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意义及影响

就传教事业而言，唐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无疑是失败的。正如美国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书中所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传入过景教，或孟高维诺等方济各会传教士也从未被罗马教会派遣，从欧洲经历那么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来中国，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21

但是，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当地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却继承发扬了基督教传统的“文字传教”方式，并使之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之一。所谓“文字传教”，原指“传教士藉派发书刊单张，使人从阅读接受信仰之传播，此种文字工作有谓为‘无声传教’（Silent Evangelism）”22；而就基督教在华传播而言，“文字传教”主要是指利用中国语言文字向异教徒宣扬、传播上帝福音。正是因为唐朝景教徒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衍生出的“语言本土化”趋势扩大了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才会使景教在华传播一度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家”之盛况。而元朝由于特殊历史环境，来华传教士接触更多的是当时官方语言，即“鞑靼语言文字”，而非汉语，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对学习、研究当地语言文字，并对语言学习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有效的传教手段等问题有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如1313年抵华的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曾于1318年致信欧洲，除汇报教务进展状况外，还谈到其个人传教体验：“同样的，我们也通过两位译员，向居住在他们的各大城市中的偶像教徒们讲道。……确实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上帝就将显示他的奇迹。确实，收获物是巨大的，但从事收割的劳工是很少的，而且他们没有镰刀。”（道森编，1983）遗憾的是，裴莱格林本人却由于“教友人数很少，而且年龄相当大了，不善于学习当地语言”（道森编，1983），并没有就语言学习研究问题再展开详细论述；而其传教业绩也确实远远不如精通蒙古语的孟高维诺，“不善于学习当地语言”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上述这段话中，裴莱格林将来华传教士比作“从事收割的劳工”，而将当地语言文字喻为“镰刀”，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一语道破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文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姑且不论“他们的语言”是指汉语还是其他语言，裴莱格林的这段言论颇具代表性和跨时代意义，既是对以往传教经验的总结，又为未来传教士指明了努力方向，为后世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正是在历史经验的指导和激励下，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均对“文字传教”的理论和实践予以高度重视，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学习研究汉语，甚至其中许多人还就汉语学习研究问题著书立说、自行编纂汉语学习词典，这对于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推动西方人汉语学习研究的整体进程都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影响广泛，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