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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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森林深处的幽灵

那年6月,我独自一人,在灰熊之乡的雪地里忍受严寒。20岁的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新手,在一家位于加拿大西部利卢埃特山脉的伐木公司从事季度性工作。

森林里笼罩着阴影,死一般沉寂。我总觉得周围鬼影幢幢,放眼望去,似乎看到一只幽灵正朝我飘来。我张开嘴想尖叫,却没有发出声音,于是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拼命让自己恢复理智——然后我就笑了。

所谓的幽灵只不过是浓雾而已。它绕着树干,不停地翻腾。根本就没有幽灵,只有伐木工砍下来的那些木材。树就是树。但加拿大的森林总是让我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我的祖辈,他们曾保卫或征服这片土地,他们来这里砍伐、焚烧和种植树木。

似乎森林是有记忆的。

尽管我们希望它忘记我们的罪过。

到了下午,薄雾弥漫在亚高山冷杉丛中,给它们蒙上了一层光泽。小水滴把光线折射向各个方向。枝条上满是今年新绿胜旧绿的生机。无论寒冬怎么摧残,春天一到,孕育着生命的嫩芽就会顽强地从枝头长出,迎来越来越长的白昼和日益温暖的天气。这真是一个奇迹!只要前几年夏天的气候适中,嫩芽就会如期长成雏叶。我摸了摸那些针叶,软软的,摸上去很舒服。它们通过气孔(二氧化碳从这些小孔中吸入,与水结合形成糖和纯氧)排出我需要的新鲜空气。

依偎在这些高大、勤劳的大树身边的是十几岁的小树,而依偎在这些小树身边的是更年轻的幼苗。在寒冷天气中,它们像一家人一样挤成一团。老树树皮斑驳,尖顶直挺挺地伸向天空,为周围的树遮风挡雨。这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我的精心呵护多么相似。天啊,我小时候总是麻烦不断,就像幼苗一样离不开大人们的照顾。12岁时,我爬上舒斯瓦普河边的一棵歪脖树,想看看自己能爬多远,但是在回退时不小心掉进了河水中。亨利爷爷跳进他那条手工打造的小船,在我快要被急流卷走时抓住了我的衣领。

这里一年有9个月的时间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树木的适应能力远强于我。它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十分强大,即使遭遇我无法忍受的极端内陆气候,它们也可以茁壮成长。一个枝条从一棵老树斜着伸出来,遮挡在羸弱的树苗上方。在树枝的弯曲处,还有一个掉落的松果静静地躺在那里。我轻轻拍了拍老树,以示感谢。

我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走下伐木道,在雪地里向森林深处走去。尽管离天黑只有几个小时,我还是在一根原木前停了下来。这是清理道路用地时砍下来的。灰白的圆形切面上,可以看到睫毛一样细的年轮。早材呈鲜黄色,细胞中水分含量高。边上是深褐色的晚材细胞,它们形成于8月,此时太阳高照,干旱已经来临。我数了数年轮,每10年用铅笔做一个标记。这棵树已经有几百岁了,比我们家在这片森林里生活的年头的两倍还多。这些树是如何经受住生长和休眠的周期变化的呢?这与我们一家在一段短得多的时间内经历的欢乐和艰辛相比有什么异同点呢?有的年轮较宽,说明在这些年份这棵树长得较快,可能是因为雨水充沛,也可能是因为在邻近的树被风吹倒后,阳光比较充足。有的年轮窄得几乎看不见,这是因为受干旱、冷夏或其他压力影响后树木生长得比较缓慢。这些树经受过气候剧变、残酷的竞争,以及肆虐的火灾、虫害或风灾。论生长环境的恶劣程度,殖民主义、世界大战以及十几次总理换任给我们家族带来的影响远不能与之相比拟。它们是我祖先的祖先。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夕卡摩附近的舒斯瓦普河露营(1966)。自左至右:凯利,3岁;萝宾,7岁;妈妈埃伦·琼,29岁;我,5岁。我们是开着一辆1962年的福特流星来到这里的。在加拿大横贯公路上,我们险些遭遇落石。从山上飞下来的石头直接穿过车窗,落在妈妈的腿上

一只松鼠一边在那根木头上飞跑,一边发出吱吱吱的叫声,警告我不要碰它藏在树桩那儿的松子。我是第一个为伐木公司工作的女性。伐木公司从事的是一份艰苦危险的工作,从那时起,他们也向零零星星前来求职的女学生敞开了大门。几周前,就在我上班的第一天,我和老板泰德一起前往一个皆伐区(这片30公顷1公顷=0.01平方千米。——编者注土地上的树木被砍伐一空),检查那里是否按政府规定种上了新树苗。他有丰富的种树知识,但他非常低调,这让工人们忘记了疲惫。当我因为分不清“J根”和“穴盘育苗”而尴尬时,他一直很有耐心。通过观察学习,我不久之后就被委派了评估人造林(采伐后复植补种的幼苗)的工作。我是不会搞砸的。

今天评估的人造林就在这片古老的森林后面等着我。今年春天,公司砍伐了一大片柔软的亚高山冷杉,补种了多刺的针叶云杉幼苗。我的任务就是检查这些新苗的生长情况。通向皆伐区的那条伐木道被冲毁了,所以我没有走那条路——这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否则我就欣赏不到雾气萦绕的美景了。但是走着走着,我停下了脚步,面前是一大堆新鲜的灰熊粪便。

在我父母小的时候,温带雨林是他们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家乡的一个典型特征

树林仍然笼罩在雾气之中,但我可以肯定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束束浅绿色地衣——老树上生长的那种陈旧地衣(因为它们挂在树枝上摇摆不定,所以又被称为“老人胡子”)。我按下气喇叭上的按钮,以驱散对熊的恐惧心理。我害怕熊,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她小时候在门廊里差一点儿遭到熊的袭击。在熊离她仅有几英寸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的紧要关头,她的祖父(我的外曾祖父)查尔斯·弗格森及时赶到,开枪打死了那头熊。曾祖父查尔斯是20世纪初埃奇伍德的拓荒者(埃奇伍德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哥伦比亚盆地箭湖畔伊诺瑙克林山谷的一个偏远村镇),和妻子埃伦一起,凭借斧头和马,清理出一片锡尼克斯族用来种草养牛的土地。听说查尔斯曾与熊搏斗过,还射杀过前来偷鸡的狼。他和埃伦有三个孩子:艾维斯、杰拉尔德和我的外祖母温妮。

我爬上长满青苔和蘑菇的木头,呼吸着永远不会消散的薄雾。其中一根木头的树干裂纹和树根上长有大量小菇(Mycena),树根呈喇叭形展开,然后收拢,看上去就像是腐坏的纺锤。我一直在思考树根、真菌与森林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在健康的森林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包括那些隐藏的和被忽视的东西)都能和谐相处。我对树根的迷恋始于儿时。当时,父母在我们的后院里种了一些三角叶杨和柳树。在粗大树根的作用下,我们地下室的地基出现了裂纹,犬舍东倒西歪,人行道的路面变得高低不平。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惊诧不已,也让父母在焦虑不安的同时开始商讨对策。他们的本意是在我们家那一小片土地上重现他们小时候家周围树木环绕的感觉,却没想到造成了这样的问题。每年春天,我都会惊奇地看到,在树根周围散布的一圈圈蘑菇当中,三角叶杨的种子萌发出嫩芽。我11岁那年,城市管道把带有泡沫的污水注入我家旁边的河水中。我惊恐地发现,河岸上的三角叶杨一棵棵死掉了。它们先是树冠变得稀薄了,接着树干上树皮开裂,出现了黑色的溃烂;到了第二年春天,这些大树都死了。在流淌的黄色污水中,再也看不到新芽萌发了。我给市长写了信,但没有回音。

煎饼状蘑菇——牛肝菌

我摘下一朵小菇。这朵钟形蘑菇看上去就像精灵戴的帽子,顶部呈深棕色,边缘是半透明的黄色,下面可以看到菌褶和脆弱的菌柄。菌柄扎根在树皮的裂缝中,可以加快木头的腐烂。这些蘑菇非常娇嫩,似乎不可能分解掉整根木头,但我知道它们有这种能力。我小的时候,那些死掉的三角叶杨倒在河岸上,开裂的薄皮上会长出蘑菇。几年之内,腐烂木材的海绵状纤维就会完全消失在地下。这些真菌进化出了一种分解木材的方法:它们可以分泌酸和酶,并通过细胞吸收木材的能量和营养物质。我从木头上跳下来,鞋上的防滑钉扎进半腐层,然后抓着冷杉树幼丛,手脚并用地向山坡上爬去。这些幼树既需要阳光,又离不开雪水的滋养,因此它们在“选择”扎根的地点时会权衡这两个因素。

在几年前长出来的一棵幼树旁,有一株牛肝菌。棕色煎饼状菌盖表面粗糙,黄色的下腹部质地疏松,肉质菌柄扎到了地底下。在一阵大雨中,一朵朵蘑菇从一直延伸至密林深处的致密真菌丝网中破土而出,就像草莓在错综复杂的根和枝蔓中结出果实一样。在泥土中菌丝蕴含的能量推动下,菌盖像雨伞一样展开,褐色斑点点缀的菌柄仿佛裹上了带有花边的面纱,若隐若现。我摘下这朵蘑菇。这种真菌在结果之前主要生活在地底下。菌盖的下面就像一个日晷,有辐射状排列的孔隙。每个椭圆形开口内都有微小的茎秆,孢子就像鞭炮发出的火花一样从这些茎秆释放出来。孢子是真菌的“种子”,里面有大量的DNA,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通过结合、重组和突变产生多种多样的新型遗传物质。在蘑菇被采摘后留下的五颜六色的空洞周围,散落着一圈肉桂棕色的孢子。其他孢子应该已经随着上升气流飞走了,或者附着到了飞行昆虫的腿上,又或者成了松鼠的晚餐。

在这个小洞中,除了一截菌柄留存了下来,还有一些黄色细丝向下延伸,编织成一层由真菌菌丝体组成的复杂帷幔,覆盖在土壤中数不胜数的有机物和矿物颗粒上。在被我粗鲁地采摘之前,这朵蘑菇就是这个网络的组成部分,它的柄上还有断掉的菌丝。整个网络就像一块精心编织而成的厚厚的花边桌布,铺设在森林地面之下,而这朵蘑菇就是露出地面的一角。采摘后留下的菌丝在凋落层(由落叶、芽体和嫩枝组成)散开,寻找、缠绕、吸收地底下丰富的矿物质。我不知道这种牛肝菌是否类似小菇属,是一种可以分解木头和落叶枯枝的腐生真菌,还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菌种。我把它和那朵小菇一起装进了口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砍伐后用幼苗复植的那个皆伐区。天上乌云密布,因此我从背心里拿出黄色雨衣。因为在林中使用过,雨衣已经破损,防水效果也不好了。朝着远离卡车的方向每多走一步,危险的气氛就更浓一些,天黑前不能开车上路的预感也更强烈一些。但我从温妮外婆那里继承了一种迎难而上的本能。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温妮外婆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她的母亲埃伦就因为流感离开了人世。当邻居们终于进入了冰封的山谷,蹚过齐胸深的积雪,去查看弗格森一家的状况时,他们发现这家人都被大雪困得卧床不起,而埃伦死在了她的房间里。

我脚底一滑,虽然及时抓到了一棵树苗,但它被我连根拔起了。随后,我就滚下了斜坡。在压倒一些小树苗后,我被一根湿漉漉的木头挡住了,手里仍然抓着那团参差不齐的树根。这棵小树看起来有10多岁了,从逐年生长的泾渭分明的轮生侧枝看,树龄大约是15年。雨下起来了,我的牛仔裤湿透了,水珠从我破旧夹克的防水布上往下滴。

这份工作没有留给人软弱的余地。从我记事起,我就在一个男孩子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因此性格坚韧。我想和我的弟弟凯利,还有那些名字具有典型魁北克特征的人(例如勒布朗、加尼翁、特伦布莱)一样厉害,所以我学会了在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和邻居们一起玩街头冰球。我当守门员,这是最不抢手的位置。他们大力射门时球会朝着我的膝盖飞过来,把我的双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我总是用牛仔裤把这些伤痕遮盖起来,因为我要像温妮外婆那样学会咬牙坚持:在她母亲去世后不久,温妮外婆就尽她所能干起了自己的工作,骑着马穿过伊诺瑙克林山谷,挨家挨户地送邮件和面粉。

我盯着手里的那团树根。黑黝黝的腐殖质黏附在上面,让我想起了鸡粪。腐殖质就是森林地面上油腻的黑色腐烂物,它的上面是来自掉落的针叶和枯死的植物的新鲜凋落物,下面是基岩侵蚀形成的矿质土。腐殖质是植物腐烂的产物,里面有死去的植物、虫子和田鼠。它们就是大自然的堆肥。树木喜欢把根扎在腐殖质中,而不是腐殖质的上方或下方,因为腐殖质中有丰富的营养。

但是这些根尖呈黄色,与圣诞树上的小灯泡颜色相似,根尖末端是同样颜色的丝状菌丝体。这些像溪流一样的菌丝颜色和那些从牛肝菌菌柄散布到土壤中的很接近,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采摘的那朵牛肝菌。我一只手拿着那簇根尖——上面挂着大量黄色细丝,另一只手拿着那朵菌丝被扯断的牛肝菌,仔细研究了一番,但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也许牛肝菌是树根的朋友,而不是像小菇那样具有分解腐败物质的能力?我始终倾向于从活着的生物那里寻找答案。我们都觉得最重要的线索很大,但这个世界经常提醒我们,重要线索也可能非常小。我开始挖掘森林地面。土壤的每一个微粒上似乎都覆盖着黄色的菌丝体,在我双手下面绵延着几百英里1英里≈1.6千米。——编者注长的菌丝。不管它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这些呈分支结构的真菌菌丝,再加上它们催生的果实——蘑菇,对于土壤中的海量菌丝体来说都不过是九牛一毛。

温妮弗雷德·比阿特丽斯·弗格森(温妮外婆)。1934年摄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埃奇伍德的弗格森农场,时年20岁,当时她的母亲去世不久。温妮在丧母后继续从事农场工作:养鸡,挤牛奶,抛草料。她能纵马狂奔,还能射中爬到苹果树上的熊。温妮外婆很少提起她的妈妈,但我最后一次和她在纳卡斯普湖滨散步时,86岁的她流着眼泪说:“我想念我的妈妈。”

我从背心后面的拉链口袋里取出水瓶,冲洗掉树根上的泥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茂盛的真菌,当然也从来没有在真菌上看到过这么耀眼的黄色(还有白色和粉色)。每种颜色包裹着一条根尖,周围还有一些细丝。为了获取营养,树根需要克服困难,尽量向远处延伸。但为什么根尖上萌发的真菌丝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带有如此多的颜色?每种颜色都代表不同种类的真菌吗?它们在土壤中做的是不同的工作吗?

我喜欢这份工作。攀爬这片雄伟的林间空地带来的兴奋感比我对熊或幽灵的恐惧要强烈得多。我把我拔下来的那棵幼苗的根,连同那团颜色艳丽的真菌,放在一棵护卫树的旁边。幼苗们让我看到了森林地下世界的纹理和色调。黄色、白色和深浅不等的灰粉色让我想起了伴随我长大的野玫瑰。公司购买的这片土地就像一本书,五颜六色的书页一页一页地叠着,每一页上都是万物如何生长的故事。

最后,我终于来到了那个皆伐区。明亮的光线透过蒙蒙细雨照射过来。我眯起眼睛,四下打量着。我能预料到会看到什么,但眼前的一切仍然让我深感震惊。所有的树都被砍成了树桩,地面上的部分被剥去了树皮,露出白色的木质部。经过风吹雨打,最后几片树皮也掉落了。我小心翼翼地从断枝中走过,感受着被弃之如敝屣带来的痛苦。我提起一根树枝,让压在下面的树苗露出来。小时候,我经常跑到附近山上拾垃圾,让压在垃圾下面努力开花的花儿重见天日。我知道这些动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树桩旁边那些柔弱的小杉树成了孤儿,它们正试图从失去父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由于砍伐后嫩枝生长缓慢,因此恢复的难度非常大。我摸了摸手边那棵杉树的顶芽。

一些开白花的杜鹃花和越橘也在斧锯加身时逃过了一劫。木材砍伐把它们自由自在、不受干扰的生长环境破坏无余,而我是这个行业的一名从业人员。为了保证木材厂正常运转、家人有饭吃,我的同事们正在制订新的皆伐计划。我也能理解这种需要。砍伐工作是不会停下来的,直到整个山谷被砍伐一空。

我朝杜鹃花和越橘丛中弯弯曲曲的一排幼苗走去。工作人员在砍伐了成材杉树之后复植的这些多刺云杉幼苗,现在已经长到脚踝的高度了。他们在砍伐亚高山冷杉后,没有用新的亚高山冷杉复植,这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云杉木材更值钱。云杉纹理紧密,耐腐蚀,有望产出高档木材。成年亚高山冷杉的材质则既脆弱又松软。

政府还鼓励像在花园中那样成行种植,以确保每一块土地都种上了幼苗。这是因为网格状均匀间隔的树木成材率高于疏疏落落的树木,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他们发现,与自然生长相比,填满所有空地的种植方法可以产出更多的木材。他们认为,如果每个角落都得到充分利用,可以预料未来的收成会更好,而且成行种植更容易数清总数。出于这个原因,温妮外婆在花园里也会采取成行种植的方式,但是她深耕细作,而且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

我检查的第一棵云杉幼苗还活着,但从发黄的针叶看,应该离死不远了。它纤细的主干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它怎么可能在这么残酷的地带生存下来呢?我仔细检查了那一行新种植的树苗。它们全部处境堪忧,每一棵幼苗的长势都不好。为什么它们看起来这么糟糕呢?相比之下,为什么在那片没有砍伐过的土地上生长的野生冷杉已经发芽,而且看上去长势良好呢?我拿出野外作业手册,抹去防水封面上的针叶,擦拭干净我的眼镜。复植是为了治愈砍伐造成的创伤,但我们的努力遭到了惨败。我该给出什么样的指导意见呢?我想让公司从头再来,但所需的费用让人难以接受。由于担心遭到反驳,我只好草草写了一句:“符合要求,但死掉的树苗需要补种。”

我拾起一片遮盖在幼苗上的树皮,把它扔进灌木丛。然后,我用草稿纸制作了一个临时信封,从树苗上采集了一些发黄的针叶。我很庆幸自己有一张办公桌,它在角落里,与制图桌和办公室有一段距离。办公室非常热闹,人们在那里交易,商谈木材价格和伐木成本,决定接下来砍伐哪片森林,批予像田径场上的锦旗绶带一样的合同。在自己的办公桌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考虑林场的问题。也许幼苗的这些症状在参考书中很容易找到,因为很多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树叶发黄。

我想看看有没有长势健康的树苗,但一无所获。是什么引发了这种疾病呢?如果找不到正确原因,补种的树苗就可能会遇到相同问题。

我后悔自己为了替公司省事,掩盖了问题。林场的情况一团糟。泰德肯定会问我们是否无法按照政府要求在这个地方完成更新造林任务,因为不成功就意味着经济损失。他关心的是以最低成本满足恢复造林的基本规定,但我根本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我把另一棵云杉幼苗从栽植穴里拔了出来,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幼苗的树根部,而不是出在针叶上。树根被紧紧地埋在颗粒状土壤里。时值夏末,栽植穴还很潮湿。栽种没有任何问题。森林表土被铲除了,树苗栽种在下面潮湿的矿质土里。一切都符合要求。我把树苗重新栽好,然后又查看了几棵。每棵树苗都栽种在用铲子开出的狭长口子里,然后土壤被填实,不留空隙,但塞子状根部看起来像是经过了防腐处理,就好像要把它们放进坟墓。所有树苗的根都没有发生人们预期的变化,没有萌发出用以在泥土里汲取养分的白色尖端。所有树根又粗又黑,栽到土里后就再也没有向任何方向发展。这些树苗的针叶发黄、脱落,是因为它们缺少某些东西。树根和土壤之间彻底断绝了联系。

附近有一颗种子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健康的亚高山冷杉。为了做比较,我把它连根拔起。拔栽种的云杉就像从土里拔胡萝卜一样简单,但这棵冷杉的根向四周延伸,固定得非常牢,我必须把两只脚分开,站到树干两边,使出全身力气去拔。我终于把树根从土里拔了出来。在树根出土的同时,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冷杉底部根尖拒绝离开土壤,这无疑是在抗议。但我还是掸掉拔出来的那部分树根上的腐殖质和松散泥土,然后拿出水瓶,把剩下的零碎泥土冲洗掉。冷杉的部分根尖的顶端就像针尖那样纤细。

我惊讶地发现,就像我在成熟林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根尖上也包裹着亮黄色的真菌丝,与煎饼状牛肝菌菌柄上长出来的那团真菌丝颜色完全相同。我在拔起冷杉的地方继续挖掘,发现黄色的菌丝扎进了覆盖土壤的那层有机物中,它们编织成一张菌丝体网络,朝着各个方向不断延伸。

但这些不断分支的真菌丝到底是什么?在做什么呢?它们可能是有益的菌丝,在土壤中穿梭,汲取营养物质并传递给树苗以交换能量。它们也可能是致病菌,感染树根并以其为食,导致脆弱的树苗发黄并死亡。天气好的时候,牛肝菌可能会从地下组织中探出头来,传播孢子。

或者,这些黄色的菌丝根本就与牛肝菌无关,而是来自另一种真菌。地球上有100多万种真菌(大约是植物种类的6倍),但人们只认识其中大约10%的真菌。由于知识有限,我辨认出这些黄色菌丝种类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这些菌丝和蘑菇不是有用的线索,那么新栽种的云杉在这里无法茁壮成长可能另有原因。

我擦去“符合要求”那条评论意见,然后注明林场补种失败。用同样的树苗和方法补种(用铲子种植在苗圃里大量生产的一年龄穴盘苗)对公司来说似乎成本最低廉,但如果每次都得到同样的失败结果而需要返工,成本就会大幅上升。要再造这片森林,我们必须换一种方法,但到底该怎么做呢?

栽种亚高山冷杉吗?所有苗圃都没有现成的树苗,而且人们认为它不是未来的经济作物。我们或许可以栽种根系更大的云杉幼苗。但是,如果不能长出新的根尖,它们仍然会死去。或者我们可以改进栽种方法,让它们的根接触土壤中的黄色真菌网络——也许这些黄色菌丝可以让这些幼苗保持健康。但是,规章制度要求树根必须栽种在下方的粒状矿质土中,不是腐殖质中(这是因为在夏末的时候,沙粒、淤泥和黏土能保持更多的水分,树苗生存的可能性更大),而真菌主要生活在腐殖质中。人们认为水是土壤提供给树根,使树苗得以存活的最重要的资源。修改规章制度的可能性似乎非常小,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栽种时让树根能够接触到这些黄色菌丝。

站在树林中,我真希望能和人讨论我心中的感受,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些真菌可能是树苗值得信赖的帮手。这些黄色真菌会不会含有某种我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成分呢?

如果找不到答案,我肯定无法心安。我担心这个皆伐区会变成屠宰场,变成树木的埋骨之所。我们营造的将是杜鹃花和越橘灌木丛生的荒地,而不是新的森林,随着问题迅速发展,人造林将一片接一片地走向死亡。我不能听任这种事发生。我曾经看到,我的家人在我们家附近伐木后,森林很自然地恢复了生长,因此我知道森林在砍伐之后是有可能恢复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祖辈在每个地方只砍伐几棵树,附近的雪松、铁杉和冷杉可以方便地将种子播撒在砍伐留下的空隙处,而新生的植物很容易与土壤建立联系。我眯起眼睛,朝人造林的边缘望去,但距离太远了。这些皆伐区的面积都很大,也许大面积砍伐就是导致问题的一个原因。如果树木有健康的根,它们肯定能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再生。不过,到目前为止,我的任务是监督人造林再造,而人造林几乎没有可能变成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昂然挺立的繁茂森林。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咕噜声。几步远的地方,一只熊妈妈正在一片蓝色、紫色和黑色的浆果中大快朵颐。颈后的银色皮毛表明它是灰熊。一只棕黄色的小熊(和小熊维尼一样小)长着特大的毛茸茸的耳朵,就像是涂了胶水一样黏在熊妈妈身上。小熊柔和的黑眼睛和亮晶晶的鼻子正对着我,好像是想要跑进我的怀里。我笑了,但笑容马上就随着熊妈妈的吼声消失了。我和熊妈妈对视了一下,都很惊讶。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而熊妈妈后腿着地直立了起来。

在荒郊野岭之中,我独自面对着一只受惊的灰熊。我按了按气喇叭——啊啊啊呜!灰熊反而盯得更紧了。我是应该挺直腰板还是蜷成一团呢?这两种方法,一种是对付黑熊的,另一种是对付灰熊的。我为什么没有在培训时认真听呢?

熊妈妈放下前爪,下巴擦着越橘灌木丛摇着头,用胳膊肘轻推了一下小熊,然后转身走了。当它们穿过灌木丛时,我慢慢地往后退。熊妈妈抓着树皮,把小熊送到树上。它的本能是保护它的孩子。

我跨过树苗和溪流,躲开砍伐留下的没有树皮的树桩,踩着鹿食草和火草向山下的成熟树林跑去。眼前的植物一片模糊,仿佛是一堵绿色的墙。除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声,我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我跨过一根又一根腐烂的木头,终于跑到公司的卡车旁。车停在路边的一棵树旁,似乎没有停正。

乙烯树脂座椅已经破旧了,变速杆也有些松动。我点着了火,挂上挡,然后踩下油门。车轮开始转动,但车没有动。我挂上倒挡,结果车轮反而陷得更深。卡车陷在一个泥坑中,动不了了。

我打开无线电,开始呼叫:“苏珊娜呼叫伍德兰兹,完毕。”

没有回音。

夜幕降临时,我最后一次通过电波请求救助。熊一挥爪子就能轻松地打破车窗。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尽管我努力保持清醒,以亲眼见证自己的死亡过程,但还是不时地打起盹儿来。似睡似醒中,我想到了母亲的逃生技巧。我假装她给我盖上了毯子。在我们驱车越过莫纳西山脉去外祖父母家之前,她都会给我盖上毯子。我有晕车的习惯,所以她还会在我腿上放一个盆,把我的金色刘海拨到两边。“萝宾、苏西、凯利,睡一会儿吧。”在山口的沟壑间穿梭的间隙,她会轻声跟我们说:“我们马上就到外祖父母家了。”每到夏天,她就可以从学校和婚姻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姐姐、弟弟和我都很喜欢那些日子。我们在树林里漫步,远离父母因为钱、因为谁该对什么负责、因为我们而发生的无声的争端。凯利尤其高兴能够摆脱这些。他跟在伯特外公后面摘越橘,或者一起去政府的码头上钓鱼,或者开车去熊觅食的垃圾场。他会瞪大眼睛,听外公讲自己来弗格森农场买奶油时讨好温妮外婆的故事、在早春帮查理·弗格森给牛接生的故事,以及在秋季屠宰时把牛和猪的内脏装满货车的故事。

从左到右:我,5岁;妈妈,29岁;凯利,3岁;萝宾,7岁;爸爸,30岁。1965年摄于外祖父母温妮和伯特位于加拿大纳卡斯普的家中。我们所有的假期都是和外祖父母在纳卡斯普度过,或者和祖父母在梅布尔湖度过的

在黑暗中,我猛地惊醒过来,感到脖子酸痛,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呼出的热气遇到挡风玻璃后凝成了一层薄雾。我用夹克袖口擦去玻璃上的雾水,然后尽力看向车外,看看那双狂野的眼睛是不是还躲在黑暗中。我瞥了一眼手表,已经凌晨4点了。灰熊在黄昏和黎明最活跃,所以我又检查了一遍车门锁。树叶沙沙作响,像幽灵在移动。我又睡着了,一阵猛烈的敲击玻璃声吓得我尖叫起来。看到有人隔着雾蒙蒙的挡风玻璃冲着我喊叫,我才松了口气。站在车外面的是木材公司派来的阿尔。他的边境牧羊犬拉斯卡一边跳起来抓着车门,一边汪汪叫着。我摇下车窗,以表明我毫发无伤。

“你没事吧?”身材极高大的阿尔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他还没有学会该怎么跟女性林务员说话,还在努力地接受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事实。“昨晚这里肯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还好。”我撒了个谎。

我们大体上营造出一种假象,好像昨晚的工作与平常没有多大不同。我打开车门,让拉斯卡挤进来,然后摸了摸它。每天下班后,阿尔都会开着车,和拉斯卡一起送我回家。阿尔会探出身子,对着车后追逐的狗学着狗叫,而那些狗总是一边狂吠一边掉头就跑,这让他非常高兴。看到我非常开心,受到鼓舞的阿尔就会叫得更加起劲。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

我在车外伸展四肢,阿尔递给我一个装有咖啡的保温瓶,然后准备把车开出泥坑。打火后,冰冷的发动机无力地发出呻吟声。锈迹斑斑的发动机盖上沾着露珠,道路两旁的火草开着粉红色的花。我透过咖啡的蒸汽注视着,在想这台老掉牙的车子是不是该报废了。但是在第三次尝试时,车发动了。阿尔把油门踩到底,但车轮还是原地打转。

“你把差速锁锁上了吗?”他问道。差速锁位于前轮中间,在前轴的两端。将它们手动旋转90度,就能将车轮锁到车轴上,这样发动机的扭矩传到后轮的同时也会传给前轮。4个轮子同时转动的时候,在任何路面上都能顺利前进。但前轮差速锁打开后,车就会像油布上的猫一样寸步难行。他跳下车,转动差速锁,然后把车开出泥坑。我尴尬得要死。阿尔笑着把钥匙递给了我。

“哎呀。”我用手拍了拍脑门。

“没什么,苏珊娜,这是常有的事,”他低下头说,免得我难为情,“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我点了点头,然后满怀感激地跟着他出了山谷。

回到加工厂后,我怀着局促不安的心情,蓬头垢面地走进办公室,做好了被取笑的准备,同时告诉自己任何取笑我都能承受。出于好意,同事们抬头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回过头继续聊天,高谈阔论他们修建道路、安装排水管、规划木材切割以及木材巡查的故事。我与城里的女人和绘图桌边的挂历女孩如此不同,因此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但他们大多都在忙自己的事,根本不管我。

过了一会儿,我去找泰德。我靠在他的办公室门框上,泰德抬起头,看着我。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苗木栽种规定和种苗订单。他有4个女儿,都不到10岁。他靠在转椅上,笑着说:“瞧,这是谁来了啊?”我知道这是在表示他很高兴我能安全返回。他们一直在担心。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标语上写着“216天无事故”。如果连续无事故的纪录在我这里终止,我应该也就没有机会听人们谈论这件事了。泰德建议我回家,但我说我还有点儿事要做。

当天,我完成了栽种调查报告,然后把装着黄色针叶的信封寄给政府实验室,让他们分析营养情况,并在办公室里查找有关蘑菇的参考资料。我找到了很多伐木方面的资料,但生物学方面的书极其稀缺。我打电话给镇图书馆,他们说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本蘑菇参考指南。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下午5点,泰德和他的那帮伙计准备去雷诺兹酒馆看足球比赛,然后从那儿回家。

“和我们一起吗?”他问道。我可不想和一群男人在一起狂欢,但我还是很感激他们的邀请。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需要在图书馆关门前赶到那里。他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我拿到了那本蘑菇参考指南,然后提交了我的人造林调查报告,但我告诫自己不要大肆宣扬自己的发现,而是要做好功课。我经常担心,这家公司的员工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是把我当作时代变化的象征才接纳我的。如果仅仅有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大谈什么蘑菇或覆盖在树根上的粉色、黄色真菌会对幼苗的生长产生某种影响,那我就完了。

凯文也是一名利用暑期打工的学生,他的任务是帮助工程师铺设通往未开发山谷的道路。在我收拾林业巡查员背心时,他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我和他在大学里就是朋友。我们都很庆幸能够从事这些丛林工作。“我们去Mugs'n'Jugs酒馆吧。”他提议说。这家店在镇子的另一头,离雷诺兹比较远,可以避开那些家伙。

“好啊。”和同样学林业的学生一起出去玩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我和他们当中的4个人一起,住在公司的简易宿舍里。我那个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垫,直接铺在地上。我们都不会做饭,所以晚上经常去酒馆。酒吧也是受欢迎的休憩场所,因为我还没有从失恋的伤痛中恢复过来。他想让我退学生孩子,但我想出人头地,我的目标是获得更大的成就。

到了酒馆后,凯文点了一扎啤酒和几个汉堡,而我在自动点唱机里找老鹰乐队那首劝人们放松一点儿的歌,然后看着机械臂跳到了第45首歌。啤酒端上来后,凯文给我倒了一杯。

“他们下周要派我去金桥铺路。”他说,“我担心他们会以甲虫泛滥为借口砍伐黑松林。”

“嗯,我相信他们会的。”我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在偷听。其他学生在旁边的桌子上大笑,喝啤酒,站起来扔飞镖。酒馆的内部装修得像一个小木屋,有一股轻微腐烂的松树的气味。整个城镇都是公司的地盘。我脱口而出:“我觉得我昨晚差点儿就死在那里了。”

“嘿,你该庆幸天气不冷。幸好车熄火了,否则的话,在那样的路上开夜车,你会遇到更大的麻烦。我们一直在联系你,想提醒你待在原地不动,但我猜你的无线电坏了。”凯文一边说着,一边抹掉胡子上的啤酒沫。一旦有人选择与森林为伍,就必须给他配备无线电。

“我吓坏了,”我坦白道,“但至少我看到了阿尔温柔体贴的一面。”

“我们都很担心。但我们知道你会想出安全的办法。”

我笑了笑。他在安慰我,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是团队的一员。点唱机里放着老鹰乐队《城里新来的孩子》(New Kid in Town),听上去有点儿悲伤。最后,反而是森林里泥泞不堪的道路庇护了我,把我从幽灵、熊和噩梦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

我生于野外,我来自野外。

我说不清是我的血流淌进了这些树中,还是树融入了我的血液。我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那些幼苗会死,这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