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家的精神旨趣

与儒家“拿得起”相比，道家就是一种“看得开”的人生态度。这样的“看得开”在生活里面处处皆是。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这就体现了道家的精神旨趣。

首先，祸福要看得开。有一句成语叫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看起来是一个祸事，但是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要从事物发展的趋势上面去判断。这个故事出自《淮南子》，哲理则出自《道德经》，体现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的观点。祸和福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所以不要只看到祸，而要从祸事里面看到它内在的发展趋势，认识到它可能有趋好的方面。就像我们今天遭遇到特殊重大疫情，明显是一个祸事。但如果我们通过积极面对疫情，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医疗保障机制，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尤其是对大四同学而言，研究生扩招，新增将近19万人，可以说对考研的同学是一个利好消息。

其次，顺逆要看得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有顺境，有逆境，所以你顺境的时候要看得开，逆境的时候更要看得开。要学会安时处顺，随遇而安。时和遇是不能够选择的，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形势使然，但是你可以采取对待这个客观情势的主观态度，这就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既然有顺境就会有逆境，所以你就会居安思危。处在逆境当中，你会想到终有一日云开月明，否极泰来，就不会丧失希望。所以道家告诉你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坎坷崎岖，有激流险滩，始终保持“看得开”的乐观精神。

再次，成败要看得开。人生有成功也有失败，儒家强调让你如何去赢得成功，道家侧重让你如何对待失败。在道家看来功成一定要身退，取得成功固然很好，但更关键的是取得成功以后的情势和局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取得事业成功之后，要善于急流勇退，不然有可能前功尽弃。可以说道家看透了世态炎凉，饱含人生智慧，做到了荣辱不惊，将所谓的成功和失败都不放在心上。恰恰因为这一点，梁启超指出：“‘旁观’二字代表吾国人之性质也，‘无血性’三字为吾国人所专有物也。”[3] 他说“旁观”和“无血性”是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批评的“看客”当然就是旁观者的意思。所谓的“无血性”是说他对人事和社会抱有一种旁观的态度。他的社会角色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旁观者。因为没有参与，所以他抱着一个比较超脱的态度，这就是道家“看得开”的心理基础。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说中国的“阿Q精神”是善于做麻醉，善于做看客。他很激愤地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4]。这句话实际上是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但我们可以从肯定性的意义上来讲，鲁迅先生明确了道家和道教的“看得开”精神旨趣。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看得开”会成为批评国民劣根性的证据，但它让我们在人生过程中看得开，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超脱和淡然，不至于在失败或绝望的时候采取极端的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干预和精神慰藉。梁启超和鲁迅的话，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激愤之言，但是当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讨论国学精神旨趣的时候，应该肯定道家“看得开”的人生态度。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道家的精神旨趣，我认为应该是“无为”。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人要效法地的博厚，地要效法天的高远，而天要效法道的深邃。道效法谁呢?道效法它自身而已。所以道无非是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在这里面“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己内在的规律去展开、去行动，这才是符合天道的“自然”。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庄子·达生》）梓庆是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制作一种木器，这种木器是一个乐器架子，叫鐻。这个鐻就放在钟的旁边，相当于钟的架子，具有猛兽的形貌和纹理。鐻做成的时候，看见的人无不惊骇，感叹真是鬼斧神工。为什么呢?因为梓庆制作鐻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戒三天以忘却功利赏赐、高官厚禄。其次，“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则以天合天”。斋戒五天，把所谓的名誉、是非、褒贬的心思都忘记了。等到七天的时候，他已经忘却了自己，忘记了自己还有四肢形体。斋戒完毕以后，他进入山林去考察草木生长的自然状态和质地，选取最合适的树木的形状来制作。所以在他眼中，鐻就长在那里，之后再稍加修饰。这里的“以天合天”是说把我内在的天性和木材的天性结合起来，这就符合天道了。这样的工艺我们称为鬼斧神工。所以“无为”就是“道法自然”，就是“以天合天”。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道家的精神，就是“弛”，松弛、闲适的状态，也就是逍遥游的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谓的至人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人，所谓的神人就是忘记了功利爵禄的人，所谓的圣人就是忘记了名誉是非的人。这恰恰符合刚才所讲的梓庆忘我、忘功、忘名这样的一种境界。陶渊明有一首诗：“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他告诉我们的是，怎样从儒家干事业的状态中松弛下来，按下暂停键，做一个调适休整，进入一种闲适而又自然的状态。故而陶渊明的诗在元好问看来就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其四》），是人的天然本性的流露和呈现。

我们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是互为补充的。诸葛亮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所谓的“明志”和“致远”就是儒家的“拿得起”的旨趣，所谓的“澹泊”和“宁静”，就是道家“看得开”的态度。道家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呢?他们是想成为神仙的。所以在唐代的三大诗人中，有一位被称为“诗仙”。“诗仙”李白有这样一首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下独酌》）本来是一个人在月下独酌，喝闷酒，但是对于李白而言，他邀请明月，月光照在自己的身上，造成光影斑驳，于是饮者、月亮以及二者交织而来的影子之间光影相生、动静恣意、醒醉迷离、情致盎然。从中可以看出道家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旨趣，这是一种有况味、有情趣、有品位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杜甫很忙”，那么“李白很闲”,“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山中问答》），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我们讲道家是一种非常态的精神安顿方式。《周易》说“通乎昼夜之道”（《周易·系辞上》），白天有白天的事业，夜晚有夜晚的安眠。干事业需要意志的高度集中和紧张专注，睡眠需要松弛和宁静。如果说学会紧张是一种学问，那么学会放松就是另一种学问。如果说儒家是给行驶的车辆加油鼓劲，那么道家就是在加油鼓劲的时候，提醒你要注意路况，时而踩一下刹车，免得冲下山坡。道家和儒家形成了很好的补充。人生在世，既要“拿得起”，又要“看得开”，这就叫作“通乎昼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