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大两门课程
寅恪先生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是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导师，清华后来改制为大学。北大请寅恪先生去教过两个学期，先后开设两门课。寅恪先生的课，也是以难著称。父亲生性“闻难则喜”［10］，机会难得，自然不肯放过，两门课都去听了。
第一门课的名称，父亲说是“佛典翻译研究”。该课程讲了一个学期，主要介绍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佛经翻译者，解释一部经乃至一个词在各种中文译本里的异同，还比较中文与其他亚洲语言的佛经文本，诸如此类。随着内容的展开，上课涉及的语言文字种类很多，梵文、英文、德文、法文就不用说了，还有藏文、西夏文、巴利文等一大串。
寅恪先生高度近视，到北大授课时，他视力已经很差，不过还没差到必须配备助手。其时他看近的东西还行，能自己在黑板上写字。寅恪先生的板书乍看起来，没什么系统规律，东一块西一片，又是各种文字交替使用，以致不少学生连笔记也抄不下来［11］。
就佛学经典而言，父亲说他当时没有什么根底，不少是为了修课而现学的，绝对谈不上“博闻”。就语言来说，他的英文固然没问题，可德文和法文才学了不到两年，虽然懂一点梵文，但藏文、西夏文、巴利文从来没碰过［12］。好在父亲年轻，拼命“强记”，能把寅恪先生口中讲的和黑板上写的，都笔录下来。每次上课两小时，父亲每次都要记厚厚的一本笔记。父亲特意追加一句解释，他做笔记用的是铅笔［13］。
寅恪先生肚子里的学问实在多，讲课时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扯得很广，思维跳跃。他看不太清台下学生的反应，常常自顾自站在台上滔滔不绝。寅恪先生名气大，刚开学时很多人慕名去听课，班上有二三十个学生；渐渐地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屈指可数，只剩五六个人了。父亲并不打算专门研究佛典，可对奇人怪课总有兴趣和耐心。听寅恪先生的课，每一堂课能汲取这么多知识，他觉得非常过瘾。因此，父亲从不缺席，每堂课都从头听到尾。
寅恪先生上课一般准时不误，每次照例带着一个黄布包袱，包着一大堆书。劳榦《忆陈寅恪先生》［14］中也有类似细节，包袱布是橙黄色，没说明为什么。父亲提及一个解释，寅恪师之所以用黄布，是因为包袱里面以佛家典籍居多。这只是父亲的理解，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解释是否源自寅恪先生本人。不过，我曾看到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如果不是佛家典籍，寅恪先生会用其他颜色的包袱布［15］。
有一次上课最有意思，令父亲念念不忘，对我讲了又讲。
那天早晨下雨，父亲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巧了，寅恪先生也晚到了一点儿。父亲走到教学楼走廊一头，远远望见另一头走廊上寅恪先生刚刚走到，提着他的黄布包袱，开门进了教室。
待父亲来到教室，门是关着的。父亲隔着门，就已经听见寅恪先生讲课的声音。父亲怕干扰别的同学，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径直走向常坐的座位［16］。父亲看见讲桌上黄布包袱已经解开，桌面上摊满书本，寅恪先生正在认真地讲课。
父亲坐定之后，悄悄环顾四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偌大个教室里，除了讲台上的老师，听众席上只有他一个学生！也就是说，在他进去之前，陈寅恪先生竟是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大讲特讲！
又过了一会儿，另外四五个学生才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室。过后父亲曾把这事向人描述，大家都大为感慨。
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7］和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8］记载，寅恪先生1928年春天到北大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同年秋季开设“《蒙古源流》研究”［19］。
父亲没有提到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开课的具体年份和学期，只说在他进北大的头几年，但提到两条参照信息：一是寅恪先生回国到清华任教不算太久，二是他就来北大开过这么两个学期的课［20］。综合上一节言及父亲初入北大所修相关课程，推算时段与蒋、卞二书所载基本吻合。第一门“佛经翻译文学”，就是父亲说的“佛典翻译研究”。我认为课名不同很有意思，根据父亲列举的具体课程内容，冠以“佛典翻译研究”，似乎更为合适［21］。
父亲没有描述另一门课，连课程名字也没说。很可能正如劳榦《忆陈寅恪先生》所言，第二门课相对容易一些。我猜父亲对那门课的印象，也因之而相对淡一些。
有趣的是，劳榦还说：“同学们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其实不然，只可惜当时劳榦与沈仲章还不相熟。选修那么高深的课，别的学生，大概就是劳榦说的“同学们”，大都是钻研国学多年的文科高年级学生或者研究生。“同学们”可能根本没想到，这个物理系来的、毫不起眼的沈仲章，进北大还不到两年，居然学过梵文，而且，若想吹嘘的话，还可以说是他们老师的老师钢和泰的“入室弟子”呢。不过，父亲向来低调。
父亲后来与劳榦相熟，从晚年通信来看，他俩不生分。但是，两人都没有以佛典翻译为专业，不一定想到谈论寅恪先生的课。把沈仲章和劳榦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被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之一”的居延汉简［22］。劳榦编辑的《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其中图像都是沈仲章所摄。此为题外活，表过另议（参见篇末补记）。
回到寅恪先生北大开课之事。父亲记得，他上寅恪先生那两门课的时候，坐在较靠前的座位［23］，笔录勤奋。他能明白感到，寅恪先生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个学生，但课堂里没怎么交谈。
上文已述，寅恪先生不是北大教授，而是清华的。父亲后来没有机会再上寅恪先生的课，可是终生称他为“寅恪师”［24］，对他敬重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