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承钊祖籍山东，1900年9月5日生于山东泰安。

他的这个生辰年份让我在整理资料时，感觉非常好记。世纪之初出生，接下来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他的年龄，比如1922年考入大学，那就是22岁；1976年去世，那就是享年76岁。

刘承钊原名为刘承诏，为何将“诏”改为“钊”，是他自己改的还是他人改的，我很好奇。但费梁老师也不清楚，无处查证了。

刘承钊出身于耕读世家。所谓耕读世家，即种地兼教私塾。他的父亲刘兴灿，是泰安大堰堤庄的一个农民，同时也是私塾先生。由此判断，刘承钊爷爷那一辈还算富足，还能让孩子读书。

刘兴灿育有三子，刘承钊是长子。刘承钊幼年时期读过私塾，13岁进入泰安萃英小学，之后又进入泰安萃英中学，因家境贫寒，他读书之余还要兼做扫地、打钟等杂活。即使如此还是时读时辍，中学阶段他曾两度辍学，到泰安博济医院做护理工作以帮补家用，一直到22岁才高中毕业。当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孩子能高中毕业已经不易了，22岁也不算晚。

高中毕业后，刘承钊考入了北京汇文学校预科，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心理学系。但一年后，因为对动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转入了生物系。在生物系系主任胡经甫、知名学者李汝祺教授的熏陶培养下，开始踏入动物研究领域。

这段经历让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在读心理学的时候，对动物学产生了兴趣呢？是他身边有什么爱好动物的人，还是他读到了什么有趣的书？照理说心理学和动物学，还是很有距离的呀！

我反复查找资料，只找到一条线索：刘承钊童年时痴迷于青蛙，以至于人称“青蛙迷”。看来，这就是原因了。一个童年的爱好，就会影响一生？作为心理学，这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1927年，刘承钊从燕京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显然他是个学霸，两年后便获得了硕士学位。

1929年，燕大毕业后的刘承钊，应聘到沈阳的东北大学生物系任讲师。那时他已意识到，我们国家是一个两栖爬行动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不能眼看着国外学者拿走物种进行研究，他认为那样是中国的耻辱。他便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对我国北方两栖爬行动物进行调查，并对我国北方部分蛙类和蟾蜍的第二性征与性行为等进行研究。那个时期我国在两栖爬行动物研究方面几乎是空白。他的研究，完全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青年时期的刘承钊，就这样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然后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三省，刘承钊不愿做亡国奴，更坚定了“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之志。他回到了燕京大学任教。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在美籍教授博爱理（Alice M. Boring）女士的指导下，继续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并与博爱理教授合著了《中国北方两栖爬行动物手册》一书，于1932年出版。

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北平（现北京）也危在旦夕。刘承钊担忧自己的事业会中断，在博爱理教授的推荐下，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刘承钊来到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师从康奈尔大学赖特（Albert H. Wright）教授，主攻两栖爬行动物学。为了在获得资助的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博士生课程及学位论文，他非常勤奋刻苦，成绩也十分优异，深受导师赖特的赏识。赖特对他的评语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学生”“是我所遇到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并在评语单上的最高档次excellent（出色）之前加上very（非常）一词。

由此可见，刘承钊当时的学业有多么优秀！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的1934年春，刘承钊如期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里我又有些不解了，为什么研究两栖动物，却是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呢？

我就此询问了费梁老师，费梁老师说，可能是翻译错误，应该是理学博士学位。

如此，就好理解了。

刘承钊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两栖动物的，题为“中国蛙类和蟾蜍类的第二性征”，此文系统地记述了我国蛙类和蟾蜍类63个种的不同类型的第二性征，并附有12个图版，探讨了这些蛙类与蟾蜍类的生活习性、繁殖行为、和生殖隔离有关的适应现象，并做出了较为完善的解释和规范化的描述。

刘承钊的这一论文，被选入康奈尔大学的学位论文集。他因学业成绩优异，荣获了科学和教育两项金钥匙奖，并被选为美国Sigma-Xi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

刘承钊立志学成后回国，为祖国的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做贡献。在回国之前，他抓紧时间到华盛顿等地参观考察，又取道欧洲，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博物馆，查看了保存在那里的中国标本，并特别观察了模式标本。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研究，几乎都由这几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越俎代庖了，他们在中国零星收集一些标本，就发表了50余个新种。这些发表出来的新种既不全面，也缺乏阐释和说明。

刘承钊深有感触地提出：“在中国应该全面进行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用第一手资料来充实和发展这门学科，对国外学者在分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予以澄清，开拓这一领域。”

1934年秋，刘承钊回到阔别两年多的祖国，继续从事两栖爬行动物学的研究。他被教育部聘为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从那时起到1937年离开，两年中他利用课余时间，先后对北方草蜥、虎斑游蛇、滑蜥、鳖的生活史以及北方狭口蛙的骨骼进行了解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科研论文。尤其对无尾类的第二性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无尾目的声囊类型》一文，在系统比较研究了他曾在世界各地观察到的544种蛙类标本的声囊形态后，根据声囊孔的位置、形态及其变异和过渡类型等，将其归纳为7个类型，首次提出声囊的形态可作为划分原始声囊类型的依据，对声囊之有无和类型与系统发育关系有无相关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35年，他还发表了《无尾两栖类的一种新的第二性征——雄性线》一文。雄性线特征是他在国内解剖狭口蛙时发现的，此后他在世界各国博物馆观察共计553个种，分隶91属的蛙类标本及活动物后才正式发表这篇论文。这一显而易见的雄性线在过去竟然被各国众多的形态和解剖学家所忽视。因此刘承钊的这一发现，即在繁殖生物学与性行为的研究中发现雄性线，引起了国际动物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而且在研究蛙类的第二性征及物种分类鉴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对以上所表述的学术成就我不太明了，也是照抄照搬，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刘承钊当时所做的研究，不仅为我国的生物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生物学领域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