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交流语文学

（一）翻译

我如游山之客，闻跫音而喜，所以也常想知道别的国家学者的想法。一九八七年吕学海主持久大文化公司时，我们就筹擘了一个大型的《世界汉学译丛》计划，还把张火庆由台中请上来，在我家住了一阵。可惜其事未成。

大计划推不动，就只能自己随机做些。我学过英文德文，但很糟，没本事翻译，只能做点日译中的工作。书法啦，雅乐啦，礼制啦，武术啦，养生啦，乱译了一通。并无系统，只是基于研究的需要，相机行事，以期利己利人。

但此处要谈的还不是这些。

文字学，除了要研究历代的文字变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文字之外，还有该文字体系扩大、绵延、压缩等与其他体系互动的相关问题。

例如汉字体系曾经扩展至中亚、日、韩、越南等地，也曾带生了西夏文、契丹文、日本平假名片假名、韩国谚文、越南喃文等。在我国境内还有水书、女书、东巴文字、道教符箓文字等。近代则一方面英语、法语对汉字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一方面汉语、华文也随华人之世界扩散而流播环宇。这都是交流语文学该关注的。

前者影响太大了，所以不须我再来干什么；后者才需要我努力，故自一九八九以来颇尽力于海外华文教育。除在政府任职时从事若干政策的推动外，亦直接到马来西亚等地奔走。一九九九年开办的佛光大学华语文师资培训班，也是创举。此前师大台大的华语教育虽皆可观，然皆属实际教学，非师资培训，而且那时大家都还没预料到一个华文新世纪就要到了。

同时，交流语文学还应重视上面谈到的翻译问题。谈这问题的人虽不少，但集中于中英文领域。我则另辟蹊径，于一九八七年创立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办《国际佛学译丛》，系统翻译外国佛学论著；又开设藏文、梵文、巴利文培训班。当时这些也都还是创举。

一九九六年办南华时，则设法聘万金川来，想与佛光山合作，汉译藏文《大藏经》。结果未成。乃与竺家宁先生和老万另行设想一个开发佛经汉译语料的研究计划。因为国际上谈佛教，是瞧不起我们汉译的，以用梵文、巴利文为高，其次是藏文佛典，认为我们的译本终究隔了一层，且内中还颇有我们自己造的东西，嗤为伪经伪论，以至于汉译《大藏经》浩如烟海，竟少被利用。要用，也只用日本人编的《大正藏》《卍字续藏》。我们的各种佛藏，只有锁在古籍善本库，或印出来骗信徒高价请回去供养的商业价值，基本没人看。所以我联合了中正大学与北大，举办汉文佛典的语言学研究。目的是利用这庞大的翻译语料，做语言学与文学的研究。带上文学，是因佛经翻译主要在汉魏南北朝隋唐期间，其语言运用，必与这一阶段的文学有关，而这是过去忽略的，特别有开发之价值。

后来竺先生持续推动，办了许多届，参与的学校也愈来愈多，成果丰硕。北大朱庆之先生转到香港教育学院之后，也以这个主题申报了大型计划。可见其中大可开拓，只是渐渐偏于语言学，文学方面做得少了。我又精力四分，顾不过来，只指导学生做过《吉藏〈中观论疏〉譬喻研究》之类。所以这个话题不消多说，还是谈谈华文教育吧！

（二）华文教育

过去，海外华文教育除了马来西亚自成体系外，各地多采香港《汉语课本》和台湾教本，近年大陆汉语教本才渐流行。各地也不断展开自编教材，并发展其中文程度检测方式。例如美国一九九四年即开始将华语华文纳入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的学术水平考试，计入外语课程的学分，使中文测试标准化。

所以以往华文教育，以华人与华侨为主，目的在于延续中华文化，强化民族意识。八十年代以后，则不限于华侨华人，对象多元化，许多外国人来学。

五十年代，大陆只编了一本汉语教学教本《汉语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亦乏善可陈。八十年代后，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才不断深化。可是面对世界华语教学需求日殷，而海外侨教及华语文教学又有大陆竞争压力之际，台湾的华语教学越来越糟。

原因之一，是本土化热潮使一部分中文系人力转入台湾文学研究，或另办台湾文学系；一部分华语文学者投入台湾语文研究、台语话文运动、南岛民族语言研究。中华文化、中国语文、华语文教学，越来越没人关注。原先卓有成效的“国语”运动，代之以本土语言教学；编写乡土语言教材，热度也超过研拟华语教学教材。

原因之二，是台湾教育上热衷所谓“国际化”，力推小学英语教育。而在提升汉语文水平、明确语文规范、协助民众语文学习各方面，大家却不知道“教育部”做了什么。

台大的史丹佛汉语教学中心都已移往大陆了，社会上却还存在着不少英语租界区，如科技界、医疗界，都是华语文无所施其技之场域。且因计算机普及、信息发达，每个领域也都逐渐朝以往的旧租界区类化。英语越来越成为第一语文，华文成了重残障者，在网络上，甚或计算机键盘上举步维艰。

因此台湾整体中文使用能力不断下降，华语教学所能获得的政策支持、经费运用、社会资源、人力配合也都在减少中。

其次，是组织体制不善。大陆对外汉语教学党、政、学校、学会之整体建制业已编组成型，对外汉语教学人才有培训机构、有资格审查办法，台湾则都是欠缺的。

一九九七年，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的教师曾赴“教育部”抗议，认为他们不受“教师法”保障，又不适用“劳基法”，遭“国语”中心径行解雇或减少授课钟点时，“教育部”亦未能保障其权益。

华语教师不能得到与教外语者相同的待遇，原因是各大学并无华语教学科系，仅附属于推广教育中，不是学校正式员工。这正凸显了华文教育之弊端，以致台师大“国语”中心成立了四十多年，教过几万名外籍人士，却使任教者感觉比在补习班执教还不如，只是廉价劳工。华语教师缺乏培训机构，仅有之教学人员也毫无保障，华文教育怎么可能办得好？

以上这些，又显现了另一个问题，即：无世界华文教学一体化之观念。

在台湾，对外籍人士实施华文教育，权责机关是“教育部”；在海外对华侨实施教育，则由“侨委会”统筹。但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语文研究、人才培训、教材编印、经费支持、教法创新以及整体华文教育发展策略，海外都无法自行处理，必须仰赖台湾本身的教育体制。何况现今海外华文教育之对象也已不再只是华侨，而是华人，甚至非华裔。“侨委会”也无力单独作业。因此我建议应建构新时代的世界华文教育体系。

而且这个体系要有“全球华文一体化”的精神。华文的命运，在全世界是休戚与共的。某地排斥华文、某处华文教育成效不彰，就是全球华文以及中华文化力量的衰减，大家不能坐视不管，认为那是“别人家的事”。所以我希望能在体制上重建世界华文教育体系，思想上建立全球华文一体化之观念，在技术层面，则教材教法应多元化与深化。

目前世界各地已有自己编的教材。我们均要与之保持联络，并积极参与。各类辅助教材、工具书也应大量编制，提供海外教者、学者参考。同时，各层级不同程度学习者所需教本不同，教材应要能满足不同程度者的需求。商用、医用、科技用、文史用、交际用教材也应适度分化出来。现有教材多元性不足，深度也不够。大抵以初级华语文能力为学习考虑，对华语文所涉及之文化问题，也只从生活层面去介绍，例如食、衣、住、行、节庆、礼俗之类。可是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如孝、义）、自然观（如天人合一、万物与我并生）以及宗教、哲学等比较深刻而根本的东西，则很少介绍，以致海外中文学校学生学了半天，对中华文化之内涵仍是毫无所知，对处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华人应如何处理或接受两种异质文化，也缺乏建议。

总之，新时代来了，可是我们无力应对。我曾在政府内部提过不少建议，但效果不彰，因此只好自己来。华语教学师资培训，就是我在佛光大学试办的。

前此台湾的华语教学，主要是实际教学。台大史丹佛中心和师大语言教学中心两大体系演化出来的各式华语班；国民党“海工会”、“侨委会”、中华语文研习所等社会华语补教业者所开发的教材教法，也以实际教学为主。如何教人去教华语，各界研析不足，亦尚无人专力从事于此。兼且市场萎缩，东西洋人多舍台湾而直接去大陆学习汉语，海外社会亦生态丕变，旧日以台湾为主要华语教学根据地之环境已不复存在，故当时根本料不到有现今这样全球华语学习热的荣景，自然也就不太顾得上要积极培养华语教学师资了。我既讲未来学，略有些远见，所以率先开办，请翁玲玲来主持。

十年以后，华语师资培训这一领域，终于成为学术新潮。

只不过，现在的华语教学，多是从词与词组开始讲的。由词的语系词、词组，句子的语法成分、句法结构分析、句型结构、句型功能分类和基本句型表一路讲下来。这是一种类似英语教学的办法，对洋人或许可令其熟悉，中国语文的一些特性便未必容易理解。例如汉语的声、调、韵，用语素、词、词组来分析，反而复杂，不如仍用针对汉语特点的声韵学简便明晰。又如以词开始讲，字到底该怎么看？其实汉语文真正的基础不是词而是字，例如“学汉语”，学是一个词，汉语又是一个词。汉语这个词，就是两个汉字组合而成的。所以一般人学汉语文，都是识认一个个的字，再用这些字去拼组成各种词，而不太是倒过来，先了解词、词组，再去分析词如何构成句子。何况，若以词为基础讲下来，汉字教学在这个体系中该如何实施，一时似也不易明了。字不是词，不能做语素分析，只能分析字形及字理。教华语的人，不可能不教学习者认识汉字，可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中如何实施汉字教学，却是个疑难。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整个扭转过来才好。

（三）华文文学

亡友德国汉学家马汉茂一九六六年即于德国莱圣斯堡办过“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研讨会，把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中的共和联邦一词汉化成为“大同世界”。因为许多曾为殖民地的国家用英文创作的文学称为共和联邦文学，同理，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欧美各国，也可以称为“华文共和联邦文学”。

一九六四年，台湾成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其后组织越来越大，亚华二十个分会外，北美、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欧洲、中美洲等七个洲际分会，至二〇〇一年均已建成。这世界性的华文作家组合，事实上正体现着散居中国的新特征。

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这种世界性“联邦”的发展，长达五十年，早已完成它全球化的格局。

本来在这个格局中还缺了一大块，那就是大陆。大陆要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注意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现象。

二〇〇一年，大陆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代表在这个领域之人力集结、学科建置均已成熟，要迈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摆脱了把“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对举分立的心态，愿意从世界格局上来研讨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发展。

对世界华文文学，早期把它解释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后形成的移民文学。由于是移民，故不论是第一代第二第三代，作品都表现为移民怀乡，并把原居地的文学风格带到了新居地。

这种解释，我把它称为“散离认同”的解释模型。

所谓散离的认同（identity of diaspora），“diaspora”这词，本来描述的是分离的犹太族群基于其共有经验，在文化及宗教上持续的联结；后来此词又被扩大来指那些跨越国境的移民或离居者在文化上（类似于犹太裔）的联系或溯源。

目前世界上，许多人都有这种离散的认同问题。中国人也不例外。凡移民或流亡者，跨出边界时，也即一脚踩进了另一个“历史”，面临一个新的认同；但原来那一边仍频频向他招手，令他左右为难。他仿佛是个旅人，流动，使其身份难以定位。

再者，客观的环境也造成游子的困境，因为客居异乡，对当地人来说总是外来者。长相、口音、饮食、生活习惯，都与当地人不同，常被目为“异类”或“非我族类”。故移居者想要和当地人彻底融合是不可能的，他再努力，别人也仍将他视为异类。这是另一种“差异化”。就像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支配下，加勒比海黑人被建构成异类及他者（different and other）。他者永远不能等于西方人。

同时，离散者总具有乡愁感（nostalgia）。面对当地主流族群，他们只有认同位于远处的“祖国”时，才会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固然那样的归属感多半只是想象的。

然而对想象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却又往往是他们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如马来西亚建国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即独尊马来语文与文化，又在不少政商文教领域保护马来民族特权，将其他族群共享国家社会资源的权利排开，形成马来西亚式的种族隔离（mapartheid），先后开除许多华社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的公民身份，因这些人希望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被当局视为破坏国家和谐者。一九六九年吉隆坡的“五一三”流血暴动，更将华巫之间的语文、教育政策的冲突扩展到极点，使此后华社推展文化的事无法深入，若想做，就得顾虑当局的态度。七十年代马来政府甚至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刻等），努力将华人语文及文化边缘化，疑惧华人因认同中国而会对马来西亚不忠。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必须不断表示效忠马来西亚。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仍有许多人不愿放弃。他们一方面体认到“离”，是移栽于异域的花朵；一方面则感受到“聚”，应以文字、文学、文化来凝聚自己这个族裔。

这类事例，俯拾即是。六十年代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以死抗拒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依萍《安乐乡之一日》在跟女儿屡起冲突中备尝异域“安乐乡”生活的苦果，都是。美华文学中有一类“香蕉人”形象，形容华人失落了东方文化而又无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常会写一种“马铃薯”的悲哀（如菲华作家佩琼小说《油纸伞》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学修养，却因从母亲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的华族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理解。她由此悲叹自己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

但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并不相同。上一代有乡愁、认同祖国，下一代未必。因此，散离的认同在某些情况下颇不适用。

陈贤茂一九九二年同几位海外华文作家对话时曾问：“你们教育子女时，要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蓉子（新加坡籍）答：“新加坡人。”而赵淑侠（瑞士籍，现居美国）、赵淑庄（美国籍）则异口同声道：“中国人。”

这显示散离的认同不仅在解释某些新移民或某些移民第二、三代时不适用，在某些地区也未必适用。像蓉子就不能用散离的认同来描述。

当然，问这个问题而答案不同，也肇因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歧义。中国人，本来就是个文化概念。因此赵淑侠她们固然早已入籍为美国人、瑞士人，在文化及心理上依然可以自称是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这个词的中国，也常指具体的国家，所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时，往往会与发言者的国籍相混淆。蓉子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要教子女认定自己是新加坡人而非中国人。当然，也可能蓉子指的就是无论在国籍或文化认同上都要教子女成为新加坡人，扬弃中国性、建构当地性。

这，一种是分裂认同，既认同所居地为其政治身份所属，应对它效忠，又认同文化母国为其精神依托；另一种，是直把异乡作故乡，不再系恋母土原乡，而说现在所居之地就是故乡，本土的文化就是自己文化上的依凭。

分裂认同的例子很多，在海外主持或推动华文、华教的人士，不少人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他们已不想“落叶归根”，也不认为自己是飘零离散的游子，他们知道他们属于他们所住的国家，他们创作华文文学，只是因为要保存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特征或满足其文化感情。

这样的人，便不再自认是个流亡者、移居者、过境者。或者说，他们同意早先华人及中华文化是离根而散布在各地的；但既已散布于各地，各地之华人文化或文学便不再是中国的了。

这时，散离就只是离而不是聚。因为流离了，与中国分散了，所以才有马华文学、泰华文学、菲华、美华等等。但称为什么华文学，仍不免被“误会”为那是海外的中国文学，因此有些人建议落实为“新兴华文文学”。这个称谓，既表明了与中国的决裂，海外华人不是中国人，也要与中国文学决裂，要去寻找出和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决裂的言说方式。

在此态势下，他们反对那些心怀中国的作品，认为那只能称为某地的中国文学，而非马来西亚的（或美国的……）华文文学，更非新兴华文。中国性，更会令马华文学等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

总之，决裂就是要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在这种论述中，中国文化的深厚悠久、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都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文化霸权，会对本土的文学形成斲害。

于是，早先被推崇说是散播文学火种去南洋的，如郁达夫等人，反而成为压迫当地文学及文化发展之霸权或殖民者。

无论在新马或中国的台湾、香港，采取这种本土论述模型者，内容都差不多。台湾也多得是援引后殖民理论，反对“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认为台湾人由唐山过台湾，渡过黑水沟后，就与中国决裂了，故在台之人乃由华人及各种族共构而成之多元复合新兴民族，其文化亦为多元复合之新兴文化，台湾文学更不是中国文学；认同中国或具侨居移民心态的文学则不属台湾文学；来台播种耕耘或形成影响的中国作家，亦应视为压抑本土文学传统的殖民者（所以，海外华文文学跟我们自认为是在本国内的人仍然是息息相关的。详情可看我《台湾文学在台湾》一书。我也因这本书，得罪了台湾本土派）。

然而，本土论述虽声势汹汹，同样无法普遍适用。因为本土论述者固然亟思去中国性，不愿再被称为华侨，可是仍有许多人是拥抱中国性，仍要坚称自己是华侨的。固然有不愿再做中国人的人，却也仍有一大批仍固执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既是中国人也是某某（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人的人。

由理论上说，援引后现代、后殖民以张说本土者，均努力将本土形容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场域，以降低中国在此的地位（例如说台湾亦曾接受荷兰、西班牙、日本文化；台湾除了汉人外，亦多其他种族，汉人且多与平埔族通婚；台湾文学则与日本文学渊源也极深之类。或说马来西亚华人也有与土著通婚者，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亦有接受印度、马来文化者……）。

但无论怎么说，中国毕竟是这多元中最大一元，而且大得多。要想借多元论去否定、稀释、替换中国性，非常困难。刻意为之，只会添乱。纵能杜人之口，亦不足以服众之心，反而激发了无穷争辩、制造了憎恨。

何况，若欲以多元论打破中国性一元独霸之局面，以追求多元文化新境，为何又不能容忍多元社会中有人仍愿独尊中国性或仍愿认同中国呢？

再就斗争的策略说。本土论述虽广泛援引后现代、后殖民，但其理论目标可能反而是保守或反动的。因为它以后现代、后殖民为说，可是某些时候竟会因要批判中国是殖民者而美化了另外真正的殖民者，例如英国、日本。它以后现代、后殖民为说，许多时候它又回头拥抱了国族论述。

现代社会政治归属的根本原则，向以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方式，主张人的单一民族国家之公民身份。但现在这种忠诚正日益削弱，既浮现出扩大了的公民概念（因欧盟出现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以及相关的整体欧洲公民新概念），又浮现出有限范围的公民概念（指地方、地区、省际）。人们正从这个“全球—地方关系”里锻造出新的结合、从属、包容形式。

在一个新的“全球—地方关系”架构中，世界华文社会公民概念和有限范围公民概念其实是兼容的，因为大量华人移民，早已使传统疆界难以界定。俄而马来西亚作家移居中国台湾，俄而台湾作家入籍北美，俄而香港作家移散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或旅居欧澳。还有许多非华裔的优秀华文作家，他们属于哪一国不易确定，也不重要。华文作家唯一的身份，只是他的华文写作。

因着华文的书写，现在世上已出现一种新型的空间—地域关系，华文文学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域，所以它们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中，造成边界与空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以其边界、国籍或疆域来界定、区分事物，因此对国籍与疆界就不能看得如以往那样重。流动的作家，既允许对他流居的各个地方有感情、有忠诚，也必然会因他参与了整个华文书写体系而有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社会的意识。

而且，就像企业传播网已经塑造了一个全球电子信息流空间那样，新媒介集团正在创建一个全球图像空间，也是一个传输空间。它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社会生活地理，而自行界定了它自己的国籍空间或是文化空间。目前华文文学也可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的华文书写空间，形成了一个有自主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正传播着新的空间感与体验。

讲这么多，并非要反对民族国家或要去国族主义。我主张的或许是：民族国家在全球与信息社会中的重建，特别是在区域整合的具体空间，如欧盟或华文文学世界这种符号领域中。这个重建方向，就体现着一种新社会秩序的产生。

它希望将民族国家原有的单一中心或少数中心形式转为多元中心。民族国家，从前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同一（identity）。民族国家内部所产生的差异（difference）倾向于可以统一。但是我现今所说的差异却徘徊在可统一与不统一之间。它是一种“既是……也是……”的逻辑，矛盾或对立的同存。因此，秩序的新概念，就需要包括矛盾，而不是一味排除矛盾，趋于同一。

也就是说，在世界华文文学社会中，不但在国家内部存在着矛盾与差异，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也可以存在着差异的秩序。一如在经济区域化的动力之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或欧盟，那种区域互动已形成了一个既不属于国内法律秩序，也不是国际的自然秩序之空间。在这个空间，允许多样性存在，并且是一种不需要统一在单一国家法令制度之下的多样性，是透过跨国组织与信息网络所表现的新秩序。华文文学，以文字符号及文学作品组构而成的这种“超国家社会”，亦具有同样的性质。

我觉得这种符号社会，甚至比欧盟等政治经济组合更具有全球符号互动论（glob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特点。

所谓全球符号互动，是说在高度复杂的全球信息社会中，一些超国家与次国家的秩序或制度正在形成，它们是在符号的网络中渐次展现的。

本来，社会行动或社会关系之合法秩序就不一定要建立在法律秩序上。在有国家制度以前，感情、价值理性、宗教、文化或者习惯约定也可以是社会关系之正当性的基础。国家建立后，独尊国家律法，这些遂都遭到了压抑或屈从于国家律法之下。

同理，在国家之前，宗族、职业、地域组合也是社会关系的正当基础；国家建立后，一样遭到压抑或附从于国家律法之下。

但是，现今国家之上逐渐有了一种不同于国家的互动和法律形式。感情、宗教、价值、文化、宗族、职业、地域组合等等，依凭着这个国家之上的网络却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世界性宗亲组织、世界性乡亲组织、世界性宗教组织（如世界客属联谊会、世界潮属联谊会、世界舜裔联谊会、国际扶轮社、国际狮子会、国际红十字会……），其性质已迥异于从前隶属于国家内部的乡亲会馆、宗教团体，在全世界建构了一个超国家的秩序。全球社会越发达，这些符号网络就会越畅旺，反之亦然。

由符号网络构建出来的全球网络，形成了一个不具体的跨国界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秩序，是由其中个体依符号互动而形成的，因此它不是一种凝固的、僵硬的秩序，没有谁一定是老大、谁一定是中心。个体与个体之间，具有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e）。互动越好，这个全球化社会就越有活力，其秩序也越多样，每个个体也越能表现其主体性及特色。

过去，我们说“文学界”时，这个界，只是国家内部的一小块疆域，是烽火外一处小小的、让人心灵暂时栖憩的桃花源。现在，这个文学世界却已形成了超越国界的“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纪、新世界中，新的秩序当然还有待建立。因此我建议采用这个新的架构和思维来正视华文文学书写已然全球化的现象，摆脱近年本土论述和散离认同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动态地建立我们共有的华文世界新秩序。

我的基本意见如此，其他可参见我的《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的新动向》等文，内中也可看出我的政治观。

我在这个领域的启蒙者是李瑞腾。他受柏杨先生的影响做了东南亚文学研究，我好奇，遂与他商量在淡江开这类课、办这类会议。然后于一九八八年开始访学新马，推动其华文教育。东马西马，口说指画，蕉风椰雨，仆仆风尘。或烧猪，或吃蝙蝠，或扶乩，或听南音，一州一州便都走遍了。九十年代又往欧洲，与欧洲华人学者学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汉堡、柏林办各种学术会。或骑射于庄园，或观光于艺町，又是一国一国都游历了。二十年间，花了我无数精力。

办佛光时，从新加坡请杨松年先生来主持课程、开设网站、组织会议、编辑丛书，更是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创办南洋学会，继续办与游学结合的会议，出版了《二十一世纪台湾、东南亚的文化与文学》等许多书。自己游荡个不了，还带着师生大游特游。

在马来西亚的合作者，主要是林水檺与王琛发。琛发主持孝恩基金会，以殡葬业为主，故又多论宗教事，提供了我另一面相的南洋社会消息，对我颇有帮助。后来还与他们合作办学，不只办欧亚大学，还帮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办起中央党校。可谓入乎其内，不再是客观的研究者了。

北美方面，杨树清在加拿大时，我去联系了陈捷先先生、洛夫、梁锡华等，还被温哥华政府授予荣誉市民金钥匙。美国华文文学，则主要是韩秀、庄信正、夏志清先生等。夏公不用介绍，韩秀则是比我还具传奇性的人。澳洲另有张至璋、夏祖丽夫妇。……

若不研究世界华文文学，我哪会跟这么多奇特或有趣的人来往呢？交流语言学，其内核，其实正是人的交流啊！

我交游渐广、论述渐精之后，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符兆祥就来游说我接任会长。工作主要是找钱，并邀集各国作家来台湾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他则愿把所有档案资料提供给我世界华文研究中心做研究。不料国民党垮了，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他觉得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更有资源，乃临时变卦，去运作让杜当会长了。

我来大陆后，仍常与刘登翰先生等精娴此一领域者相往还。北大出版社亦曾邀我编一本世界华文文学教本。我当即找学生黄煌华合作。不料煌华猝死，令人心理上难以接受，事情也就按下了。世华文学之开拓，将来有机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