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钢和泰家照面

1926年，父亲沈仲章因为学潮风波，离开读了三年的交通部唐山大学［2］。他和好朋友谢大祺，双双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代的唐山大学理工科在国内领先，聘请富有经验的外籍教授，教学效仿美国一流大学，以训练严格扎实而著称。谢大祺和沈仲章在唐山读书已是游刃有余，进了北大后，觉得北大的数理化课程，对他俩来说过于轻松；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学风，恰恰又为两人的“用情不专”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于是，这两位理科新生，特别是沈仲章，如鱼得水，四处遨游。他对本专业的必修课，只是考试前翻几页书，应付了事，却经常不务正业，花大量时间跨系旁听，尤其喜欢去听冷门偏题，或者众人都叫难的课程。

谢大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二哥谢无量学问极好。北大有位教授邓高镜，是谢家的世交或者亲戚，谢大祺到邓家去串门，大都带上挚友沈仲章。邓高镜专攻墨学和佛学，曾在北大教梵文［3］。父亲沈仲章顺便言及，在邓高镜之前，许季上也教过梵文［4］；后来邓高镜不教了，才是比邓更出名的汤用彤来教［5］。但他没对我说过，他与许季上或汤用彤有无交往。父亲言及许季上时加注说，许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检索鲁迅日记，1928年7月2日［6］有这么一句：“沈仲章来访未见，留许季上函而去。”

沈仲章进北大第一年，邓高镜开了一门课，研讨佛学唯识论。那门课是个大冷门，选修的人极少，谢大祺就把沈仲章拉去捧场。于是他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又去修了熊十力的因明学，听得挺来劲儿，对熊十力非常钦佩［7］。父亲特意说明，他原是从哲学思考的角度选修佛学课，起初并没有觉得需要学习梵文。

因为常去邓家，沈仲章与邓高镜以及他弟弟邓心镜都相熟。沈仲章和谢大祺倒没有想到要跟邓高镜学梵文，却在邓心镜的鼓动下，直接拜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钢和泰男爵）为师，向梵文进军。

这位男爵学者的中文名字来自其姓氏Staël-Holstein，“钢”是Staël的意译，“和泰”是Holstein的音译。钢和泰有德国血统，但爵位封号来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曾属沙皇俄国，1918年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又被苏联吞并。因此，以前常有人说钢和泰是俄国贵族。钢和泰在北大任教多年，也去哈佛大学当过教授。钢和泰精通梵文和东方学，中国不少知名学者如胡适等都向他请教过。

当时钢和泰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讲授古印度宗教史。为了引用参考历史文献，他得先讲解梵文［8］。邓心镜在修钢和泰的那门课，学得非常费力。因为梵文教程很繁复，学生少得可怜，邓心镜就拉沈仲章和谢大祺去“陪读”。沈、谢两个初生牛犊，正想探探天高地厚，听说钢和泰的梵文课特别难学，败下阵来的人很多，反倒激起了兴趣，便跟着邓心镜去“助阵”。

钢和泰的课果真挑战性很大，几堂课下来，好些文科出身的博学之士都叫头疼，而沈仲章和谢大祺两人却饶有兴致。每逢钢和泰提问，别人都低头回避老师目光，只有沈、谢二生挺身端坐，斗胆答题。钢和泰很高兴，就把两个小伙子请到家里，专门开小灶，每次上课还拿点心招待他们。

不久，谢大祺因奔父丧离开北平，从此不再返校。沈仲章继续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师生之外成了朋友。钢和泰又把沈仲章推荐给一位德国汉学家［9］，协助翻译禅宗《六祖坛经》。

胡适身着博士服像（油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按：据胡适纪念馆信息，胡适于1927年正式获得哲学博士文凭。倘若此画体现胡适1927年左右形象，时段正合沈仲章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并与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产生缘分初始。（推测父亲与胡适先生最初相遇当在课堂或沙龙，另文再议。）

再说寅恪先生，他也常去钢和泰家讨教梵文，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沈仲章高得多。陈、沈两人相遇时，应该“攀谈”过，但父亲没怎么对我细说，就算仅仅“照面”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