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四个核心概念

我们将通过对四个概念及其相关术语的简要考察阐明我们在本书中所采取的解释性立场。

第一个概念在其他经济学或金融学的历史描述中并没有出现，尽管少数经济学家使用了它的一些术语。这些术语——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反映了经济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收入核算称为“部门”。我们用“侧”代替“部门”，来表示一个国家经济的这些部分与20世纪初暴露出的大公司和国民经济框架的会计惯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复式记账中，公司业务（或国家收入和生产）的借方和贷方账户按其出现的分类账所在一侧进行区分，而涉及实物商品或原材料的实际交易通常与涉及资本支出或债务的金融交易区别开来。我们相信一个经济体的实体侧和金融侧确实不是分开的——但它们往往被当作独立的。我们可以在早期对供求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中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商品通常是真正的商品或服务，而不是金融资产。我们在早期的国民收入估算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此时真实的商品生产出现了，而金融中介渠道却没有出现。本书的一个重要分析线索是试图将经济的这两个侧面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理论解释或模型当中。我们在雅各布·马尔沙克1938年的投资模型、格利和肖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詹姆士·托宾20世纪60年代的模型，以及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中都看到了这样的尝试。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些模型是否包括金融，以及如果是的话，这些模型是如何处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说来，直到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存量流量分析或接受资金（相对于流量）的观点之前，他们的模型都不包括金融。事实上，许多增长模型，如21世纪前10年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并没有采用资金观点，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包括金融。

在区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的分析中，货币的地位很复杂，因为货币对这两侧都很重要。在实体经济中，货币起着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作用。在金融经济中，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此外它还是一种特殊的资产（价值的储存），也是一种延期支付的标准。货币在经济的两个方面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导致了一些我们试图回避的复杂问题。例如，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管理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是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但弗里德曼关注的是货币数量的供给和需求，他并没有强调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扩大货币供应方面发挥的内生性作用或信贷渠道的重要性。照此类推，随着金融学科开发出自己的模型和投资产品，经济交易的实体侧往往会逐渐淡出到幕后。例如，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更奇特的衍生品——合成信用违约掉期（CDS），不需要任何基础的实际资产来支撑它们的价值，同时高频交易不是从实物商品交易中获利，而是从利用在各种数字性交易中出现的瞬时差价的高成交量仓位中获利。在这些例子中，真正的商品永远不会易手，然而，这类交易帮助经济中的金融部门在数量和价值方面以相当于国家GDP的一个比例实现增长。这种经济中实体侧与金融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出为何写一部金融历史如此具有挑战性。

对经济史学家来说，第二个概念及其相关术语更为熟悉。“新古典经济学”这个词是由托斯丹·凡勃伦在1900年创造的。凡勃伦用这个术语来区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和“历史学派”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凡勃伦认为，前者从事“分类学”的研究，寻找的是“常态”，而后者则追求一种演化性的探索，只假设“累积因果性结果”，而不是新古典主义学者更偏爱的“正常情况”。凡勃伦还想要区分从事分类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因为他认为，有些人，比如马歇尔，正在朝着演化思维的方向发展，而这是他所认为的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另一些人，比如约翰·贝茨·克拉克，则是“古典”的，因为他们不倾向于演化思维，而专门致力于发现“常态”。

“新古典主义”的种种困难之处在于，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这个词，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尊重凡勃伦的原文。正如大卫·柯南德尔（David Colander）所解释的：

约翰·希克斯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将新古典主义的含义扩展到涵盖所有边际主义学者，包括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约翰·贝茨·克拉克。大多数在约翰·希克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之后的相关作者都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用了这一词语。因此，这个词丧失了最初的含义。它不再描述马歇尔式的经济学，而与微积分的使用、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使用，以及对相对价格的关注联系在一起……凯恩斯以他惯有的方式，无视现有的用法，发展了他自己的用法。他把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混为一谈，把它们统称为古典主义，这意味着前凯恩斯著作中的那些区分并不重要。凯恩斯的使用给古典主义分类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它是一个与凯恩斯式的用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术语。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教科书中，保罗·萨缪尔森以凯恩斯的分类为基础，通过发展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扭转了凯恩斯的用法。在新古典综合分析中，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争论得到了解决。

在柯南德尔看来，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术语的争议变得更加具有误导性了。柯南德尔认为，“思想史学家目前对术语的使用是精神分裂和前后不一致的”，他建议完全避开这个词。令柯南德尔尤其恼怒的是，新古典主义已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许多非专业人士和思想史学家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对大多数经济学家今天采取的方法的区分手段……最糟糕的用法出现在那些反对现代经济思想某些部分的非专业人士的讨论之中，这也是人们最常听到新古典主义一词的地方。对他们来说，糟糕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同义词”。

我们接受柯南德尔的观点，即“现代经济思想”过于多样，不可能被一个单一术语概括。事实上，第十章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其中的一些多样性。我们也同意柯南德尔的观点，即使新古典经济学这个术语有意义，也会“在1935—2000年的某个地方死去”，它的“死亡是渐进的”，而现代经济学的独特特征是其方法论——对数学建模的依赖，“用建模方法来应对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要素”。但情况也会是这样，即尽管现代经济实践多种多样，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在现代正统经济学中找到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内核，他们把巩固这一内核等同于“对世界一流大学中所有非正统经济学的最后残留的赤裸裸的攻击和驱逐”。新古典主义一词可能不是2000年以来描述正统经济学的最佳术语，但如果这门学科现在的特点是方法和基本假设几乎一致，那么就必须表明这一事实。

大卫·柯南德尔并不是唯一想要取缔新古典主义一词的人。在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中，剑桥大学的托尼·劳森（Tony Lawson）也建议放弃这个术语。劳森为他发起的活动辩护的理由，不是作为现代学科特征的研究多样性，而是所有正统经济学家所犯的本体论错误。虽然劳森同意柯南德尔的观点，即数学建模的方法论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但他认为数学建模是一种从根本上具有误导性的分析模式，因此他认为这门学科所包容的多样性应该大打折扣。

当然，当代这一学科是由主流传统主导的。但是，虽然后者的具体实质内容、重点和政策取向是高度异质和不断变化的，但该课题本身的特点是由它对数学建模方法的长期依赖，实际上是不断坚持所表现出来的。它是经济学语境中的数学演绎主义（mathematical deductivism）的一种形式。演绎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即所有的解释都用“定理”或“一致性”来表达，后者甚至被解释为规律的（实际或“假设的”）相关性……数学建模方法本就具有本体论性质的预设。

这些预设包括“事件水平上的规律性”这类主张，进而认为，事件彼此是离散或孤立的，而非“本质上是一个累积因果关系的过程”的一部分。根据劳森的说法，这种规律性在现实世界中很少被发现，正统经济学家对数学建模的持续依赖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常常以深刻的方式误导着人们。

总的来说，在本书中，我们更倾向于描述而不是批评，即使我们对像劳森这样的批评者表示同情。当我们讨论的经济学家在使用新古典主义这个词时，我们也使用了这个术语，我们一般将它应用到2000年以前某种特定的经济研究中。我们没有像柯南德尔那样试图列出一系列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关的属性，也没有详细阐述“古典”一词的含义，为其“新的”派生理论提供一个参照点。虽然我们承认分类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溯金融作为一组实践和理论的兴起，这些实践和理论与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解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复杂的，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关于术语的争论的阻碍。一些早期的金融理论家，如欧文·费雪和哈里·马科维茨，都曾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工作，但这一术语对于在现代金融理论的第三阶段进行研究的金融理论家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该阶段始于1972年的布莱克-斯科尔斯-莫顿期权定价模型。

对我们还没有使用过的第三个概念的简要考察，揭示了我们在本书中对自己施加的诸多限制。与这个概念相关的术语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不是正统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他们的研究的术语，因为它是一个指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关键术语，可以说是用于了解经济实践而不是经济学的方法或内容的，而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后者高于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相反，非经济学家，以及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挑战了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性”，指责主流经济学在当今的一系列灾难中难辞其咎。根据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oit）的说法，“新自由主义认为竞争是人类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它将公民重新定义为消费者，他们的民主选择最好是通过买卖来实现，这是一个奖励优势和惩罚效率低下的过程。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能够提供永远无法通过计划实现的益处”。蒙比尔特声称，新自由主义“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和教育的缓慢崩溃、儿童贫困的抬头、孤独的盛行、生态系统的崩溃”。虽然我们在当代社会中看到了蒙比尔特发现的许多弊病，但我们并没有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把它们联系起来，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正统经济学或现代金融的兴起。为了解释我们的选择，我们求助于圣母大学经济学家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

根据米罗斯基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947年于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一套条理分明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次会议的明确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和凯恩斯主义拯救古典自由主义。这个学社很快扩展为米罗斯基所说的一个分散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NTC），它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在大学内外繁荣发展并渗透到政党和公司管理结构中，而且影响到诸如高校的教科书、地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协定等不同方面。米罗斯基列举了新自由主义的13项核心原则，并像乔治·蒙比尔特一样认为很多损害都来自这些原则的实施，但米罗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严厉抨击集中在经济学学科和现代金融的实践上。

根据米罗斯基的说法，美联储“是一个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机构，依赖于其与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共生关系，使其成员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倾斜”。他认为，“经济学界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机构的附庸，同时……经济学家之间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那种花样繁复的分歧被放大和转移，以产生其真正的目标，即重要的经济改革的瘫痪”。米罗斯基同意数学建模现在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突出特点，但他认为经济学家建立模型并不是为了解释或管理经济，而只是为了将“通常通过其他地方和其他方式获得的立场或解释”合理化。“在21世纪建立新古典主义的数学模型是一种迎合一个具有精致品位的狭隘小圈子的追求，人们永远不应把它与解释经济事件混为一谈。”米罗斯基的尖锐分析最终导致了对由此造成的瘫痪的控诉——这是无知学（agnotology，有意制造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产物——以及一场由“大都会富豪”组织的恶意阴谋。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对无关模型进行争论的戏码是公共领域中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因为它分散了人们对更具威胁性的前瞻性解释的注意力。这些包括：金融部门可能已经发展到蚕食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地步；或者经济学界在发明和合理化最为复杂且不实际的证券化和规章变更上发挥了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无知学已经演变成每个人在理解经济事件时都参考的统计方法；没有所谓单一的市场，只有一系列具有不同体量的市场。这种市场的生态有固有的崩溃倾向，从而破坏了系统运行；“自由贸易”是世界富人阶层政策的幌子，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逃避系统性崩溃的所有局部后果。

米罗斯基对经济学界“赶尽杀绝式”的轰炸是精明的选择，带有挑衅意味。但是，他没有进行细节描述，而是过于狭隘地聚焦战后时期，无法提供一幅一门学科在朝圣山学社之前形成核心理论的更具质感的图景，也无法展示金融这一分支学科是如何部分地在大学之外组织商业关系的尝试中兴起的。

我们在本书中没有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同时我们认为，我们在第十章中对基于市场的金融系统兴起的分析，显示出一种比米罗斯基担心的简单扩展新自由主义更为根本的转变。我们不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也没有分析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术语已经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历史融入了这些学科。如果回溯20世纪前几十年的历史，看看那时欧文·费雪是怎样艰难地为其关于预期与利率之间关系的初步分析寻找基本数据；或者进一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末，看看雅各布·马尔沙克为把凯恩斯主义的框架扩展到投资理论上所做的努力，就更不会轻易相信是某个阴谋支配了现代金融。即使新自由主义现在已成为许多华尔街金融工作者、央行官员和“世界性富人”共同参与的议程——或许是无意识的——从经济学的外部和内部出现的金融兴起的历史，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也并不吻合。

最后一个概念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术语能够表达它的影响。当然，如果有一个词能更全面地反映金融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以及对更广泛的文化的影响，那将是有所帮助的。对许多人来说，“金融化”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候选词汇。虽然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即一些这样的术语可以胜任重要的分析工作，但我们通常会避免将金融化作为一个通俗术语使用。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了美国金融机构的转型，有些人可能称之为金融化，但我们避免使用金融化来表达定量或定性的变化测度。

我们想起了布雷特·克里斯托菲尔斯（Brett Christophers）在2015年发出的关于金融化的警告。金融化一词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中的点击量在1996—2000年为170次；在2001—2005年达到1 088次；在2006—2010年达到5 790次；在2011—2014年为12 101次。在注意到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之后，克里斯托菲尔斯警告说，金融化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不够准确，作为一种定量衡量手段不够精确，而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则不够明确。克里斯托菲尔斯承认，金融化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改变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上，但迄今为止，这些变化的本质——更不用说其原因——仍不清楚，而且该词在澄清这些问题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更担心的是，大多数关于金融化的讨论对于金融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与金融债权和交易相关的机构和资产类别，还包括当下金融资产日常估值的数学模型。大多数关于金融化的学术分析都很少论及金融交易发生的规则和法律背景，以及它们所假定的本体论规律。结果就是，金融仍然隐藏在概念上的黑匣子中，这个黑匣子使金融无法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同时，在不明确其性质也并未解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情况下，金融化暗示了一些已经在进行中的不利的转型。我们对新兴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但仍然只有部分是可见的。我们的讨论为这一关键课题提供了一种分析，但并没有涉及金融化这一概念。

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本书对一些最重要的金融模型进行了历史分析和描述。然而，我们的故事仍未完结，这不仅是因为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转变的影响，还因为要详细和整体地掌握这一过程所需的分析工作仍然没有完成。来自各种学科的众多研究者必须合作，给这幅图景添加更多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