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景教徒的汉语研究

（一）景教在华传播概况

景教，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教外人亦称之为弥施诃教或迷失诃教，“即《旧约》中之救世主Meshiha或Messiah之译音”4。景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贞观九年（635年）。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三年后，唐太宗下诏曰：“道无常名，圣无长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利物济人，宜行天下。”（朱谦之，1993）景教由此得到唐朝官方正式承认和支持，奉旨公开推展教务。太宗之后，景教又受到唐朝历代皇帝优容。至建中二年（718年），景教更是获准建立景教碑，并由景教高僧景净撰写碑文，记述景教在华传教经历，此亦为景教在华传教之高峰。“景教碑建立后，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景教大概处于衰落时期”5，期间还受到佛教和道教攻击。会昌五年（845年），因唐武宗崇奉道教，加之“恶僧尼耗蠹天下”，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亦受牵连。经此一劫，景教一蹶不振，在中原绝迹长达两百多年。至此，基督教首次入华传教以失败告终。

（二）景教徒的译经活动及其汉语水平

关于景教的传教方法，王治心先生曾指出共有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6医治疾病或许较少涉及语言问题，但若要翻译经典，景教徒们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语言障碍。因此，学习、研究汉语进而借助汉语向异国民众宣扬上帝福音，成为景教徒来华前后的必要准备工作。但可惜这方面现有的史料和研究太少，至今无法了解景教徒汉语学习的方法和过程。唯有通过对景教翻译活动的考察以及现存景教汉文文献7的比较，我们才能对当时景教徒的汉语水平窥见一二。

有关景教徒翻译活动的记载，最早见于景教碑碑文。阿罗本曾获唐太宗特许“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唐太宗正是通过其翻译的经文才“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据此不难推断，阿罗本应该是懂汉语的。正如韩国基督教学者李宽淑所言：“可见阿罗本当时不但具有深厚的宗教体验和学术修养，而且一定精通汉语，不然就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孤军作战’的情况下，翻译内涵深奥的经典，阐述神学教义，并能使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倾服。”8

另据景教汉文文献《尊经》所述，当时共有汉译景教经典三十五种，这是中国第一批汉译《圣经》经卷。并且该书在附记中还记载自阿罗本来华后的译经历史：“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以上三十部，余卷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朱谦之，1993）由此可见，景净亦是景教的译经专家。据方豪先生考证，“现存景教经典中，可能大部分都出于景净之手”9。另外，景净本人还曾协助翻译过佛经。长安西明寺僧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法师梵名般剌若……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时为般（剌）若不娴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非为福利……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查其所译，理昧词疏。”10文中所提到的“唐言”指的应该就是汉语。尽管“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但般若仍然邀请他共同翻译佛经，这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般若自身“未解唐言”，另一方面也足可证明景净精通汉语，“当时必是一翻译权威”（方豪，1988），否则他们的翻译就不会引起极大骚动，甚至需要皇帝出面干涉。而且，就景教碑碑文来看，全文文笔简练，对仗颇为工整，反映出作者景净深厚的汉语文字功底。当然，有学者认为景净“生长在中国”故“中文亦佳”11；亦有学者怀疑“碑文必为当时华人代笔，非大秦僧景净自撰”（杨森富编，1968），但这些看法目前似乎都缺乏力证。

除阿罗本和景净之外，在现有史料中很难再发现有关其他景教徒翻译活动的明确记载。但事实上，通过对景教汉文文献的比较，可以发现，在译文中出现了很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术语在各篇经文中并没有形成统一译法。有称上帝为“天尊”者（见《序听迷诗所经》），有称“阿罗诃”者（见《一神论》）。这说明，当时一定还有其他景教徒参与经文的翻译活动。对此，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百里在其著作《中国基督徒史》一书中也有论述。沙百里指出，在早期景教汉文经典中，“许多外来词仅简单地以中文对音而仿造，为了翻译叙利亚文或梵文的发音，对于汉文方块字的选择有时则非常蹩脚。甚至连弥塞亚（Messie，救世主）的名字本身也被写作‘迷失所’（应为‘迷诗诃’），所使用的汉文方块字本意，却为‘诗被迷失的地方’。在晚期的经文中，Messie一字被译作‘迷诗诃’，其意为‘功德圆满的大师’。……用于翻译‘耶稣’（Jesus）名称的汉文方块字的选择特别令人恼火：‘移鼠’，其本意为‘被移动的老鼠’。后期的经文都已使用比较讲究的字眼而避免了类似的谬误”12。因此，一方面正如方豪先生所言，“由于译名和文体的歧异，也可以肯定地说，至少现存景教汉文经典，不可能全部出于一人之手”（方豪，1988）；而另一方面，译名的前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正好体现出景教徒汉语水平在不断提高。

另外，这些景教汉文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还呈现出基督教语言早期“本土化”趋势，即大量使用佛教、道教词汇。如“寺”（教堂）、“僧”（修士）、“大德”（主教）、“三身”（三位一体）、“诸佛”（诸灵、众天使）、“元风”（圣灵）、“造化”（创造）、“真主”（造物主、真神）、“天尊”（天父、真神）、“无为”（默默地行道）、“修功德”（献祭）等等。13有学者指出，“这些借用而来的他教用语，对景教来说，虽另滋生新义，但却足以弥盖景教本色，使后人有：‘不耶不佛’、‘非耶非道’之议”（杨森富，1977）。究其原因，景教入华之初，尚未在宗教术语上形成自己独立体系；而与之相比，佛教、道教却在中国扎根已久，在民众中早已形成一套广为流传的术语和词汇，因此为使文字通俗易懂，让民众易于接受，景教翻译家们广泛借用佛教、道教语言来阐述基督教理念，推广基督教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单从语言角度而言，正是这些广泛借用的佛教和道教词汇、术语，才使得译文在文字上避免出现早期经文中的“硬译”或“死译”现象，译文可接受程度更高。因此，语言“本土化”趋势的出现和流行，亦反映出景教徒随着自身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从更深层次对语言及其翻译理念进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