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香港陈家常客
沈仲章在香港，1938年，金克木摄；金木婴提供。
父亲沈仲章与寅恪先生的缘分，当起于抗战之前的北平［25］。及至抗战时期，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跟寅恪先生是“大熟特熟”。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两人同在香港，沈仲章是陈家常客。
父亲1937年夏离开北平，几个月后到香港，住了近四年。他是遵照徐森玉和傅斯年的指示，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派员，用红外线给居延汉简拍照，编辑图册出版。上一节提到劳榦《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图像，指的就是这批照片。
寅恪先生在1938年初抵达香港。据1938年2月3日陈君葆日记［26］：“向庚款会请款发展中文学系的详细计划书，今晨到图书馆打好送给许先生签字送到副校长处后，到中文学院来上课，许先生和陈寅恪、徐森玉等已在我的办公室等了好久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陈寅恪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台湾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后手上李高阳书一通，均富有文献价值，因怕人家觊觎或横生枝节，遂拟寄存图书馆内。”
父亲也于1938年初抵港，具体日期应与寅恪先生差不多［27］，不会晚于2月初。据1938年2月8日蔡元培日记［28］：“徐森玉、沈仲章来，沈君为北大毕业生，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之木简，赖其保存。”
寅恪先生携家抵港后，自己曾单身往返于香港和内地，1940年才留港岛［29］。1940年秋季到1941年春季，他在香港大学任客座哲学教授，为期一学年。1941年8月许地山去世，经陈君葆等人活动，寅恪先生接替许先生，受聘为中文系的中国史教授［30］。父亲与许地山也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还一块儿攀登过大帽山［31］。
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有个印象，父亲沈仲章可能与寅恪先生过从更密［32］。据说，寅恪先生在香港那阵子，大事小事都要问沈仲章。于是我想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唐子仁。唐子仁在抗战时期还是个孩子，她告诉我父亲，早就听说过“沈仲章”，因为寅恪先生的孩子们嘴边常挂着这个名字。
父亲叙述亲身经历时，记忆都相当清楚。偶尔我会发现他说的和“定论”有些出入，但经过分析各类佐证，往往还是他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更合逻辑。可是，父亲转述唐子仁的话语时，我就有点弄不明白时间顺序了。我突然起念，唐子仁就在美国，何不给她本人打个电话？结果，这个电话不仅解决了我的疑问，还听到了唐子仁的一些回忆，都是有关寅恪先生的亲闻亲见。通话时作了零星笔记，趁记忆新鲜，综述如下。
唐子仁的父亲是心理学界老前辈唐钺［33］，学界大都用他的字擘黄称呼他。
唐钺与夫人在黄山，1936年，赵元任摄；赵新那惠赠唐子仁，唐子仁提供。
唐子仁说，她父亲和寅恪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好朋友，各自成婚生儿育女后，两个家庭也常来常往。她听到陈家孩子常说起沈仲章的那个时期，两家都住广西桂林良丰。1942年，寅恪先生一家离开香港，到了桂林，留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擘黄先生带着全家，也在那儿。
唐子仁脑中的寅恪先生，外面套着传统长衫，里面穿着中式衬衫。这种衬衫有四个口袋，两大两小。寅恪先生的衬衣，下面两个口袋特别大，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甚至还有火柴。有一次寅恪先生的衣服，就因此而着了火［34］。在孩子们的眼里，倒是怪有趣的。从唐子仁的口气里我听出，虽然大人们常夸寅恪先生如何了得，懂梵文等十几种语言，可作为一个小孩子，当时的她觉得奇怪，这个令大人崇拜的陈寅恪，怎么会这么“呆”？
陈、唐两家的寓所步行可及，寅恪先生走出自家的门，顺着一条道望去，左面是科学馆，右面就是唐家。唐子仁觉得，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可是寅恪先生偏偏不认路，明明可以看到唐家的房子，还怕走错，非要二女儿小彭陪着去［35］。儿时的唐子仁想不太通，为什么这位公认聪明的大学者，却连小孩子都走不丢的路也认不得？
我挂了电话后曾自作聪明地想，“不认路”大概是因为寅恪先生视力不济的缘故。我上一次去拜访唐子仁时，她已年过八十，叹息老了，眼睛不行了。回想在我出生或记事以前，唐子仁就成了父亲的朋友，我认识她也有好几十年了。记得在过去，唐子仁一向灵敏过人。想来她年少时，很难体会寅恪先生受眼疾折磨之苦。我把以上的揣测，作为“分析”写入了原文初稿。唐子仁预览后，驳回了我的“自说自话”（唐子仁所言见附图）。
寅恪先生和擘黄先生两人相聚，总爱吟诗唱和，你送一阕我答一首。除了两位老学究往来，两家的孩子也常走动，随意串门时，就能见到听到些家庭琐事。唐子仁去陈家玩，有时听到寅恪先生抱怨日子太苦，没肉吃，夫人唐筼指着菜盘子里洒落着的星星点点肉丝说，那不是肉吗？寅恪先生说，那不算，我说的是没有大块肉。每逢父母为这类事“拌嘴”时，陈家的孩子就会插嘴，说在香港时，沈仲章怎么怎么的。听起来像是寅恪先生一家在港之际，也时有贫寒之虞，我父亲沈仲章常常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去他们家，于是老老少少皆大欢喜。具体什么话，唐子仁也记不清了。
2014年10月4日唐子仁致沈亚明便条（局部）；征得本人同意发表。
2014年2月20日，台湾史语所的邢义田在电邮中告诉我：“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令尊曾一度为生活所困……”1965年，叶恭绰赠诗为我父亲沈仲章祝寿，跋中有言：“抗战时居延汉简归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仲章任重加编校，凡数万事。主者廪给不时，至仲章忍饥工作。”
父亲曾轻描淡写地提过几次，在香港为居延汉简工作，远程的上司拖欠薪水，补发时法币已经贬值，而且等到钱终于抵港，父亲即离港，一分也没用到［36］。多亏父亲的好朋友戴望舒主编报纸副刊，约他写专栏，换得几个稿费度日。父亲在港时间长了，广结人缘，后来大概日子好过些了，而且以前胡适叫他翻译的一部天文学读物，商务印书馆也已排上出版日程。简言之，父亲在港时手头不会太宽裕，然而他的脾性，一贯是厚人薄己、克己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