版纳进行科研考察。考察队居住在茅草房或古庙中，每日在热带雨林中登高爬低，跋山涉水，顾不上蚂蟥的偷袭和蚊虫的叮咬，仔细寻找蛙、蛇等两栖爬行动物，采集了数以千计的标本，获得了许多新种和中国新纪录，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边缘学科资料。刘承钊先生兴奋地说：“这可真是来到了‘世外桃源’，我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每当他抓到一个新种时，便如获至宝，马上认真记录生态环境情况，细心观察生活史，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着它，或者马上将其固定成标本，以免逃失后难以复得。
虽然捕获新种让他很开心，可他从不单纯地为追求新种而轻易发表，总是要经过反复对照研究才下结论。他采集的若干新种，都是等若干年后才正式问世。而且他亲自搜集并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界的第一手资料后，并不占为己有，总是和团队一起分享，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家应有的崇高的学术美德。
1959年，刘承钊与胡淑琴、丁汉波合著的《中国动物图谱：两栖动物》一书出版。1961年，他又与夫人胡淑琴合著了《中国无尾两栖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载了当时已知中国无尾两栖动物120种及未定名的11种蝌蚪，对许多属都做了讨论，指出该属分类现状及今后应研究的问题，对后来的学者很有启迪。
1964年，我国第一个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在成都成立，从此加大了对两栖动物研究的力度。刘承钊倍受鼓舞，以更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事业中。虽然他依然担任着四川医学院的院长，但他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是领军人物。
也就在不久前，组织上专门指派了青年学者前来协助刘承钊的工作。助手之一，就是费梁。刘承钊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事物高度的洞察力以及务实考察的求实态度，都让费梁十分敬佩。在刘承钊、胡淑琴等老一辈学者的熏陶培养下，费梁亦逐渐成长为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专家。
尽管刘承钊先生有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依然放不下他钟爱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事业。费梁回忆说，1965年夏，已经65岁的刘承钊先生又一次提出要和年轻学者一道搞野外调查，而且是去偏远的大凉山。
“起初我们都劝他不要去了，那里太艰苦，他毕竟已经年过花甲。”费梁回忆说，“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他的执着和坚持。他和我们一起出发了。一路上，刘承钊先生兴致勃勃，给我们传授野外采集的经验和有关知识，对各种环境中的两栖类都讲解得十分详细，让我深受教益。到达大凉山后他特别高兴，无比感慨地说：‘现在这里的情况，和我1942年第一次到大凉山时比，已经好多了。’”
接着，他给大家讲述了自己23年前随一个医疗组到大凉山“冒险”采集标本的经历。
大凉山是彝族同胞集居的高寒山区，海拔2000～4500米。进入大凉山区采集标本是非常危险的。但刘承钊依然勇敢前往，在环境极为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每天只能以土豆、荞麦充饥。当时彝族山寨房屋简陋，屋中只有一个火坑，没有床铺，彝族同胞夜间就蜷曲在火坑边睡觉。刘承钊丝毫没有退缩，他白天坚持工作，夜晚常露宿于荒山野岭，他实在是被那里丰富多样的蛙类迷住了，忘记了寒冷、饥饿和危险。
由于在高寒山区工作耗费体力太大，工作时间又长，以致刘承钊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良，体质不断下降，他终归还是病倒了，染上了可怕的斑疹伤寒。当时医疗组的条件极差，只好请人用木棒捆成担架，经两天的长途跋涉，将刘承钊抬到西昌。当时他已昏迷了7天，生命垂危。后经近两个月的治疗，病情稍稳定才回到成都。可以说，那次野外考察，刘承钊差一点就献身于大凉山了。
刘承钊先生的讲述，让费梁等青年学者深受感动。老一辈科学家为了事业不畏艰苦的精神，就这样点点滴滴地传承。到达越西县普雄镇后，费梁和刘承钊先生就分开了，刘承钊去了西昌至攀枝花一带，费梁则和另一位同事江耀明，在越西县普雄镇地区搞野外调查，长达两个月之久。
刘承钊对我国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动物区系极感兴趣。这里的两栖爬行动物极其丰富，很多尚无人所知。他说：“如果我这一生，能把世界瞩目的我国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两栖动物分类真正搞清楚，那就是我对祖国、对学术界做出了贡献。”源于此，1973年，刘承钊以73岁的古稀之龄，再次提出去西藏高原考察，后经体检被医生劝阻未能成行。
但他仍不甘心，又一次前往四川省宝兴县境内，攀登了夹金山，经过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任务。考察归来，他很是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表现出一位科学家老骥伏枥、献身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事业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