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面向世界的汉语教学来说，其历史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明末以前和明末以后。

明末以前，学习汉语的以亚洲学生为主。其中，唐代以日本学生占多数，另有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的学生，明代来华学生中以琉球为最多，其次是日本、暹罗、占城、高丽等；难得的是琉球学生中有女生四人。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正如日本国王所说的“吾国虽处扶桑之东，未尝不慕中国！”和高丽国王所说的仰慕中华“声名文物之盛”。4这些国家开展汉语教学的途径有二，一是由中国派去教师，如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西晋武帝年间（284年），王仁东渡日本去教皇太子汉语，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唐代也常派遣有学问的、“善与讲论”的人出使新罗。5更多的是第二条途径，即随同外交使臣来华。中国史书记载：隋炀帝时期（608年）日本曾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我使者来华。唐代的遣唐使来华则常有伴送或迎返日本学生的职责。有唐一代除唐末内乱时期外，日方派出遣唐使不下十三批，每批都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仅唐高宗年间（653年）的两批就各有一百二十余人：最多时一次就有五百人。来华学生多为王室和大臣子弟，来华后就读于国子监（国子学）、太学。明代更为留学生免费提供食宿和四季衣物，并有探亲制度，同时严令禁止中国教师收受学生礼物（黄明光，1995）。教学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论语》《千字文》等外，唐玄宗礼贤下士，曾要国子监下属四门学的助教去日使者寓所教授儒经。唐、明两代还允许留学生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明代更有免乡试、不受名额限制等优惠的明确规定（黄明光，1995）。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要求与中国儒生无异。他们不少人回国后在政治上，尤其在促进本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新罗、日本学生回国后分别利用或模仿汉字创制了新罗文字和日本的假名。

除了这些史书有所记载的官派留学生以外，不应忽视的是还有民间方式。这就是元末高丽人汉语学习用书《老乞大》6记载的：“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什么人看？”这些话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学习汉语的迫切心情。关于具体的教学活动，书中说，他们进的是“汉儿学堂”，师父是“汉儿人”，学生中“汉儿、高丽中半”。教材是“《论语》《孟子》《小学》”。每天上午由老师讲课，下午写仿书、对句、吟诗，最后到师父面前讲书、背书：背得不好就受罚。这里描述的就读学校、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完全是传统塾学的汉族人语文教学模式。但是，民间交往既有事务性的需求，更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相邻地区人员的往来日趋频繁，仅仅学习“《论语》《孟子》《小学》”就远远不够了，于是，就出现了《老乞大》《朴通事》这样的教材。《老乞大》的内容以路途往返、交易买卖为主；《朴通事》则涉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老乞大》《朴通事》是最早的外国（族）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它们的出现，应该说，是对把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至少是教学内容、教材方面搬用到外国（族）人身上的一种挑战。尽管它们满足的只是“下层人”语言交际的需要，也没有资料说明它们曾经为学校所采用，没有受到官方和社会的重视，外国（族）人学习汉语还是以“官学”模式为主流，但是，它们却说明了对外国（族）人的汉语教学还存在着另一种需求和方式。这种需求和方式的变化发生在明末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