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传略

1864年1月1日，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星斗塘的一个齐姓农民家里，他们的长子出生了，取名纯芝，这就是后来的齐白石。

村童、塾童、学徒

纯芝的“纯”字是齐家排辈排下来的，平时父母都叫他阿芝。他最早的号叫渭清，祖父给他取的号叫兰亭。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名字齐璜，是他27岁时老师给取的；老师还给他取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后来他自己简称“白石”，又称“白石翁”“白石山翁”。由于人们习惯叫他“齐白石”，久而久之，他也就自称“齐白石”了。他一生自起的别号很多，有“情奴”“无党”“木人”“木居士”“老木”“老木一”“星塘老屋后人”“杏子坞老农”“湘上老农”“江南布衣”“寄幻仙奴”“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齐大”“齐伯子”“老齐郎”“老白”“白石老农”“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借山老人”“三百石印富翁”“千石居士”“一粟翁”“饭老”“汗淋学士”等。这些别号，和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都密切地联系着。

齐白石祖上原居江苏砀山，明代永乐二年迁至湘潭，历代务农。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亩水田，几间茅屋。为了吃饱饭，祖父和父亲除了在自己田里劳作，还要外出打零工。齐白石有一方印“星塘白屋不出公卿”，指的便是这种家史和家境。不过，这个贫穷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祖父万秉公，性情刚直，在乡里敢于说公道话，打抱不平，乡亲们称赞他是“走阳面的好汉”。祖母温和谦让，又能吃苦耐劳，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着孩子下地干活。父亲齐以德安分守己，老实怕事，受了冤枉也只是忍受，从不和人计较争辩。母亲和父亲正相反，她既能干又刚强，只要自己有理，就不肯受欺侮；平时处事得体，待人和善；家里各种劳作和杂务，如种麻织布，养猪养鸡，也都是她一手操持。

幼年的阿芝体弱多病。祖母和母亲四处求医问药，甚至烧香许愿，求仙拜神。直到4岁那年冬天，阿芝的身体才慢慢好起来。虽然债台高筑，全家人还是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轻松了许多。在天气寒冷的日子，祖父用他那件脱了毛的老羊皮袄把孙子裹在胸前，用铁钳在柴灰上写出一个“芝”字，并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齐白石由此开始了学字。齐白石晚年曾画过一幅《霜灯画荻图》，题诗道：

我亦儿时怜爱来，题诗述德愧无才。

雪风辜负先人意，柴火炉钳夜画灰。

到7岁时，祖父把所认识的三百来个字都教给了他，再也无法当他的老师了。恰好齐白石的外祖父要在临近的枫林亭蒙馆授课，母亲就把平日椎稻草积攒的几斗谷换了纸笔，于是他转年上了村塾。外公教的是《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有三百字的根底，再加上天性聪明，阿芝学得又快又好，特别是《千家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快就背得烂熟。除了背书，外公还教他们在描红纸上写字。写字写腻了，他就用描红纸偷偷画起画来。老渔翁、花草虫鱼和鸡鸭牛羊，都是他描绘的对象。他越画越有兴趣，新换的写字本，不几天就撕完了。外祖父发现他在描红纸上涂画，便呵斥他不干正事，并用朱柏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来教导他。但他抑制不住画画的兴趣，便找包皮纸来画。这在白石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他还常把包东西的纸收起来，高兴时就在上面作画。他曾在《三省图》上题曰：“不弃家乡包物纸也。”(1)

当年秋，因为收成不好，他失学了。9岁的孩子，开始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打柴，牧牛，拣粪，照看两个小弟弟。上山打柴，他能和小朋友们玩耍，牵牛牧放，还可以得空念书。在蒙馆时，外祖父教了他半部《论语》，放牛时，他时常绕到枫林亭请教，居然把另半部学完了。有时在山上读书，竟忘记了砍柴、拣粪。一次，祖母对他说：“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从这以后，他放牛、砍柴时，总是先把书挂在牛角上，把活做好了再读。他晚年有一方章“吾幼挂书牛角”，又有“牛角挂书牛背睡，八哥不欲唤侬醒”的诗句，便是回忆这段童年经历的。

13岁始，阿芝开始学习扶犁、插秧、耘稻。但他从小体弱，力气小，总是累得受不了，难胜其任。一家人商量要他学一门手艺。15岁上，他跟本家叔祖齐仙佑学“粗木作”，以盖房子立木架为本行。可阿芝哪里扛得动又高又大的木檩呢？齐师傅说“太不中用”，便把他送回家了。后来，又拜一位名叫齐长龄的木匠为师，这位师傅待他很好，让他慢慢练力气。有一次，他看见师傅对做细活的木匠很为恭敬，并说做粗活的人不能和他们平起平坐。阿芝听了很不服气，决心改学“小器作”。第二年，恰好有名的雕花木匠周之美要领个徒弟，一说成功，他就正式拜师学雕花手艺了。周之美以平刀法雕刻人物，在白石铺一带堪称绝技。他见这个徒弟又聪明、又肯钻研，十分高兴，就把全部技艺传授给他。1881年，阿芝19岁，学徒期满，家里择了一个好日子，请了几桌客，把出师和“圆房”合在一起庆贺。原来在阿芝12岁那年，家里就给他娶了一个童养媳，因为年龄小，两人不能一起生活，等长大后要举行“圆房”仪式，方能住到一块。妻子名陈春君，长他1岁，是个十分能干的女人，虽是包办婚姻，却能鱼水和谐。出师和成亲，意味着阿芝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木匠、画匠、白石山人

刚出师的阿芝，还跟着师傅做活。湘潭一带树木多，各种木器家具流行。有钱人家的婚嫁喜事，雕花的床橱妆奁是少不了的。靠着周之美的大名和他的精湛技艺，“芝木匠”渐渐在百里之内出了名，主顾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就自己承担活计，独立作业。雕花得来的工资，全数交给母亲，贴补家用，但家中弟兄多，他这点工资只能小补，家里还是经常闹饥荒。于是他又利用闲暇，用牛角等材料，雕刻既实用又好看的烟盒子之类的小东西，托杂货铺代卖，以解柴米之困。久之，这些小雕刻的制作提升了他的技艺，大雕刻也做得更出色了。《白石老人自传》谈到这段雕刻生涯时说：

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更是陈陈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我以为这些老一套的玩意儿，雕来雕去，雕个没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等花木。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勾摹出来，都是些历史故事。……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到的，造出许多新的花样，雕成之后，果然人都夸奖说好。我高兴极了，益发的大胆创造起来。

20岁这年（1882），他偶然在一个主顾家里见到一部乾隆年间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他高兴极了，借来用半透明的薄竹纸一幅幅影勾，半年时间勾成16本。后来，又把这套画谱“翻来复去的临摹了好几遍”(2)。渐渐地，他在雕花之余，也作起画来了——主要是古装人物和神像，如八仙、美人、戏曲故事以及玉皇、老君、财神、火神、龙王、阎王等。这些画在乡里很受欢迎，画成一幅，可以得到一千来个钱。如今，他画的神像功对已难寻觅，但他所画的古装仕女人物——从中还可以看出芥子园的痕迹。

乡村雕花艺匠的社交圈，大体还是农民和工匠。20多岁的阿芝，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左满仁的篾匠。他们自童年相识，后来虽都已成家，还是十分要好。左满仁喜欢吹拉弹唱，齐阿芝能写写画画，两人常聚到一起，互教互学，自得其乐。齐白石一生喜欢看戏听曲，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分不开。做木匠时的另一个朋友叫齐公甫，是本家一位士绅的儿子，因常在他家谷仓前做活而熟悉，成为知己。后来，他应公甫之请画过一幅《秋姜馆填词图》，并有诗曰：

稻粱仓外见君小，草莽声中算我衰。

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应作蠹鱼来。

1888年，阿芝26岁，经公甫和他的叔叔齐铁珊介绍，拜在湘潭著名画师萧芗陔门下。萧芗陔名传鑫，湘潭朱佃人，纸扎匠出身，能诗会画，画肖像号称湘潭第一。朱佃离白石铺百余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阿芝打着雨伞，穿着木屐，提着礼物，步行到朱家拜师。萧芗陔是个热情的人，不仅把自己的拿手本领传授给他，还请另一画像名手文少可给予他指点。当时在各地流行的肖像画法有两种，一是传统的勾勒填色法，一是融合了西方素描的擦炭法或水彩法。从留存的齐白石早年画像作品可知，他学了擦炭法，也学了传统工笔方法。以略见明暗的炭条或炭粉画颜面五官（有时还罩以淡墨），以勾勒填色的方法刻画服饰，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是他惯用的。那时候，照相尚不盛行，乡里有钱的人喜欢画小照，死者则画遗容。画像比做木匠自由轻松，挣钱也多，他想渐渐丢开斧凿，以画像谋生。

第二年初春，他遇到一个使他改变了生活道路的人——胡沁园。胡沁园（1847—1914），又名自倬，字汉槎，号钝叟，人称寿三爷，是湘潭竹冲韶塘有文化的士绅，雅好助人，能书画，好收藏，结交朋友甚多。一次，阿芝在离韶塘不远的赖家垅做雕花活，休息时画了几张画，被胡沁园看到，以为大可造就，收为弟子。胡沁园还让他拜了自己家延聘的老夫子陈作埙为师，读书学诗。两位老师为他取名曰“璜”，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胡沁园教他画工笔花鸟草虫，陈作埙教他读《唐诗三百首》。仅仅两个多月，白石就背熟了三百首唐诗，使陈老夫子大为吃惊，便又教他读《孟子》和唐宋八大家散文。在两位老师的鼓励下，他又开始试着写诗。住在胡家，和老师的子侄亲戚十几人一起读书学画，白石的眼界得到了空前的开阔。胡沁园知道他家境困难，极力支持他以画养家。不久，真的放下了斧斤锯子，在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为人画像，白天外出作画，晚间读书吟诗，买不起灯油，就燃松枝照明。直到晚年，他也不曾忘记松柴当烛、苦读诗书的情景。70岁作的《往事示儿辈》诗云：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大约30岁后，白石在乡里有了画画的名声。靠了作画的收入，他渐渐改变了困难的家境。祖母高兴地说：“阿芝，你倒没有亏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在锅里煮了！”祖母的话，使他感慨万千，就写了“甑屋”两个大字挂在家里。事隔30年，他在北京又布置过一间以“甑屋”为名的书斋，并在斋名匾额上题了一篇《甑屋记》，记述祖母说过的锅里煮文章、煮画的两段话，然后写道：“忽忽六十一矣，犹卖画京华，画屋悬画于四壁，因名其屋为甑。其画作为熟饭，以活余年，痛祖母不能同餐也。”

胡家黎家、龙山社长、湘绮门下

自拜师萧芗陔、胡沁园，用画画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齐白石，虽然还像木匠那样走村串户，却迅速改变了人际关系，进入了以当地儒士缙绅和他们的子女为核心的文化圈。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正是这样的文化圈，规范、维系着一个有序的民间社会和传统。湘潭自明季以来，便是湘南水运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其盛时，“帆樯舣集连二十里”“街衢三重，长十五里，尽海内所同有”。而自唐宋以来，又以文藻胜。清代“县自嘉庆以前，科第甲于长沙，咸丰以后，六艺抗于九府”。自曾国藩出，湖南士子文人从政者、从军者、倡言改革者、革命者以及赴海外留学者几乎甲于九州，而湘潭则甲于湖湘。齐白石在湘潭从事艺匠活动的百余里内，与两个大家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即胡家和黎家。黎锦熙《齐白石年谱》光绪四年事略按：“陈家垅及竹冲一带，胡姓聚族而居，大都巨富，为宋胡安国后，与黎姓通婚姻。白石少时，于两家因缘最深。”胡家，首先是胡沁园。其周围聚集了一批以亲友为主的乡村文化人。胡沁园的外甥王训在《白石诗草跋》中说：

胡君沁园，风雅士也，见君（指白石——引者注）所作，喜甚，招而致之，出所藏名人手迹，日与观摩。君之画遂由是孟晋，有一日千里之势。沁园好客，雅有孔北海风。同里黎君松安、雨民，罗君真吾、醒吾，陈君茯根，及训辈，常乐从之游。花月佳辰，必为诗会。……当是时，海宇升平，士喜文宴，同志诸子遂结社于龙山，酣嬉淋漓，颠倒不厌。其一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3)

王训提及了黎家二人、罗家二人，陈家一人和他自己。其中，黎雨民和王训本人是胡沁园的外甥，罗醒吾则是沁园的侄婿。他没有提到的还有胡沁园的长子胡仙谱、侄胡立三、堂侄胡廉石，本家胡辅臣、胡石庵父子，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齐白石的朋友。血缘亲族之间的关联，以及具有亲族模式的同乡、同门关联，在中国农村总是得到更多地强调。齐白石一生都重视这种关联和情谊。诗社文宴，作为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联谊方式，原本是与齐白石这类民间艺人无缘的。但由于与胡沁园的师生关系，他迈进了这个圈子，进入了诗社文宴者群，并从此一步步改变了生活情趣和道路。

与白石相关的湘潭黎家有两支，一支为长塘黎家，一支为皋山黎家。长塘黎家即白石好友黎松安家。松安的父亲黎葆堂，曾任四川学政、安徽盐运使。松安是家居的秀才，他的8个儿子均有成就，号称“黎氏八骏”——著名学者黎锦熙便是“八骏”之首。皋山黎家则是白石好友黎承礼（薇荪）、黎丹（雨民）、黎戬斋（泽泰）家。薇荪之父黎培敬曾任贵州巡抚，一家几代人都善诗书。齐白石最早学刻印，就是在黎松安和黎薇荪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的。(4)

1894年，王训发起组织了龙山诗社，齐白石被推为社长。他在自传中说：“他们推举我做社长，我怎么敢当呢？他们是世家子弟，学问又比我强……我是坚辞不干。王仲言对我说：‘濒生，你太固执了！我们是论齿，七人中，年纪是你最大，你不当，是谁当了好呢？我们都是熟人，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你还客气什么？’……我无法推辞，只得答允了。”次年，黎松安在长塘也组织了一个诗社，取名“罗山诗社”。龙山诗社的人也都加入进去。龙山与罗山两地相隔五十余里，大家跑来跑去，兴致极高。后来，齐白石在写给黎松安的信中曾回忆过这段往事：

回忆二十年前，与公频相晤时，退园、云溪，多同在座。坐必为十日饮，或造花笺，或摹金石，兴之所至，则作画数十幅。日将夕，与二三子游于杉溪之上，仰观罗山苍翠，幽鸟归巢；俯瞰溪水澄清，见蟛蜞横行自若。少焉，月出于竹屿之外，归诵芬楼促坐清谈。璜不工于诗，颇能道诗中三昧。有时公弄笛，璜亦姑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当时，人窃笑其狂怪，璜不以为意焉！

璜本恨不读书，以友兼师事公。恒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闻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窃以为物各有俦，得与有道君子游，安知其不造君子之域，故尝以得从公友为自幸焉。

——与黎大培銮书，约1913年

“得与有道君子游，安知其不造君子之域”——对白石来说，这与游的“有道君子”，即以胡、黎两家为中心的师友，他们正是湘潭民间社会文化圈里的精英人物。所谓“造君子之域”，就是进入士夫文人之林，或具有他们那样的学问、修养与情志。自进入这个圈子，齐白石开始学习何绍基的书法和钟鼎篆隶，继而学习篆刻，最初的老师，便是诗社内外的朋友王训、黎松安、黎薇荪、黎铁安等。约35岁即1897年，白石到湘潭县城为人画像，又认识了两个新朋友：郭人漳（？－1922，字葆生，一字葆荪，号憨庵）和夏寿田（？—1935，字午诒，号天畸）。郭是清代著名将领郭松林之子，湘潭人；夏是桂阳名士，晚清翰林。他们后来对齐白石出门远游及定居北京帮助很大。37岁即1899年，齐白石由张登寿（仲阳）引见，拜在王闿运门下，从而使他的交游圈得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扩大。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号湘绮，湘潭人，咸丰举人，曾入肃顺家教读，参曾国藩幕，后主讲尊经书院、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出任翰林院检讨，民国后一度出任国史馆馆长；近代著名经学家、诗人，多著述，门生遍天下，且多知名者。王作为一代名儒和德高望重的诗人，对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弟子并无多少具体的指导，但他同意其入门这件事本身，却对齐白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石远游和立足北京，都得到了王氏同门的关照与支持。

1900年，38岁的齐白石已有两儿两女，三代同堂的星塘老屋有些拥挤了。恰好有个江西盐商请他画南岳全景，共6尺12条，意外地得到了320两银子。他拿这钱租典了离白石铺不远的梅公祠。在梅花正开的雪天，与妻子儿女搬入新居。附近多梅树，他就把梅公祠称作“百梅书屋”，还新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秋风夜雨，助添诗思。他曾有诗纪其事：

最关情是移旧家，屋角寒风香径斜。

二十里中三尺雪，余霞双屐到莲花。

廿年不到莲花洞，草木余情有梦通。

晨露替人垂泪别，百梅祠外木芙蓉。

百梅祠离星斗塘不远，白石夫妻经常回家去看望父母，一路水塘荷花。他也有诗咏赞道：“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对自己的新生活，他感到很满足。

家庭画师、代笔者、萍翁

1902年，刚有了第三个儿子（齐子如）的齐白石，在朋友夏午诒、郭葆生的督促和安排下，第一次走出湖南，远游西安。那年，夏午诒在陕西，要请白石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先给他寄来了束脩和旅费。同在西安的郭葆生特意写了一封长信，劝齐白石改变“株守家园，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以远游开阔眼界与心胸，促进画境。他动了心，便于10月初北上，12月中到西安。一路上虽辛苦，却画了不少写生。快到西安时作了《灞桥风雪图》，并题曰：“蹇驴背上长安道，雪冷风寒过灞桥。”

在西安教画之余，他同朋友们游历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认识了陕西臬台、著名诗人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又别号樊山）。樊山很欣赏齐白石的艺术才能，为他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还说进京时，要推荐他进宫当内廷供奉。他却说：“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画刻印……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1903年3月，他随夏午诒一家赴京，临行前再游大雁塔，并写了一首诗抒怀：

长安城外柳丝丝，雁塔曾经春社时。

无意姓名题上塔，至今人不识阿芝。

从西安到北京的路上，齐白石画了《华山图》和《嵩山图》。进京后，除了教画、刻印之外，他常去逛琉璃厂，看古玩字画，或到大栅栏一带听戏。在夏午诒等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湖南同乡曾熙（1861—1930，号农髯，清末民初书法家）、江西书家李瑞荃（号筠庵，著名书法家李瑞清之弟），会见了同门杨度（1874—1931，字晰子，民初政治活动家，湖南湘潭人）等。5月，绕道天津、上海、汉口返湘。这是白石远游的一出一归。

1904年春，白石随王湘绮游南昌——二出二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八大山人的画鸭真迹，他如获至宝，立刻临下来作为稿本(5)。同在一起的还有王门弟子张仲飏、曾招吉。张是铁匠出身，曾一度做过铜匠，加上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号称“王门三匠”。王湘绮名声大，慕名拜访的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很多，张、曾喜与周旋，白石则避在一边。对此，王湘绮颇能理解，他这年写的《白石草衣金石刻画序》就描述道：

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名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座密谈时，生客至，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

齐白石认为老师这段话写得很真实，他后来题画常写的“八哥解语偏饶舌，鹦鹉能言有是非”两句诗，则是对这种性格的自我解释。

1905年7月，广西提学使汪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邀白石游桂林。白石早就向往桂林山水，欣然前往。“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几十年后，他回忆这段游历时，还这样感慨地说。《忆桂林往事》诗写道：“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备小游。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在游历过程中，他作了许多写生画稿，特别画了一幅《独秀山图》，刻画峰独如碑，山顶灯树晰然可见，正所谓“一竿灯火乱星辰”。桂林景色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孤峰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20世纪20年代，当有人说他的山水画没有师承，是“野狐禅”时，他写诗回答道：

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

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

在桂林，齐白石挂出樊樊山为他订的润单，刻印收入居然很好。那年，恰好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字松坡，著名将领）从日本回来不久，在广西训练新军。从事反清革命、一度化装成和尚的黄兴（1874—1916，湖南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号杞园，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在桂林。因同乡之谊，均与白石相交往，蔡锷曾想高薪聘他教部下学画，白石怕招惹是非，婉言拒绝了。自桂林分手后，彼此再无联系。

1906年初春，他的四弟纯培和长子良元偷偷从军到了广东钦州。家中来信要他速去追赶。他便从桂林取道梧州、广州到钦州，原来他的朋友郭葆生做了钦廉兵备道，把纯培他们叫了来。郭葆生素喜书画，也能画几笔花鸟，索画的人很多，他就以丰厚的润资，请白石代为捉刀，间教其如夫人学画。郭葆生所收藏八大山人、徐文长、金冬心等人的作品，尽都让白石临摹了一遍。到秋天，才返回湖南——这是白石的三出三归。

回家后，因梅公祠典期届满，他就在风景秀丽的余霞峰山脚下买了一所旧式三开间两头出横屋的有楼瓦房，20亩水田。他将房子翻盖一新，取名“寄萍堂”，书房命名“八砚楼”，除大堂屋、卧室、厨房外，还辟了画室、有隔扇的过道和可以养花种草的天井，亲自做了画案和家具。门前屋后栽了梅树、芙蓉和各种果木。年底，长孙秉灵出生，因移居新宅不久，取名移孙。邻居们见他修宅添孙，都祝贺说“人兴财旺”，他也感到十分的自足。

1907年，他又按约赴钦州，继续在葆生处代笔、教画。这次，他随葆生游了肇庆、鼎湖、端溪、东兴，并过北仑河，游览越南山水。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有人拿着荔枝换他的画，还有一位歌女亲自剥皮给他吃。自此以后，白石就开始画荔枝了。这一年至冬天回家，是为四出四归。

1908年，在广东同盟会做秘密工作的罗醒吾约白石到广州去玩。春往秋返，在广州住了约半年。他照例挂了润单刻印卖画。其间，醒吾托他为同盟会传递文件，他以卖画的名义行事，倒也从没有出过差错。是为五出五归。

1909年2月，再应郭葆生招请赴钦州，乘江轮经长沙、汉口、上海转道海上赴香港，再经海口至北海、钦州、东兴。仅半年时间，就刊印280余石，作画250余纸(6)。7月底，经梧州、广州再绕海路到上海，下榻上海新洋务总办汪颉荀公馆经月，游园观剧，寻书访画，至9月底方归湘。是为六出六归。(7)

从1902年到1909年，前后8年间，齐白石游历了西安、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桂林、汉口、广州、香港、钦州、北海、东兴，经过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河北、江苏、安徽、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浏览了名山大川，体味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结交了许多朋友，临摹了不少名人字画，开阔了眼界与心胸，这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远游间所得较为丰厚的收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的贫困生活。但远游和远游中获得的晋升机会却没使齐白石动心。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眷恋着家乡、父母和妻子儿女，近10年“门前鞍马即天涯”的漂泊生活，已经使他感到身心俱倦。1909年最后一次远游临行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七律：

嫁人针线误平生，又赋闲游万里行。

庾岭荔枝怀母别，潇湘春雨忆儿耕。

非关为国轮蹄愧，无望于家诗画名。

到老难胜飘泊感，人生最好不聪明。

——《应郭观察人漳相招东粤旧游口占》(8)

人生总是悲喜相生，在两难境中前行。对白石来说，远游也是如此。他为自己取号“萍翁”，是喜，是悲，还是兼而有之呢？

寄萍堂、梨花小院、蠹鱼虫

茅屋雨声诗不恶，纸窗梅影画争妍。

深山客少关门坐，老矣求闲笑乐天。

——《萧斋闲坐》

1909年至1917年，齐白石居家，过着半农民半文人的乡居生活。他已无衣食之忧，不再东奔西跑刻印卖画。他自感虽然走了万里路，却没有读万卷书，于是闭门不出，“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9)

乡间宁静，心境平和，诗作多，画作也多。他有时也参加植种果蔬的劳作，与儿孙共享田园与天伦之乐。他在《种菜》诗中写道：

白头一饱自经营，锄后山妻手不停。

何肉不妨老无份，满园蔬菜绕门青。

偶尔客至，他便“沾露挑新笋，和烟煮苦茶”，请他们“小住看梨花”。他满足于“落日呼牛见小村，稻粱熟后掩蓬门”的山村生活，而不理会小园之外的大事情。(10)黎锦熙说：“大约清末民初数年间是白石乡居清适，一生最乐的时期。他那时也实有‘终焉’之志。”(11)《自夸》诗曰：

诸君不若老夫家，寂寞平生敢自夸。

尽日柴门人不到，一株乌桕上啼鸦。

在这10年里，中国发生了秋瑾的起义与就义，广州黄花岗的战斗，帝制的崩溃与民国的诞生，宋教仁的被刺和袁世凯的称帝……他的师友、熟人如王湘绮、夏午诒、郭葆生、杨度、罗醒吾、谭组安、蔡锷、黎雨民等，或革命或保皇或弄权，都被卷入了整个中国变革的大潮，他却在潮涌之外，过着写诗作画、种菜浇果、自足自乐的清平日子。可以说，远游扩展了他的眼界与胸怀，却没有改变他“白头一饱自经营”的农民理想。

1910年，他把远游期间所得画稿整理重画，完成了50余幅《借山图》卷的创作。这套作品以写生为依据，但又并非真实景色的模拟；运用了传统的笔墨方法，但没有依靠过去所学的山水画程式。他自己题诗曰：“自夸足迹画图工，南北东西尺幅通。却怪笔端泄造化，被人题作夺山翁。”这一年，他还创作了组画《石门二十四景》。他的好友胡石庵请王训把石门一带景色拟为二十四题，请白石作画。他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几易其稿，才得以完成。这套组画与《借山图》卷的不同处，是它并非来自写生，而是根据命题创作。在同样大小的幅面上构思24幅不同的景观，需要丰富的想象和构图能力。两部组画，是齐白石中年山水画的代表作，标志他远游之后在艺术上获得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人物画，以写意或半工写为特点，造型多由芥子园变化而来；花鸟画以写意方式为主，并开始摹学八大的简笔大写意和金农的墨梅。有时还应邀为朋友或友人的家人画像——如1911年春，谭组安请他去长沙，在荷花池为其先人和故去的四弟画像。

1913年，51岁的齐白石已是三个儿子的父亲。这年9月，他将历年积蓄分给儿子们，让他们分炊自立。次子良芾刚满20岁，以打猎为生，生活有些困顿，10月里病了几天，竟意外地去世了。白石伤痛之余，深悔不该急于分炊。他作了一篇祭文，记述良芾的品德、性格、父子情深的关系和病逝经过，最后写道：

悲痛之极，任足所之，幽栖虚堂，不见儿坐；抚棺号呼，不闻儿应。儿未病，芙蓉花残；儿已死，残红犹在。痛哉心伤！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药不良，至于如此……(12)

再一年夏，白石五弟纯楚病逝，不几天，恩师胡沁园也逝世了。他悲痛之余，画了20多幅胡氏生前喜欢的画，裱好装在亲自糊好的纸箱内，送到胡沁园灵前焚化，又作了14首悼念诗。诗中回顾了20多年里胡沁园对他的恩惠和教导，以及他们师生间深厚的情谊。最后两首是：

廿七读书年已中，愿余流亚蠹鱼虫。

先生去矣休欢喜，娴也无人管阿侬。

学书乖忌能精骂，作画新奇便誉词。

惟有暮年恩并厚，半为知己半为师。

他又作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衣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份，一生常笑折腰卑。”他后来在自传中说，这挽联挽的虽是沁园师，实在也是他的“自况”。

1916年，85岁的王湘绮逝世。辛亥春（1911），王湘绮还在长沙招白石到瞿鸿机（字子玖，曾任清末军机大臣）家的超览楼，参加赏樱花、海棠的雅集，并命他画《超览楼禊集图》。图尚未成，命题人已逝。他非常难过，专程去哭奠了一场。(13)

丁巳劫灰、槐堂卧游、窜逃京华

大约在1916年，齐白石在乡间安居的生活被打乱了。湘潭地区常有军队交战，土匪乘机四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14)1917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兵乱，城乡有钱人纷纷外逃。“月黑龙鸣号夜乌，一时逃窜计都无”（《兵后杂感》），在进退两难之际，樊樊山来信劝他避居北京，卖画自给。他携着简单行李，抱着一试的心情，于5月中旬第二次来到北京。不料进京不到10天，便遇张勋复辟之变，他随郭葆生一家躲到天津租界避难。6月返回后，先住郭葆生家，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与同乡杨潜庵同住。他在琉璃厂挂起卖画刻印的笔单，但无人知道齐白石为何人，他模仿八大山人简笔画法的作品也与流行的风格相左，生意很是清淡。他有诗纪其事曰：“大枝粗枝亦写生，老年一笔费经营。人谁替我担竿买，高卧京师听雨声。”（《杂感》之一）

享誉京师的著名画家陈师曾（1876—1923）在南纸店看到齐白石的刻印，十分赞赏，便到法源寺访他。他拿出自己的《借山图》卷请师曾鉴评，师曾即写了一首诗相赠：

昔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师曾肯定齐白石不同流俗的绘画，支持他走自己的路。这大合齐白石意，两人遂成莫逆。白石常到陈师曾的槐堂书屋，讨论艺术上的问题，请师曾给自己的画提意见。他虽年长12岁，但深感学问、见识不如师曾，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师曾本人的绘画，从沈石田的粗笔风格和石涛、吴昌硕等强调个性与生命表现的画家求借镜，纵横勾斫，气势强悍，理论上则主张“宁朴勿华，宁拙勿巧，宁丑怪勿妖好，宁荒率勿工整，纯任天真，不假修饰”。这些都使白石有一种志趣相投的亲切感。他离开北京时有诗道：

槐堂六月爽如秋，四壁嘉陵可卧游。

尘世几能逢此地，出京焉得不回头。

在北京，白石常与樊樊山一同看戏、叙谈。他把自己写的诗拿给樊山评阅，樊山劝他结集，并写了一篇序文。序中说：“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10年后，《借山吟馆诗草》印行时，便以樊山文为序。

白石在北京还认识了法源寺道阶和尚、衍法寺瑞光和尚，画家凌直支、汪霭士、陈半丁、姚华、王梦白，诗人易实甫、罗瘿公、罗敷庵兄弟和名医萧龙友等。但也有一位自命清高的名士，看不起白石的出身和作品，骂他没有书底子，诗不通画也粗野，有时当着面就讥笑他。他心里气闷，却忍着不与之争。只在纪事诗中写了“作画半生刚易米，题诗万首不论钱。城南邻叟才情恶，科甲矜人众口喧”。他的印章“君子之量容人”亦由此而来。

这一年的10月，白石返乡，茹家冲寄萍堂已被抢劫一空。他刻了一方印“丁巳劫灰之余”，盖在劫余的书画上。他写诗说：“衰老始知多事苦，乱离翻抱有家忧。相怜只有芙蓉在，冷雨残花照小楼。”（《昔感》）

第二年2月，张敬尧部占领湘潭，兵匪之乱更甚。附近的歹徒也放出风说：“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惊恐之余，他悄悄带着家人，躲到紫荆山一个亲戚家，在几间茅屋里隐匿起来。后来他曾描写那时的情状：“遂吞声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甚于枯柴者，尚多两目而能四顾，目睛莹莹然而能动也。”(15)这年7月24日，始归家居住，寄萍堂更是满目疮痍。“借山虽好时多难，欲乞燕台葬画师。”1919年初春，只身出居北京，这就是他后来常说的“窜于京华”。

1919年至1922年间，齐白石在京先后租居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观音寺诸寺庙。“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镫庵。”而后，又租住过西四三道栅栏、太平桥高岔拉的私人房屋。直至1926年底，买了西城跨车胡同15号住宅，才算安定下来。其间，于1919年秋，在朋友胡南湖和妻子陈春君的关心支持下，纳胡宝珠为副室。(16)1920年，白石携三子良昆、长孙秉灵来北京读书。是年识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著名学者林琴南。1921年冬，胡宝珠生子良迟，是为白石第四子。1922年，陈师曾应邀赴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将齐白石的画带去，他的画受到日本和国外收藏者的欢迎，卖价之丰厚，大出意料。从此白石的画在北京就卖得很多了。他写诗纪念说：“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1923年夏，好友陈师曾突然病逝，他极为震惊，很长时间陷在悲痛怅惘之中。直到晚年，还一再追忆和师曾的友谊，说“穷苦的日子里，朋辈对我帮助最大、对我友情最深挚的莫过于陈师曾，他是第一个劝我改造画风和帮助我开画展的人”(17)。

居北京的前几年，与白石交往较多且对他有所帮助的乡亲旧交，以夏午诒和郭葆生为最。他们与政界、军界有较多联系，经济条件好，有能力支持困境中的老友。1922年11月，白石得知郭葆生逝世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朋友之恩，声名之始，余平生以郭五为最。”夏午诒曾是君主立宪的积极主张者，后又入曹锟幕。齐白石1920年至1924年间与曹的书画交往，正是夏午诒牵的线。(18)

居北京初期，齐白石每年都回湘看望父母妻儿。如他在诗里描述的“燕树衡云都识我，年年黄叶此翁归”（《十出京华二绝句》）。他心悬两地，时时惦念着家乡的一切，怀念曾经拥有的宁静的乡居生活。直到1926年他的父母病逝，又买了跨车胡同的房子以后，他才在北京稳定下来。其时，宝珠已生四子良迟、五子良已。三子良琨夫妇也已在北京定居。他思前想后，刻了一方印，曰“故乡无此好天恩”。

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回湘潭老家了。

铁栅屋、寒鸟哀蛩、煮画庖

你如果走到北平西城北沟沿一带的时候，那真是十足地表现着“无风三尺土”的特色。整天不断地轰隆轰隆走着载重的大车，尘埃蔽着天……

尤其是跨车胡同里，这种凸凹不平的狭窄的路径，使你连呼吸都得停止住，就在这条南巷口的路西第一个大门里，住着大名鼎鼎的齐白石先生。(19)

跨车胡同15号的大门坐西朝东，和大门洞连在一起的三间东屋是客房，里面挂着王湘绮

和齐白石自己的照片，以及与卖画有关的说明和润格。客房西边的小院种着葡萄、丝瓜，葡萄架北面便是正房——安有铁栅的卧室和画室。齐白石有诗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

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

砚田牛未歇，落日照西厢。

他就像老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在砚田里劳作。除了接待乡亲和要好的朋友，他不大和人交往。一般求画者，都由琉璃厂南纸店代理。大门经常锁着，小院里总是静无声息。北京是画会、画家社团集中的地方，但在任何画会里你都找不到齐白石的影子，他在一方印章里声明过“一切画会无能加入”。“先生孤僻傲放……好事者列先生为北京怪人。”(20)齐白石也以怪自居。早在1926年，他就称自己、瑞光、冯臼为“西城三怪”，并画了《西城三怪图》。但北京画坛和文化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如樊增祥、林纾、金城、周肇祥、凌直支、陈半丁等，都和他有书画往来或歌诗唱酬，并不视其为怪。齐白石不改变自己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愿随同流俗，何怪之有？目其怪者不过是习惯于世俗，少见多怪而已。

齐白石把定居北京后十余年的艺术探索称之为“衰年变法”。经过变法，他创造了以红花墨叶为主要特色的花鸟画新风格，林纾把他与民国以来画坛泰斗吴昌硕相比，称“南吴北齐”，逐渐得到许多人的认可。1927年春夏之间，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聘他担任中国画教席；第二年，北平艺专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齐白石被继续聘任并改称教授；同年，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出版。10月，徐悲鸿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继续聘他为教授。(21)后来，齐白石又兼任私立京华美专教职。除学校学生外，先后拜他为师学习中国画和篆刻的个人有贺孔才、杨泊庐、梅兰芳、李苦禅、瑞光和尚、邱石冥、赵羡渔、方问溪、王雪涛、于非闇等。他有一方章曰“三千门客赵吴无”，对有众多门生感到自豪。他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教导学生，支持他们大胆创造。某些看不惯他独树一帜画风、经常投以冷嘲热讽的人，动摇不了他在画坛的地位，白石老人也不大与他们计较，不过以“君子之量容人”“流俗之所轻也”之类题跋印语略加回敬而已。

1928年，齐白石自订、手抄、影印了第一本诗集《借山吟馆诗草》。1933年，又自订排印《白石诗草二集》八卷。在后者的“自序”中，他说自己定居北京以后“以卖画刻印为活计，朝则握笔把刀，日不暇给。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谁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别离，戚友不得相见？枕上愁余，或作绝句数首，觉忧愤之气，一时都从舌端涌出”，因此诗作都是直抒胸臆，如同“寒鸟哀蛩”“鸣其所不容已云尔”。在白石诗草付印之际，许多老友、名流都题词题诗，如王训、赵元礼、吴北江、宗子威、杨圻、黎松庵、李释堪、张伯桢等。白石的印集，定居北京前曾自编过《寄园印存》（1899）、《白石草衣金石刻画》（1904年编本与1909年编本）。居北京后，又于1928年、1933年三次自编了《白石印集》。他在最后一次拓编的印谱上写道：“以上皆七十衰翁以朱砂泥亲自拓存。四年精力，人生几何！饿殍长安，不易斗米。如能带去，各捡一册，置之手侧，胜人入陵珠宝满棺。”诗歌与篆刻，也像绘画那样体现着白石的思想情感和创造力，他自己是极其珍视的。

齐白石的画雅俗共赏，深受广大收藏者和爱好者的欢迎。大约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他的画一直卖得很好。他是完全以卖画刻印维持生活的人。为此，他把自己在北京的铁栅屋也称作“甑屋”或“煮画庖”。他在住所挂的一幅告白曰：“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庚申秋七月直白。”庚申即1920年，直到30年代，这幅告白还悬在客厅里。另有“卖画与篆刻规例”也悬在室中，曰：

余年七十有余矣，苦思休息而未能，因有恶触，心病大作，画刻目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自必扣门人少，人若我弃，得其静养，庶保天年，是为大幸矣。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余不求人介绍，勿望酬谢。用棉料之纸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花卉条幅：二尺十元，三尺十五元，四尺二十元（以上一尺宽）；五尺三十元，六尺四十五元，八尺七十二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十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小者不画。如有先已写字者，画笔之墨水透污字迹，不赔偿。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十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字大者加。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十元。石有裂纹，动刀破裂不赔偿。随润加工，无论何人，润金先收。

在商品社会，画家申明自己的润格，是天经地义的事。上述齐白石卖画润格与告白，精打细算，讲钱讨价，完全撕掉了一般知识分子耻于谈利的矫情与面纱。从20岁成为“芝木匠”的时候起，他就是以艺术劳作换取生存之需，向主顾们要价的。这和另有生活来源的画家有所不同，是不奇怪的。卖画不能说对齐白石的绘画没负面影响——如重复的画幅很多，不少作品画得并不是很认真——但这并没有在总体上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没有影响他通过作品充分表现思想、情感、智慧和创造力。对能画而不能卖，或能卖画而不能保持艺术独立的人，齐白石的成功是可以深而思之的。

苦手、归梦、悔乌堂

1928年白石与徐悲鸿相识，很快成为忘年交。1929年1月徐因学潮辞去艺术学院院长职，仍回南方任教，齐白石绘《月下寻归图》以赠。1931年，徐悲鸿编《齐白石画册》，并作序称赞齐白石画“由正而变”，已臻“致广大、尽精微”之境。白石接到画册样书后题道：“从来画山水者惟大涤子能变，吾亦变，时人不加称许，正与大涤同。独悲鸿心折，此册乃悲鸿为办印，故山水特多。安得悲鸿化身亿万，吾之山水画传矣。普天下人不独只知石涛也。”此外，他还写了《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诗：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异怪，神鬼使之非人能。

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1928年，白石五弟纯隽在家乡死于兵乱，仅50岁。1930年，二弟纯松又病逝。同胞兄弟六人，只剩他和三弟、四弟。1931年，诗人樊樊山逝世。白石痛悼知己，刻了“老年流涕哭樊山”印，并有诗曰：“似余孤僻独垂青，童仆都能辨足音。怕读赠言三百字，教人一字一伤心。”1932年，他的弟子瑞光和尚圆寂，他赶到莲花寺去哭了一场，归来后，心情郁郁，自想风烛残年，已不愁衣食，何必再这样辛苦劳顿呢？于是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道：

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

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

他想结束卖画卖印的生涯，息肩养老。但绘画刻印已成为他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欲罢不能；加上儿孙众多，不能不为他们着想，而盛名之下，求画求印者接踵而来。他只能继续在砚田里耕作。“老为儿曹做马牛”“有衣饭之苦人”“苦手”诸印，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下镌刻的。

有时候，白石也外出休息一下。1931年夏，同门张篁溪约他到张园居住。张园原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故宅，后废为民居，民国初年，张篁溪不忍忠烈遗迹之荒弃，遂购置修葺，成一风景佳秀的名园。张篁溪及其子张次溪兄弟陪白石在张园游息垂钓，写诗作画。《篁溪归钓图》《多虾图》《葛园耕隐图》等，就是由此诞生的。他还和张篁溪父子一起游览了附近的万柳堂、夕照寺以及更远的卧佛寺和相传曹雪芹的故居，并作了一幅《红楼梦断图》。

但就在同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眼看平津将成前线，白石忧心忡忡。有人劝他避地杭州任教，他说：“大好河山，万方一概，究竟哪里是乐土呢？”决心留居北平(22)。但骚扰也随之而至。齐白石的画在日本享有盛誉，一些日伪分子乘机骗买骗卖他的画作，甚至想利用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送礼物，请吃饭，约照相，往来不绝。对此，齐白石极力回避拒绝。他刻了一方印“老岂作锣下猕猴”，以表示自己的心情。为了防止不速之客，他“在无法中想出一个办法”：终日反锁大门，来人敲叫时，他总要亲自从门缝观看，若不是熟人朋友，便由女仆回答“主人不在家”。他后来刻的一方“八十岁应门者”章，便是记述这件事的。

年纪越大，乡思越浓，这是白石老人晚年内心世界最突出的特点。自1926年父母去世，他就不怎么回湘潭了。但老妻和儿孙仍在家中，他总是惦念着。“妻子离去归去难，四千余里路漫漫”，思念和负疚感时时压在心头。虽然孩子们不断来京看他，书信也往来不绝，还是无法填平不绝如缕的乡思。当他把笔作画，秉烛吟诗，思绪就飞到生活了50余年的湘水衡山，回到星斗塘、百梅祠、茹家冲借山馆，看见了家乡的田野景物、花草鱼虫，感到了他熟悉的风声雨意。他的印文“望白云家山难舍”“故里山花此时开也”“归梦看池鱼”“麓山红叶相思”等，都凝结着这种思念和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频繁地返湘，与惦念年迈的父母、离舍不久的妻子家园分不开；父母谢世后，他的乡情乡思就更多地转向对少年往事和家乡大自然的回忆怀念。后者成为他长期的内心生活，对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称白石老人历经衰年变法（约1917年至1928年）进入艺术上的成熟期，是指风格技巧和内在表现两方面的成熟和创造性；融于作品中的炽热乡情，以及包含在这种乡情里的中国精神和普遍人性，应当是这种内在表现及其价值的主要体现。(23)

1933年，白石祖母120岁冥诞，他在北京家里延僧诵经，设坛敬祭。他在焚烧的文启中说：“今长孙年七十一矣，避匪难，居燕京，有家不能归，将至死不能扫祖母之墓，伤心哉！”1935年，73岁的齐白石自感“衰败之象叠出”。不久，湘潭家中接连来信，告知长子良元患病。4月初，他携宝珠还湘。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除了请医看病、安慰老妻之外，祭扫了先人墓，会见了老友王训、杨重子等。返京时，不忍与春君见面，悄然而别。他在日记中写道：“乌乌私情，未供一饱；哀哀父母，欲养不存。”归京后，始刻“悔乌堂”“客久子孙疏”“归计何迟”印。(24)

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一位军长王缵绪因喜白石绘画篆刻，常请同乡在北平向齐白石购印，彼此由通信而成千里神交，王缵绪几次邀白石游蜀，说卖画可得厚资，还为他“予购一鬟，以给抻纸磨墨之役”。白石回信以年老辞。王氏送嬛女淑华至京，未久，该女不辞而去，白石不追问，只写诗以纪其事曰：“衣裳作嫁为君缝，青鸟殷勤蜀道通。向后从夫休忘记，罗敷曾许借山翁。”1936年，王氏再次相邀，恰好胡宝珠想回川探家，便欣然成行。4月27日出发，先乘车到汉口，再改船上行，抵嘉州登岸，再到酆都胡宝珠家，祭扫母茔。白石写了四首纪事诗，其中之一云：

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

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

在成都，齐白石住在王缵绪家，刻印作画。其间，会见了方旭（鹤叟）、金松岑（天翮）、陈石遗（衍）和他在艺专教过的学生，纵游了峨眉、青城诸名山。但他居川四月余，也有不快之事。王缵绪曾许诺以三千元酬谢，却只付四百，他颇有上当之感(25)。不过，他在成都还是留下了好作品和长远的影响。

瞒天过海、觅圹、何处清平

1937年，齐白石请居北平的长沙算命先生舒之鎏，为他批算八字。舒先生说他“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还教给他免灾的办法：在交运时念佛、带金器，避见属狗、龙、羊的人等。农历三月十二日交辰运时，他都照此办理，把三间铁栅屋用黑布蒙起来，把自己关在里面，谁也不让进。过了交运时辰之后，便出来宣布他77岁了。(26)他还在舒之鎏批的命书封面写了“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几个大字，又在里页写了“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27)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辞去北平艺专的教职，闭门不出。9月间，诗人陈散原逝世，他感念陈师曾的友谊，去送了挽联。联曰：“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乱离岂无愁。”最后一句语义双关，暗示了他在当时环境中的心情。1938年，瞿兑之请他补画《超览楼禊集图》，这原是1911年王湘绮要他作的题目，一直没有践诺，这次画成，了却一桩心愿。

6月，宝珠生第四个孩子，取名良末。这是白石的第七个儿子，取号“耋根”，以表“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之意。但半年后，白石特别喜欢的第六子良年（小翁子）却病逝了，这使老人极为伤心。在恶劣的心绪中，他的《三百石印斋纪事》无意续写，就此停笔了。

盛名之下，即使在沦陷的日子里，登门求见的人也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时时请饭、送礼，或拉他参加什么盛典。他总是婉辞拒绝。1939年，他贴出“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的告白。但总要卖画养家，他又加上“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一行小字。第二年，他在门口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白，恕不接见。”他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难报答也。”

1940年初，齐白石的发妻，在湘潭茹家冲寄萍堂的陈春君逝世，终年79岁。白石感念妻子的贤德，作了一篇祭文，叙述春君一生的辛勤，“留备后世子孙，观鉴勿忘”。他又感慨地说：“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自慰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的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销魂了。我膝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说我多寿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真觉惭愧。”(28)次年，白石扶胡宝珠为继室，并请了在北平的亲友20余人到场作证。他先把所积存的财产分为6股，春君所生3子，分得家乡田地房屋，宝珠所生3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现款，并分立字据，各执一份。分产之后，随即举行扶正典礼。白石先郑重宣布：“胡氏宝珠立为正室！”到场的亲友都签名盖章。白石又当众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

暮年的白石老人，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先是在1936年春，想在香山附近觅置墓地。当年冬，名妓赛金花逝世，由张次溪提议葬于陶然亭畔，并请白石老人书写墓碑。白石写好后，便托张次溪代他在陶然亭觅圹。他在给次溪的信中说：“闻灵飞（赛金花别号）得葬陶然亭侧，乃弟等为办到，吾久欲营生圹，弟可为代办一穴否？如办到，则感甚！有友人说，死邻香冢，恐人笑骂。予曰：予愿只在此，惟恐办不到，说长论短，吾不闻也。”6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托次溪办此事，陶然亭慈悲禅林主持慈安慨然割地以赠，白石极为高兴，带着宝珠、良已看了地形，并向慈安送了钱、画和字，归来还填了《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次溪请北京画家徐宗浩画了《陶然亭白石觅圹图》，有许多艺术家名人在上面题了词。后来陶然亭改建公园，他的生圹也就取消了。

对日伪人员的骚扰，白石大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有时也在诗中曲折地加以讽喻：

钻木为巢转曲工，瓜花时候长儿虫。

工夫日久能倾栋，堪笑无能作贼蜂。

——题《钻木虫图》

老年画法没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

沧海扬尘洞庭湖，看君行到几时休。

——题《螃蟹》

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

既啮我果，又剥我黍。

烛灭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

——题《群鼠图》

1943年2月，白石一刻不离的胡宝珠夫人因难产病逝，终年仅42岁。自定居北京，齐白石的生活起居、理纸磨墨，都是宝珠料理侍候，她渐渐熟悉了齐白石的画，有时还能辨认真假，偶尔把笔作画，竟能略得白石神意。(29)白石曾有诗描述他们亲密和谐、濡沫相依的关系：

谁教老懒反寻常，磨墨山姬日日忙。

手指画中微笑道，闲鸥何事一双双。

分离骨肉余无补，怜惜衰颓汝有恩。

多病倦时劳洗砚，苦吟寒夜惯携灯。

宝珠竟先衰翁而去，对白石老人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在《祭宝珠夫人文》中写道：“夫人尝与璜戏言曰：‘宝珠若死君后，不畏道路艰难，必携一家扶君榇还乡；若死君先，停棺不葬，君若生还，带宝珠之柩葬于齐氏祖山，倘九泉有知，亦涕泣感戴。’今朝事到眼前，岂食言于我夫人，故将我夫人之柩，暂寄宣武门法源寺，俟时乱稍平，决不负我夫人也。”由于世事变迁，齐白石还乡的愿望未能实现，宝珠最终葬于北京魏公村湖南公墓。他为宝珠写了两副挽联，其一是：

拈珠百零八粒，香细灯昏，佛即心，心即是佛；

举案二十四春，夫衰妻病，卿怜我，我更怜卿。

1945年3月11日凌晨，白石得一梦：在湘潭余霞峰茹家冲借山馆对面小路上，过来一队抬殡的人，殡后一口无盖的空棺，急急地抢到前面，直奔他家。他梦中想，这是自己的棺，为何走得这么快？莫非要不久于人世了？醒后，梦中场面仍记忆犹新。他感到很离奇，便作了一副自挽联：

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

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

对虚灵鬼神，白石在信与不信之间。他自己称这副挽联“不过无聊之极，聊以解嘲而已”，但实在也表现了他晚年对生死的坦然态度和思想智慧。

抗战胜利，白石高兴得一夜没有睡着。许多老友来看他，小酌之后，他作了一首诗：

柴门常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此怀。

高士虑危缘学佛，将官识子未为非。

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他又挂出了润例，恢复了卖画生涯。操笔益勤，画名也更大。在1940年前后，他闭门画了许多工笔草虫，这时期大都添上写意花草，成为工细与写意两极的结合，使人耳目一新。1946年1月，齐白石画展在重庆举行。徐悲鸿与沈尹默在山城发表《齐白石画展启事》，说“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岁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胜利以还，画兴勃发，近以杰作数十帧送渝展出，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绝诣，得此机缘，以资观赏，信乎所谓眼福不浅者……”同年10月，徐悲鸿就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继续聘白石为教授。

10月下旬，中华全国美术会邀齐白石、溥儒到南京、上海举办画展。他携子良迟、护士夏文珠等乘飞机前往。其间，主办者安排了蒋介石的接见。他送蒋一幅《鹰图》和名字印，蒋欲荐他当国大代表，他婉言拒绝。在南京，他会见了著名书法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长张道藩，在徐悲鸿前夫人蒋碧微等的说合下，拜了齐白石为师，并在南京文化会堂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拜师礼。(30)张道藩并非要向齐白石学画，老人心里是明白的，但他无奈。刚拜完师，白石就在张道藩的画上题了“惟恐官气误人雅趣耳”的话，还题了一首诗：“门前池水清，未有羡鱼情。鱼亦能知我，悠然逝不惊。”(31)画展到上海后，齐白石亦到上海，会见了梅兰芳、汪亚尘和神交已久但未见面的朱屺瞻等。两地的展览，大受观众的欢迎，两百余张画全部卖出。但所得数以捆计的“法币”，到北平竟连十袋面粉也买不到。老人说“这玩笑开得多么大啊！我真悔此一行”。

南方之行后，国内战事日紧。白石虽感叹“何处清平著老夫”，但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创作。早在1933年，齐白石就让张次溪笔录他的自述，以备金松岑为他写传之用。但自述未完，金松岑逝世。1946年，齐白石又请胡适为他作传，胡适把他送交的材料按年加以编排，并于1948年邀请对白石深有了解的黎锦熙合作，黎锦熙对初稿进行了详尽的校改和补充，同年底，胡适又请历史学家邓广铭参与其事，最后编成《齐白石年谱》。

美协主席、和平奖金、人民艺术家

1948年底，北平城风雨飘摇，有的友人劝白石出走台湾，也有的友人（如徐悲鸿）劝他留下来。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走。后来他对四子良迟说：“很多人都叫我走，我也想走，无奈何你妈妈死得太早了，你们这一堆孩子，连累了我，我走不了。”(32)齐白石想要离开北平，并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只是从自己和家庭安危做出的考虑。他一生伤乱，对社会的唯一渴望是安康太平。他不止一次把陆游“已卜余年见太平”的句子书写成条幅，以寄托这种理想。但共产党来了将会如何，他不知道。

齐白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来了中国的巨变。1949年春，他因转一封乡亲的信给毛泽东（他们都是湘潭人），很快得到毛泽东向他问候的复信。他刻了两方毛泽东名章相赠。当年夏，他被邀出席了第一届文代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继而又先后被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全国美协主席（1953）、全国人大代表（1954）、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1956）、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1957）。接受这些荣誉性的名位，表明他对官方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他感到了和平，受到了空前尊重，是这种变化的缘由。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任院长，聘齐白石为名誉教授。同月，毛泽东派章士钊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晤谈、赏花、吃饭，朱德作陪；席间，章士钊即席赋诗。毛泽东的湘潭口音，湖南风味的菜肴，领导人对他的敬重，使他感到亲切和兴奋。从那以后，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常到家中看望他。10月，他将1941年画的《鹰》和1937年写的篆书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赠送毛泽东，毛泽东以丰厚的润资相报。1953年，他又送给毛泽东《祝融朝日图》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齐白石老人的身体、生活亲自作了许多具体安排。他听说齐白石在跨车胡同的房子年久失修，便命人翻修粉刷；闻知白石长子齐良元病逝，即派秘书送花圈、赠款、安排人修墓立碑；1953年，他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齐白石举行祝寿会，并在会上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5年，鉴于跨车胡同地方较小，他指示文化部和全国美协买下雨儿胡同住宅，让白石老人迁入新居。后来，因管理不当，白石老人想回跨车胡同，并驱车到国务院找他，他亲自把老人送回家。这些，都使齐白石和家属深受感动(33)。白石有诗云：“暮年逢盛世，搭帮好总理，老骥珍伏枥，报国志千里。”

在20世纪50年代，和齐白石常相往来的人士有黎锦熙、徐悲鸿、老舍、新凤霞、吴祖光、艾青、叶浅予、黄琪翔等。弟子中李可染、李苦禅、曹克家、许麟庐、张次溪、郭秀仪等，多来看望与服侍。徐悲鸿是齐白石的老朋友了，对他在各方面都非常关照。1953年徐悲鸿逝世，家里人怕他过分难过，长时间不敢告诉他。3年后他得知消息，扶杖到徐悲鸿故居默默地站立了许久。(34)著名作家老舍与齐白石是在1950年正式相识的，老舍夫人胡絜青是白石弟子。两人一见如故。老舍以前人名句“蛙声十里出山泉”“凄风苦雨更宜秋”“几度寒梅带雪红”“芭蕉叶卷抱秋花”和“手捧红樱拜美人”为题请白石老人作画，老人兴致勃勃地构思创作，一时传为艺坛佳话。齐白石喜看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的戏，新凤霞喜爱白石老人的画。1952年，齐白石收新凤霞为干女儿，她和丈夫吴祖光常去看望老人并向他学画。诗人艾青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受教于林风眠，早就喜齐白石的画和诗。1949年，艾青作为军代表参与接管北平艺专，得识兼职教授齐白石，很快成为白石的忘年交。画家李可染于1947年由徐悲鸿介绍拜白石老人为师，相侍10年。李可染生于平民之家，对水墨画有独到的领会，他遵照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导，从做人、作画特别是笔墨方面研究学习齐白石，但不表面上蹈袭白石的画法程式，成为齐白石弟子中的佼佼者。

从1946年起，有较好文化修养、精明能干的夏文珠女士担任齐白石的看护，负责老人的生活起居、卖画和对外联系，“应付内外一切事务”，成为老人“一刻都不可或离”的得力助手。当初的介绍人本想促成她与齐白石结婚，但夏文珠在白石生活中的地位和“以白石老人的代表人自居”的作风，引起了白石家人对这桩亲事的极力反对，因此她始终只以看护的名义留在老人身边。胡宝珠给这个家庭留下了六个已经长大的子女，夏不可能取代胡氏在他们心中的地位。1951年，夏文珠和齐白石因为“一件小事发生纠葛”，“负气而去”。白石老人向徐悲鸿求助，徐夫人廖静文四处奔走，寻找夏文珠。夏文珠回答说，她要结婚了。白石老人无奈而又感伤，写诗曰：

眠食扶持百事精，颐年享受亦前因。

一朝别去无人管，始识文珠七载恩。

夏文珠去后，又聘了伍德萱女士任看护，到1955年，伍女士辞去，再请张学贤女士继之，直到老人逝世。

20世纪50年代，齐白石的三子齐子如（良琨）、胡沁园之孙胡文效都在沈阳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工作，因为这层关系，白石在50年代为东北博物馆作了不少画，博物馆也通过子如与文效收集、收藏了白石老人许多作品，特别是早年作品。东北博物馆还收藏着齐白石的一张收条，上写：“收到润金八十万，画犹未交也，父子何不客气，一笑。白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收条显然是写给子如的，子如则是代表博物馆来购画的。1954年，东北博物馆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并先后在长春、哈尔滨、承德等地巡展。同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故宫博物院也举办了齐白石绘画展览会。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授予齐白石，以表彰他为人类和平做出的贡献。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等国际朋友和有关艺术团体纷纷来电祝贺。9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为齐白石举行了授奖仪式。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出席会议。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说：

把国际和平奖金授予齐白石先生的决定不仅是根据这位画家在艺术领域中获得的高度成就，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毕生颂扬的美丽和平的境界，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在全世界得到了共鸣。……画家在作品中表达中国人民喜爱和平生活的优美感情，因之他的作品不仅为自己国土的人民所欣赏，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称道，他的作品有助于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亦有助于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谊的增进。

齐白石请郁风女士代读了他的答词，答词说：

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的名义加在齐白石的名字上，这是我一生至高无上的光荣。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无上光荣。我以九十六

岁的高年，能借这个机会对国家社会，对文艺界有些小贡献以获得这样荣誉，这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一件事。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所追求的就是和平。

同年，齐白石为黎锦熙、齐良已合编的《齐白石作品选集》写了自序，序中说：

予少贫，为牧童及木工，一饱无时，而酷好文艺。为之八十余年，今将百岁矣。作画凡数千幅，诗数千首，治印亦千余。国内外竞言齐白石画，予不知其究何所取也。印与诗则知者稍稀。予不知知之者之为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者否？将以问之天下后世……

1957年春夏之际，齐白石开始体力不支，经常精神恍惚，稍好些仍把笔作画，所作最后一幅作品是《牡丹》(35)。9月15日齐白石卧病，16日送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6时40分离开人世。

依老人遗嘱，只有他常用的两方名印和一支使用了20余年的红漆手杖入殓。郭沫若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周恩来、老舍、周扬、于非闇、李济深、梅兰芳、黎锦熙、叶浅予、何香凝等25人。9月21日，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前来祭奠。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挽联是：

抱松乔习性，守金石行操，峥嵘九七春秋，不愧劳动人民本色；

抒稻黍风性，写虫鱼生趣，灼烁新群时代，凭添和平事业光辉。

9月22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郭沫若主祭，周恩来等领导人、各国使节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公祭。而后，移灵魏公村湖南公墓，与继室胡宝珠合葬。

1963年，齐白石入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

(1)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2)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第26页。

(3)齐白石：《齐白石作品集·第三集·诗》，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4)郎绍君：《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天津杨柳青画社，1995年。

(5)郎绍君：《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天津杨柳青画社，1995年。

(6)齐白石：《寄园日记》，河北美术出版社，1985年。

(7)《白石老人自传》称“五出五归”，是把最后两次广东之游作一次算的。

(8)齐白石：《寄园日记》，河北美术出版社，1985年。

(9)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第60页。

(10)郎绍君：《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天津杨柳青画社，1995年。

(11)胡适、黎锦熙、邓广铭：《齐白石年谱》，商务印书馆，1949年。

(12)齐白石：《祭次男子仁文》，见齐白石：《齐白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

(13)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14)同上，第65页。

(15)齐白石：《齐白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16)白石1919年闰七月十八日记：“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送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此婢即胡宝珠。见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另见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记1919年事：“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齐良迟：《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记白石1933年刻“齐白石妇”印赠宝珠，边款刻“宝珠，胡以茂女，重庆酆都人，胡北胡鄂弓之母之义女也，年十八归余……”，海潮出版社，1993年。可与上述诸记相印证。

(17)齐良迟：《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见齐白石、张次溪：《白石老人自述》附录，岳麓书社，1986年。

(18)参见本书《齐白石年表》。

(19)王森然：《回忆齐白石先生》，见《美术论集》第一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20)王森然：《回忆齐白石先生》，见《美术论集》第一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21)徐伯阳、金山：《徐悲鸿年谱》，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

(22)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23)郎绍君：《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天津杨柳青画社，1995年。

(24)此次在家留住时间，《白石老人自传》说共三日，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说是“两个星期”，《三百石印斋纪事》说是“一日起行……十四日还北平”。

(25)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

(26)齐良迟、卢节：《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海潮出版社，1993年。

(27)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28)齐璜、张次溪：《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29)齐良迟：《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海潮出版社，1993年。

(30)据马璧《张道藩师齐白石前前后后》一文介绍，张请了“五院院长、教育部长、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中央党部全体常务委员，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全体委员”及新闻界、美术界人士参加。

(31)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

(32)齐良迟：《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海潮出版社，1993年。

(33)齐佛来：《回忆周总理对先祖父齐白石的关怀》，见《我的祖父白石老人》附录，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

(34)郭味蕖：《向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学习》，《中国画》第2期，1958年。

(35)齐良已：《父亲画的最后一幅画》，见《白石老人自述》，岳麓书社，1986年，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