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

不管人间有是非

——齐白石和时代潮流

年年糊口久忘归，不管人间有是非。

——题画荷花兼蟹

这是齐白石定居北京后的题画诗句，表达了他的人生处境与态度。这和他的闲章“吾草木众人也”意思有些相关，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百姓，离家谋生，挣钱吃饭，“不管”人间的是是非非。“不管”之意，是不愿管，也管不了，并不意味着对人间是非没有看法。这大体可以概括齐白石对时代环境及其变化的态度。

齐白石生活的近百年中，古老的中国历经激烈动荡与变革。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维新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发生在这期间。在文化上，则有西方人文思潮和科学技术的涌入，新文化运动，中学西学之争，激进主义与国粹主义之争，左翼文艺运动，新生活运动，国防文学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对胡适、胡风的批判等。这些社会变革与事件，与齐白石前后居住的湖南、北京多有密切关系，但齐白石始终在大潮的中心之外。

27岁以前，齐白石是个雕花木匠，走村串乡，为乡亲雕制婚床、奁盒、家具，靠一双巧手养家，过着个体手工艺劳动者的生活。27岁后，他先后拜胡沁园、陈少蕃、萧芗陔等为师，学画花鸟草虫、肖像，学作诗文，渐以卖画维生，并开始和县内的乡绅、士子交往。直到40岁，他从未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1)。在这期间，发生了甲午中日海战（1894），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梁启超主讲于时务学堂（1897），戊戌变法和以湖南籍改良思想家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杀（1898），湖南守旧派杀害维新人士近百人，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0）。这些大事，有些就发生在齐白石身边，却未与他的生活产生任何联系。

1902年至1909年，齐白石先后应友人夏午诒、郭葆生、汪颂年、罗醒吾邀请，六出六归(2)，游历了西安、北京、南昌、桂林、广州、钦州、肇庆、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在游历过程中，他做家庭教师，为友人代笔，卖画卖印，寻访名迹，临摹写生。其间，结识了著名诗人樊樊山，书法家曾农髯、李筠庵，并与创办巡警学堂的蔡锷、化装成和尚做秘密工作的黄兴有过来往，甚至曾替罗醒吾传递过革命党的文件。但齐白石只是作为同乡、朋友与他们交往，并不理解他们各自的社会主张或参加他们所属的党派社团。社会革命和文化变迁的潮流始终在他的心身之外，偶尔溅上几朵浪花，也是无意和不觉然的。

远游之后，齐白石在家乡过了约8年自足的安宁日子。早在1906年，他就用当家教挣的钱在景色美丽的余霞峰茹家冲买了20亩水田，把房屋翻盖一新；迁入新居后不久，长孙秉灵出世，乡亲们都羡慕他“人兴财旺”。六出六归使他增长了见识，开拓了心胸，提高了画艺，也使他体会到浪迹生涯的漂泊无定感，因而决心“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3)。他在《寄宝觉禅林僧》诗中写道：

波水尘沙衣上色，海山万里送人还。

遍行世道难投足，既爱吾庐且息肩。

“遍行世道难投足，既爱吾庐且息肩”清楚地表明了齐白石感到世道艰险、要安居故乡的心境与想法。他全力投入对茹家冲新居的经营建设，在屋前屋后遍植花木，从原住的百梅祠移来不少木芙蓉，又亲自栽了三十余株梨树，还使出自己丢弃多年的木匠本领：凿竹成筑，引泉烧茶，而凡几案陈设，一律亲自加工制作(4)。他把一部分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计，自己过起吟诗作画、半耕半读的乡士生活。偶尔与新朋旧友相聚，联句刻印，欢欣异常。他有许多诗描述这几年的乐趣和心境。如：

不作扬尘海岛仙，结来人世寂寥缘。

苦思无事十年活，老耻虚名万口传。

茅屋雨声诗不恶，纸窗梅影画争妍。

深山客少关门坐，老矣求闲笑乐天。

——《萧斋闲坐，因留霞老人赠诗次其韵》

白头一饱自经营，锄后山妻手不停。

何肉不妨老无分，满园蔬菜绕门青。

——《蔬菜》

这真是怡然自得！在《小园客至》诗中，他记述自己“夜读百篇”，用功于诗文；记述友人来访，便“沾露挑新笋，和烟煮苦茶”，还要请他们“小住看梨花”。他已经知道了中国之大，世界之广，但他宁肯“自扫园中雪”，享受山村一隅的宁静时光：

落日呼牛见小村，稻粱熟后掩蓬门。

北窗无暑南檐暖，一粥毋忘雨露恩。

——《小村》

齐白石不理会，也不想理会同时期在他的小园之外发生的大事情——如秋瑾起义（1907）、黄花岗之役（1911）、武昌起义（1911）、帝制垮台和民国诞生（1912）、宋教仁被刺（1913）、袁世凯称帝（1915）……他虽已半士绅化，却未改变农民思想。他的理想是自给自足，融身自然，安居乐业，只要不危及这一点，他都无所谓。

后来的定居北京，完全是出于无奈。官逼税，匪逼谷，军阀之战，讨袁之战，把齐白石得到不久的安逸生活击碎了。乡里哄传着“要绑芝木匠的票”。他躲到紫荆山的亲戚家匿居数月，吃尽苦头，终于决定避祸远离。但未曾想到，一去40年，终老他乡。在这40年中，他经历了所有在北京发生的重大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件。但他始终与这些事件擦身而过，专心于个人的艺术创作，以卖画卖印维系一家老小的生活，与“白头一饱自经营”的乡村生活没有本质区别。在北京，他结识了许多名人、艺术家，但始终没有参加过任何艺术社团——无论它们主张守旧、革新、洋化或国粹。面对着军阀的劫掠，民族的存亡，知识界总是做出激越的反应，齐白石却极少主动闻问。在整个五四时代，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艺术的“衰年变法”。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内外战争，50年代的政治改造，只要不危及他的生活，他也并不特别地关心。对齐白石而言，没有传统价值体系的认同危机，也不背负传统的沉重包袱，无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心理，也没有国粹家击鼓卫道的自觉意识。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与思潮，一轮接一轮的新桃换旧符，带给他的只是一种不安和“不清平”。他最怀念的，还是家乡，是那段“己酉还家做老农”的宁静日子。他写道：

新桃又换旧符焚，何日能干客泪痕。

谁寇谁王谁管得，庶民无难即君恩。

——《除日》

什么帝制、共和、革命、复辟，都不关紧要，紧要的是百姓安居，不再流离颠沛，不再受苦受难。他用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富裕农民的眼光看世界和社会变革，与儒、道、佛和基督教对待世界的态度都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态度和它存在的意义呢？

在20世纪动荡背景上的许多风云人物，都曾和白石有所交往接触，如著名学者王闿运、林纾、胡适、黎锦熙、王森然，著名诗人樊增祥、罗瘿公、艾青，著名画家陈师曾、陈半丁、姚华、徐悲鸿、林风眠，著名政治人物谭延闿、夏午诒、郭葆生、杨度、曹锟、蒋介石、李宗仁、张道藩、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有不同乃至相反的政治文化立场，抱着不同的目的，却大都能善待齐白石。这是因为，齐白石独立于任何政治集团与文化学派之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而齐白石也始终保持着作为艺术家的自由与独立。王闿运(5)以提携后进、礼贤乡才的姿态收齐白石为弟子，称赏他的画与印，讥讽他的诗，仍把他视为木匠，而不引为同道(6)。齐白石毕生感激王氏的提携之恩，但与王氏的政治、学术主张无涉，跟他的诗歌创作也风马牛不相干。夏午诒是清末翰林，郭葆生为世袭武官，他们一生厚待白石，在经济上予以慷慨帮助，并不是因为白石与他们有共同的仕途观念，而是因为同窗与乡亲之谊（均为湘绮弟子），因为共同的爱好，也因为白石能为之代笔，或教他们的如夫人作画。林琴南以激烈反对白话文著称，他看重齐白石的艺术，却与齐白石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瓜葛。徐悲鸿和林风眠推崇齐白石，欣赏齐白石的艺术，肯定他的大胆变革，在根本艺术主张方面，如徐氏提倡之写实主义，林氏提倡之调和中西，与齐白石并无共同语言。齐白石的交谊范围，从清末遗老遗少、君主立宪主义者到各类维新派、革命派，大多以乡亲旧谊为主，交游方式也多以诗酒唱和、优游风雅为基础——这种传统士大夫式的交游，与近百年变革大潮中结社、立党、集会、办学、编刊物诸种新型社会文化活动截然不同。近代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不论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一代人，陈独秀、胡适、鲁迅一代人，还是毛泽东、梁漱溟一代人，所舍身奋斗、孜孜以求的东西，齐白石都不甚了了；包括近百年中国画的改革，诸如高剑父、陈师曾、金城、徐悲鸿、林风眠的种种探索与论争，齐白石也不甚了了。他不是国粹派，不是激进派或折中派，“画师心是出家僧”——他只用自己的画笔、雕刀表达他的个人经验、思想感情，从不问这个主义、那个是非。当然，对于社会现象他并非毫无反应，但这种反应也多是自言自说，通过诗歌绘画发些感慨，并无干预介入的意思。譬如，一次他看近代画册，对海派画家的作品有好感，便题诗道：

铁梅淡雅小又真，公寿平通任纵横。

青冢垒垒公道在，谁言海上不如人？

他显然知道某些以正统自居的北京画家对海派的蔑视与批评，并在诗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但这仍只是自言自语，并非要与谁争论。

清末民初以降，中国城市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知识阶层接受并促成了这种变化。各种团体应运而生，诸如救国会、文艺会、尚武会、妇女会、书画会……他们要传播自己的思想，要号召民众，经常集会演说，演出展览，出版刊物。一些画家如黄宾虹、李叔同、高剑父兄弟、陈师曾、金拱北、王一亭、刘海粟等，也都参入其中，宣申自己的主张(7)。最时髦的是“改良”二字，成为“一般人之口头禅”(8)，而新教育、新官制、新礼服、剪发、放足、爱国帽以及许许多多新名词、新气象，迅速改变着翎顶发辫、缠足跪拜之类的旧面貌、旧风俗。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大城市里也出现了洋化风，所谓“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口边开”。达官贵人，必“铁床皮榻电灯风扇”，而外国戏、外国语、外国女人、外国货物，更是许多绅宦士人所渴求的。与去土求洋之风相共的，还有奢靡虚华之风。“官僚也，议员也，政客也，元勋伟人也，以及办学务办公益之绅董也……莫不以攫取金钱为首策，目的达，腰缠富，取精既多，用物斯宏，溺情于声色赌博者无论矣”(9)。齐白石游过桂林、广州、上海，又居北京，这些世风之变，也是亲历目睹的，但都不为之所动。无论是人格独立、平等博爱、集会结社的动员，或是“锐志科学，讲求实用”的倡导，还是崇洋与奢靡风气的鼎沸，他一概无所响应。对守旧者惊呼的“破家族，削亲权，乱男女，蔑尊卑长幼”的现象，他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他总是循守着自己的习惯生活，保持着与流行风潮的距离。他也有自己的态度，如20世纪30年代常用一方印章曰“一切画会无能加入”，如其《画葫芦》诗所写“万事不如依样好，九州多难在新奇”。在艺术上追求独创新奇的齐白石，对社会生活的新变似乎不大欢迎。这或许是他远离潮流的缘由之一吧。

齐白石在家乡生活了50多年，他的思想性格主要是乡村环境塑造的。湖南是楚文化的故里，有数千年别具一格的人文传统。明清尤其鸦片战争以来，湖南这个“屈子贾谊伤心之地”出现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人物，如王夫之、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王先谦、王闿运、叶德辉、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宋教仁、蔡锷、谭延闿、毛泽东、蔡和森、翦伯赞、刘少奇、彭德怀、沈从文、谭震林、胡耀邦等。比之江浙和闽粤，湖南相对封闭，更具“依自不依他”的农业社会特点，比之其他内陆省区，它又比较开放，而士人尤多。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天下几成湖南人之天下”(10)，关心国事世事之人愈多。湖南又有“民风强悍，士人卓厉敢死”的传统(11)，文学艺术则浪漫奇丽，有瑰玮的湘楚遗风。齐白石家乡观念很强，与许多著名湖南同乡有来往。离家远游，定居北京，进入文化界，大多是靠了同乡的介绍与联络。但这些著名同乡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似无显著影响。家乡对白石的深层影响，不是救国济世的理想，而是不屈不挠的个人奋斗，以及“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后者对他远离社会潮流，只做乡情画家有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北平的齐白石，虽然一如既往，并不参与任何社会组织，却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骨。七七事变后，他迅速辞去艺专教授一职，锁门拒客，一度停止卖画，力避与日伪分子的往来，并时常用诗画表抒爱国情怀(12)。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针对亲日分子的索画和骚扰，刻过一方印章曰“老岂作锣下猕猴”，尖锐而幽默地表达了他的憎恶。北平沦陷后，他画过一幅《寒鸟》：一枯枝上立一鸟，仰首上视。题曰：“寒鸟，精神尚未寒。”意喻沦陷区人民精神不死(13)。在题画诗中，他把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比作“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的“群鼠”，比作泥脚愈陷愈深的螃蟹，比作不如禽兽的恶物。有人劝他不必如此露骨讽刺，他说：“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拼着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14)身处社会大潮流之外的齐白石仍具有崇高的民族情感，并不奇怪，因为这情感不仅植根于荆湘士人，也植根于最深广的民族文化传统。

当然，齐白石从远游到卖画北京，增长了识见，丰富了阅历，扩展了胸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民的狭隘。他成名之后，虽固守北京的四合院，却不可能与世隔绝，和大潮无涉。譬如，他坚持传统笔墨方法，与传统派画家陈师曾、陈半丁等相友好，不像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那样号召中西结合，以西洋画改造中国画，(15)但他“删去临摹手一双”“胆敢独造”的艺术思想与实践，又与这些人物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不理会徐悲鸿、林风眠等推行的新美术教育，但林、徐二人都邀请他到北平艺专任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美术潮流的同盟军。他通过诗画感叹战乱之苦，揭露旧官僚和兵匪的腐败，虽无明确的社会动机，却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合拍。他不理解近百年的文化冲突，没有以画救国之志，亦无倡导美术运动的怀抱，然而他不介入派系，不随波逐流，专心创造，不懈探索，有力地填补了由派别对抗的极端性所造成的艺术虚空地带，为传统艺术的现代演化做出了独特贡献——这贡献又是与变革大潮一致或互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