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王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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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战争到英国突围

金融离不开银行,银行尤其是现代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动脉,其中流动着源源不断的金钱。探究金融的本质,不得不谈银行。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重要也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也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以“堡垒中的堡垒”之称,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当我们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言必及英格兰银行及美联储,以至于《××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吗?”,不少人顿时愕然,以为自己得知惊天秘闻,随即对阴谋论之流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条——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因此战争比拼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是各国的融资能力。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打败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在国家竞赛中,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承认,英国直到16世纪还没有什么成功“迹象”。他曾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境地:“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1)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学习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得以领跑诸国,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欧洲历史上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占优者,引来效仿,落后者,难免被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的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了大概4倍,而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程度也高于法国;伦敦的人口增加了13倍,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的影响渗透政治,而它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的其他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在13世纪已经开展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影响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可比肩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金融业远远称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如何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纪债券市场的先驱曾经在几百年后如此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2)。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许支付,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被国王强行“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30年期间可谓英国宗教纷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国内以英国国教为主的新教徒和传统天主教势力斗争不休,国外则是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是霸权崛起与信仰分歧的产物。(3)三十年战争中,英国站在新教一边,而查理一世本人则偏向天主教,又与罗马教廷交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苏格兰强行推进宗教改革,加上其与议会的多次失和,最终导致了个人的覆灭,成为唯一一位在位期间被处死的英国国王。

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继任英国国王之后,也曾经在1672年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业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甚至不是主要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

自1666年起,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的熔铸费用,人人都可以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也正因此,铸币厂的地位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初艾萨克·牛顿在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说来,铸币厂理所应当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的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

这些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述,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非常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英格兰银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