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误诊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医误诊研究的历史

误诊现象是伴随着临床诊疗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临床诊断就开始有误诊现象的发生。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误诊现象的存在，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扁鹊过虢，虢太子死……”的故事，所谓“虢太子死”就是误诊，幸而扁鹊路过及时发现，指出“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经典著作，其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而《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徵四失论》两篇更是指出医者易犯的过失并以为惩戒的专篇。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误诊”一词，但其中数十处提到了“误治”，分析了原因，提出了防范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伤寒论》第29条）。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这一角度出发，诊断学的发展和完善是建立在对误诊误治的不断总结基础上的。中医诊断以“证”为中心，从整体上认识疾病，对于诊断与误诊的界限虽然没有西医学那么明确，但是，古代医学家在研究诊断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误诊的避免，在有些古代医案中也常能见到临床误诊记载。在此过程中，误诊学伴随诊断学而存在，如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证候诊断的专著；南宋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病因辨证理法比较完备的著作；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诊法的专著，其中均有不少关于误诊误治的论述。金元时期的医家中，专攻诊断者不乏其人，如金元四大家中李杲的《内外伤辨惑论》、元代滑寿的《诊家枢要》及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等，虽非专论误诊，但各种关于诊断理论、方法、惩戒的论述都对误诊的分析、减少和避免起到了直接作用。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不但介绍了自己亲身观察尸体见到的真实情况，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认识和古代许多认识疾病的错误结论，还主张著书立说必亲治其证，反对脱离实际和徒取虚名，不能主观臆断，要集思广益，这些“辨错”“改错”“防错”的理论，对于今天来说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中医误诊学的提出

尽管中医学对误诊的认识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一门学科的形成和独立，不是凭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实现的，而是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必然结果。一门学科能否确立，首先要看其确立的意义和价值，看其是否对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有推动作用；其次是要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内涵，有其自身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古往今来，误诊一直是阻碍中医临床发展的大障碍。医师和患者都不愿意发生误诊，迫切希望寻求避免误诊的方法。误诊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近几十年来，一些中医学家在中医临床误诊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钟昔意编著的《中医误诊误治析微》、张笑平的《中医失误百例》、徐复霖等的《古今救误》、靳建华的《医误博典》等，为中医误诊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说，当前都已具备了确立这一学科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随着中医现代化、客观化、规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诊断的国家标准开始在临床实施，中医诊断学在许多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是从正面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疾病的。但是我们在强调诊断学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正确认识疾病的障碍因素及其规律，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从误诊或误治反证诊断的正确与否一直是中医诊断学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医诊断学发展的动力。借鉴现代误诊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研究中医误诊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医误诊学的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