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绵延5000多年的中国绘画史上，唐宋属于巅峰时期，它所创造的辉煌成就，生动地体现了“艺术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师”和“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足以标程百代，为后世所难以企及。进入明代隆庆、万历之后，伴随着个性的解放，个人中心取代了“天下为公”，“我用我法”颠覆了“见贤思齐”，对这一段画史的评价，便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简而言之，便是唐宋的绘画，在功能上强调社会教化，包括直接的“成教化，助人伦”和间接的“粉饰大化，文明天下”，而没有凸出自我的价值；在技法上强调客观的再现，而没有凸出主观的表现——所以，它是“落后”的，而不是“先进”的，只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价值。自然，隆万之后的明清绘画，体现了“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和“审丑才是真正的审美”，才是自我的、主观的、先进的艺术。对这样的观点，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深信不疑的，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明清绘画的沉潜，更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各方面的际遇，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开始引起我对这一似乎合乎科学的“进化论”的结论做出更深刻的反思和质疑。这便是我90年代后一直倡导的“晋唐宋元传统论”。

虽然，“明清传统论”是基于对“晋唐宋元传统论”的否定，但我所倡导的“晋唐宋元传统论”却并不是基于对“明清传统论”的否定，它的要义有三：

一、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明清传统固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晋唐宋元传统同样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一个传统否定另一个传统；

二、明清传统和晋唐宋元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明清传统对于中国画的可持续发展仅具特殊性，而晋唐宋元传统对于中国画的可持续发展却具有普遍性，不能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

三、在晋唐宋元传统中，唐的人物画，宋的山水、花鸟画均达到了最高峰，而晋的人物画即将登上最高峰，元的山水、花鸟画开始从最高峰上走下坡，因此，晋唐宋元传统也可以简称为“唐宋传统”。

今天，中国画的唐宋传统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重新回顾我20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就别有一种欣慰之感。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张天志先生的策划，邀我从历年所撰研究宋代绘画的论文中选出10篇，合为一集，我理所当然地表示十分的感激，并愿意做出积极的配合。

本书中所选的10篇论文，大都属于我早期的个案研究，它们明显有别于我在近10年间所撰倡导唐宋传统的论文的一般研究。这个“蓦然回首”的发现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似乎是一种巧合，怎么早年多做个案研究而近期多做一般研究？但细细想来，也恰好印证了人类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离开了对于个别的认识，一般的认识便成为空中楼阁；而不能上升到一般的认识，个别的认识便只能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重新整理这10篇论文，发现其中的论述还有许多不尽周到之处，借此结集出版的机会，略微做了少许非原则性的修订，至于原则性的问题，即使今天的认识已不同于当时，也一仍其旧。文后附以撰写年份，但编排的次序并不以撰写的先后，而是以所涉内容的先后为序。附以撰文的年份，是为了表明我对于宋画认识的与时而变；序以所涉内容的先后，是为了便于读者认识宋画的与时而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几篇论文的撰写中和发表后，曾得到诸多老一辈书画家、学者的指教、肯定，包括谢稚柳先生、陈佩秋先生、王伯敏先生、陆俨少先生、唐云先生、王朝闻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启功先生、杨仁恺先生等。对他们，我永远地怀有感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