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语文学
但我后来就很少做古文字的考释了。我要处理更大层面的事，不仅着眼于一字一句之微。
近年国学复兴，有些人因厌恶社会上胡乱挂“国学大师”名号的现象，不但激矫地发表抹杀论，整天嚷着如今已无大师；更把文字声韵学崇高化，认为是否国学大师之标准，在于是否通小学。不知小学仅是小学，入学之基，通之何难？况国学中更有大人之学乎？
即就小学言之，现今也不应以清代为标准。因为我们已不是清朝的文字学家了。他们所要考释的，只是古书上的文字。民初以来，增加了一项任务：还要处理新出土材料上的文字问题，如甲骨、敦煌写卷。近日马王堆汉简、郭店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等更是可观，吸引了无数文字学家关注。但总归是历史上的文字问题。我统称为历史语文学。可是我意识到我毕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另有几个问题，乃是我老师与同行们所没意识到或未及处理的。
一、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盛行；社会也因为现代化变迁，而出现了一个迥异于古代的语文环境。这个环境里的语文问题，根本不是考释古书古文献那套本领所能处理。
二、清末以来，中西交冲，遂有汉字改革之议，想模仿西方人采用拼音文字。结果形成了拼音及简化字。这种文字改革运动又因受政治影响，竟形成民族文化的大分裂。台湾香港仍守传统，大陆则改行简化字。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正考验着我们这代人的智慧。再加上新科技的发展，汉字有计算机化的困难，急需肆应。古代虽有“字样学”，规模与内容远不能跟今日相比。
三、明清时期，华人出洋谋生者已多，近百年来规模越扩越大，海外华文教育的问题乃越来越严峻。而全球交流愈形热络，外邦人士学习华文的情况也就愈普遍。两方面的需求，共同促成了一个华文教育新时代。对此时代，我人如何因应？由此延伸的，还有华文文学的发展问题呢！
以上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处理的，急迫性更大于考释古文字、说明历代语文之变迁。
此外还有文字的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如《说文解字》，大家都说那是中国第一本字典，可是许慎写这本书难道只是做编辑吗？嗨，其体例始一终亥，乃是在表达他的世界观呀！文字从来不只是工具，还体现着民族的思想、价值、对世界的指涉。使用文字的人，也从不仅是被动地使用，他还会创造新义、变更指涉，以满足他对人生的诠释。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类、墨子的兼，都是“强为之名”的，有其特殊哲学意涵。故做哲学探究，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董仲舒说的，要“深察名号”。我们现今论文字，更应由此着手，做哲学文字学的处理。清代文字学家，除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以外，涉足于此者鲜矣，更甭谈由此进行中西哲学的对勘比较了。
这些合起来，就是中国语文研究的新天地。我能于此开天辟地吗？
开端的行动，是创办《国文天地》月刊。
《国文天地》是近代第一本社会语文学刊物，其创办原委、意义、过程，我在《四十自述》中已经交代过，不用再谈。底下仅说汉字统合、华文发展等事。
汉字统合，有个大的思路或脉络，不是孤立地反对简化字而已，是涉及近代思潮之反省的。怎么说？
我们穿任何衣服，都有得不得体的问题。所谓得体，有三个层面，一是合身体之“体”，指衣裳之大小、长短、厚薄合不合乎我们的身体。其次是合身体之“身”，指所穿的衣裳合不合乎你的身份。贵人而服佣隶之服、仆役而衣士夫之服，大家都会觉得刺眼。再者，得体还有合身体之“合”的层面，即场合问题。不同场合该有不同的穿着，没有人会穿晚礼服去踢足球的。
穿衣如此，说话亦然。语言有其身体层面，就是语种、语系、语音等。如果我们讲中文而怪腔怪调，仿佛洋人，或不合中文语法，谁都听了会匿笑，认为语言不得体。同样，语言也有其身份层面。士大夫、下里巴人、男人、女人、官场、学术圈、黑社会，各有其不同的语汇、语用方式，绝不相同。如不注意，也会闹出笑话或乱子。再就是语言之场合问题，比穿衣更为讲究。有家室之语、有庙堂之言，不得相混。文章中为什么会有各种文类之区分？不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吗？诏、诰、章、奏，行之于庙堂；书、札、哀、启用之于友朋；传志记于身后，饯序发诸离筵，场合不同，内容与口气就都要随之调整。
这些都是常识，应该没什么可争议的。
然而不然，近代之白话文运动，就是要打破此种语言常规，逆其本性地进行一趟语言单一化运动。
在语言之身体层面，白话文运动推动着“国语化”，事实上削弱乃至消灭了方言。在身份层面，以下里巴人语言为正宗，谓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才是活语言，痛诋士大夫用语为死语言。在场合层面，对上、对下，亲疏远近、功能、目的都不管，只有一套语言。写信给长官、部下、父母、师友、亲人、陌生人，可以都是“某某某你好”或“尊敬的某某某”。这都是使得语言单一化的。白话文运动以来，语言越来越单调直白，即由于此。
之所以要如此单一化，乃是把语言当成强国之手段，因而此事本身也就是语言之政治化。语言政治化了以后，就可将中国之战败，解释成是文化衰弱所致；再把文化衰弱，理解为因语文太差，使得民智无法普及，或文字语言本身就野蛮、落后。
这，一方面是自我循环论证（文化差所以败，败了又证明文化果然差；语文差，所以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证明了语文果然差），一方面别是找错了答案，把军事上的弱等同于文化弱。殊不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并非秀才之文化就劣于兵，正因兵无文化之故。乃误以为秀才亦当学兵那样不讲理才好，于是竟一个劲地去学兵。当然，秀才学兵，亦非绝对不可以，毕竟有文事者还需要也有武备。但只当学其强健体魄，而非改造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同于兵，近代却又恰好是拼命朝改造自己语文之路钻。不知改造语文即能强国之例，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当时一根筋，只想到语文须予改造，因为老百姓太愚昧了，所以要用最简单的工具。可是如此一来又陷入语言工具化，忽略了语言不只是工具。
再者，国弱民愚，民愚乃是教育问题，不是因语文太难了才使他愚。白话文运动以来，改革语文者老是批评中文太难，故要简化、拼音化。不晓得难不难是外国人才会有感觉的。任何民族、任何语言，只要从小在其语言环境中自然习得，什么语言都不难，都是“少习若天性”的。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中文、日文、吐火罗文，梵文，对该生活场域中人来说，没有任何差别。成年人、外国人，脱离了语境，又过了语言习得期，要想学会一套新的符号，则学任何语文都是困难的。差别只在于：语言体系若相近些，可以学得较快一些罢了。如果语言体系迥异，像中国人学印欧语、印欧语系人学中文就都会觉得难，久习乏功。
近代语文改革者不知此理，常忘了中国人学洋文也是很难的，竞相站在外国人角度说中文实在难学。其次，又常抽离“场合”的语境问题，孤立地比较语言，努力论证中文果然甚难。常见的“英文才二十六个字母，中文却要认几千几万个字”云云，即属于这种谬论。其谬，不仅在于抽离场合，单凭形构断优劣，更因其比较是虚假的。不是要通过比较来看出差异，而是利用比较的方式来说明中文确实繁难。其比较之基点根本就不一致，英文是字母的组合，中文是笔画的组合。英文要用许多字母才能拼成其文字词汇，中文若也以笔画的组合单位算，则应该说中文仅有五笔。五笔字型，可以构建所有中文字，孰繁孰简呢？此外，还另有些先生不以字母或字论，他们根本反对字，认为那是野蛮、原始的表现，必须“进化”到拼音才算高级。他们以英文拼音为模型的思路，更是明确。
如此处心积虑，找理由论证中国语文太差，不利学习，目的是什么呢？从坏处说是汉奸，要亡国灭种。从好处说是好心肠，希望能改善国弱民愚之问题。可是要改善民愚之现象，重点在普及教育。“五四”以来，许多先生们不花气力于此，反而在改革语文上耗费气力，结果折腾来折腾去，普及教育竟还不如实施传统文化之香港台湾。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今，则是在到底该怎么改造上改来改去，把一张网弄得破漏不堪，而鱼尚不暇捕哩！
本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欲善其教育，应先改善工具，这种工具论也非全无道理。但简化的工具，必然只有简化的功能。白话文运动，已然将语言简化了；简化字之施行，又把文字再简了一番。语文之繁美精深，竟成了毛病，不复为人所向往。社会上人乃至学者专家，文辞皆不讲究，简白潦草。精炼精通者已少，文采斐然则成了奢求。以此等语文表意，实只等于用梳子勺水，聊胜于无而已。
除了单一化、政治化、工具化、简陋化之外，还有一大问题是科学化。
现今之“国语”普通话，实质是一套人工语言，参酌北京语、古代官话而造，既不同于古官话也不同于北京话，事实上也不是原先任何省份之自然语言。简化字同样也要如此，乃基于“科学性”之要求，人为地造出这样的简化字及拼音方案，与原先自然形成的语文，颇有差距。
这种人工语言，乃是近代科学领域中的工作语言。例如数理运算、自然科学所用，大多即是人工语言，非生活语言和自然语言。近代语文改革，就模拟这一状态，所以也造就了这套人工语言。试检当年改革文字时的文献，就可发现“科学性”实为其关键词，故此举亦可视为科学化之成果。
但人工语言乃济生活语言之穷而生（例如学术术语、符号、对联、诗词格律、骈文，以及文体化之各种作为，都是人工语言），现在倒过来代替了生活语言，事实上就排挤了人工语言领域之发展。艺术语言，如骈文、格律诗等都被斥为死语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则挪用外国术语或干脆直接用英文。
此一态度，与其工具化是相关的。而语言之工具化又使得语言之文化问题深受漠视。这与西方近代语言哲学、符号学之发展可说恰好相反。西方无论谈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人生、语言与神话、语言与服饰……都是关联文化的。我们则否。我认为这即是近代我国语言哲学或符号学不发展之内在原因，文化符号学、语义学研究都很差。
改善之道，不只是要恢复文言文的活力、恢复传统汉字、发展汉语中文作为学术语言等等，更应重新反省白话文运动之做法与观念，让语文重新“得体”起来。
由这个脉络看，对于文字被乱简一通，我当然甚感痛心，故主张统合。统合，不是要放弃简化字，而是在尊重大陆文字简化了几十年的基础上，回归传统，让文字重新得体起来。这虽考验着两岸政治人物的智慧，底子还是学术文化问题，所以需要研究、需要眼界、需要学问。
我做的事，约有五端：一是自一九八九年与台湾文字学专家竺家宁、黄沛荣、李寿林、朱歧祥、周志文等赴大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辩论开始，持续关心两岸文字统合问题。一九九二年我成立中华两岸文化统合会，亦以此为重点，推动了好几届海峡两岸文字研讨会。马英九兄有次还跟我开玩笑，说他在两岸统合问题上对文字的重视颇受我之影响。而其实他未必知道我于此确有极深的情怀。故有次因在陆委会供职而被限制不能赴大陆，请周志文代我率团讨论汉字不宜简化时，曾感赋一诗曰：“文言错画久参差，讹正歧分论益哗。知识狂花生客慧，篇章断简坠流沙。但云文化能托命，谁解流离说破家？我自伤心悲禹域，小楼独坐望天涯。”
二、在陆委会任内，扩大交流，邀请了胡厚宣父子、裘锡圭等许多先生来台，开启了两岸文字学界交流之端。另与科技界合作，推动汉字计算机化的项目，例如正简字转换、汉字书写辨识技术、字形、字码、字库等等。
三、一九九三年更与王宁先生合作，在北师大创立汉字研究所。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九年我自己也到由该所扩建而成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担任特聘教授，近距离感受王先生的雄才大略，并具体指导文字训诂专业研究生。
四、二〇〇〇年在台北市政府任顾问时，还策划了汉字文化节，迄今越办越旺。明年开始则会在陕西汉中举办世界汉字汉语大会。
五、面对世界华文发展大趋势，探讨华文教育问题、培育华文教学人才。
这其中每一项，做起来都挺复杂，曾得到许多人的协力与帮助。
推动两岸文字统合方面，最积极的是李寿林，赞助的是吕振南。大体情况，可以二〇一五年我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来说明：
问：作为使用繁体字的一员，我们能理解您对繁体字的亲近感。您能不能把这种感觉用文字表述一下？如果有故事，最好。
答：对正体字有亲切感，当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大陆人对简化字也会有亲近感。主要是认知上的。
文字改革有两种形态，一是在文字制度内部改，例如秦始皇的“书同文”；或印度尼西亚改用印度字母，后来又改用阿拉伯字母；改变仍在同一种文字系统内进行。另一种却是制度的变革，例如韩国把汉字废了，改用谚文；越南改用拉丁化字，把表意文字转变为拼音文字。
中国则是起于体制内的改变，而逐渐要改变体制，废除汉字。以简化为过渡，最终要完成拼音化。
所以简化字不只是个别字体简省了笔画而已，它还改变着体系，故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类，一个字代替了好几个字，以致在认知上十分混乱。自幼学习简化字的人，并不知道这种混乱与无知是多么可怕，故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而其实这才是大问题呢！
各位应该跟我一样，看过无数文化名人、书法家，甚至我中文系的教授同行把萬曆写成萬歴、大歷写成大曆、鍾嶸写成鐘嶸、岳王庙写成嶽王庙、生旦净末丑的丑写成醜、千里共婵娟的里写成裡、范仲淹的范写成範、發展写成髮展、影后写成影後、新淦写成新干、国之干城写成幹城、文化復興写成覆興、孔子云写成孔子雲、複写错成復写之类的笑话。那不只是错了个把字，更常是对一段话的文脉语境之误读，认知上大成问题。
古代的诗词歌赋文章典诰、人名地名书名专有名词，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看简化字，更是无从判断。
至于在书法教育、文字学上，怎么教没心的愛、没见的親、没生的産、应是厂的廠、被不肖子孙替代的蕭，当然也都是问题。传统六书造字法和笔顺，都很难讲。新字大违物情，不符汉字原理，除了让学童死记之外，无理可说。塵土的塵，简成了“尘”，结果要查小部，不再能从土字见其义类。辭与亂，均与手有关，现在写成辞与乱，分居辛部和舌部。聽，从耳，乃是靠耳朵听；现在则在口部，写作“听”。對，义类在手，勸，义类在力，今简成了对、劝，放在又部。可是劝若可放在又部，欢为何竟在欠部？……
以上这些，就是识字教育专家也常犯糊涂。我看过一本《现代小学识字写字教学》，教人查部首，举例时，就把欢字既归入欠部，又归入又部；把辞字既归入舌部，又归入辛部。专家尚且如此，教师与学生何所适从？更不要说像地灵人傑的傑字，现在简作杰字，属于火部，遂使人杰都被火烧了，要孩童们如何从部首归字中去认识汉字？
须知文字是跟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自然会使得思想简陋混乱。故放弃这些不合理的简化，回归传统，是必要的，对大陆只有好处。
问：从您博客中看到一段：“两岸文字学界，从十八年前我带队去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踢馆那时的剑拔弩张、火花四射，到现在和衷共济，其实也不容易。”能否讲讲这背后的故事与发展？
答：踢馆云云，是开玩笑的，其实学者交流合作多年，共识大于分歧，有贡献的人很多。我办过的几场研讨会和参与创办的汉字所，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大家的思路，约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都是比较务实的：
一、文字简化的责任、起因、历史、功过，可先搁置勿论，因为吵不完。
二、对一简方案中特别容易弄混致误的字，如乾隆、乾净、幹练、干戈、江干、新淦县之类，先予处理。也就是尽量缩小或放弃偏旁推类和同音替代的办法。
三、如不再系统性简化，则个别简体，不过五百多个。这些字不乏沿用传统俗体异体者，台湾香港社会也这么用。如臺湾之台、炉竈之灶、體育之体、禮乐之礼等等，是大家可接受的。简化得特别不成功的，则可放弃。
四、政策上，不再把传统文字当不规范字打压；教育上，多让学生认识些正体字；媒体上，增加正体字的使用率，循序缓进。台湾所提“识繁写简”之说，可以考虑。
五、眼光向前看，联合海内外，共同关心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的问题、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问题、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问题等等。
问：有人认为港台地区现在仍使用繁体字，所以能够较好地传承传统文化。那么，您认为汉字跟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
答：港台未必就传承得多么好，但显然过去宣传说用繁体字不利于扫盲、不利于教育推广、书写麻烦、不易辨识等等，都只是笑话。反而是简化字不利于文化传承的弱点，已越发明显了。
若说汉字跟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唉，汉字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呀！它书写着历史，描述着世界，刻画我们的心声，表达了几乎所有的思想，而且还可跨越语言的鸿沟，超越时空的障碍，你说它重不重要？拼音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不是独立的体系。因此使用拼音系统的文化，都偏于语言型。解构批评家德里达说他们都陷“语言中心主义”不能自拔，很有道理。中国文化不同，是文字型的，文化之“文”同时既指文字，也指文学和文化。这个文，甚至被视为是“道”的显现，所以它还不能说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就是文化。道家《度人经》说世界“无文不光、无文不明、无文不成、无文不度、无文不立、无文不生”，贯通于天文地文人文之间的都是文。中国文化这种核心要义，几十年来大家都忘记了，只以为文字是工具，如锅铲电锯一般，你说惨不惨？
问：几千年来汉字不断演变和改革，可否谈谈您心目中汉字未来的发展前景？推动汉字向前发展的力量又是什么？
答：历来文字只有演变而无改革，过去几十年的悍然改革也已证明了是失败的。失败，并不是我个人胡乱给的评价，大陆的“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不是老早悄然改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吗？所以，改革汉字云云，不要再谈了。未来的工作，应落在观察新时代汉字的演变、改善文字教育、强化文字使用能力等方面。
推动汉字演变发展的动力，看起来是社会，其实是文字本身自然的动能。文字的体系、构造，在面对新时代新事物时，自然会造出新词来指称，调整其文法以呼应。而深化文字、刺激其发展、开发其弹性的则是诗词文赋。假如我们不再爱诗、不写诗、不读诗，或光晓得摆弄出一堆烂诗来，汉字的前途也就走到尽头了。
问：繁简之论，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在您看来，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它如何能更好地为世人所知？它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答：背后的因素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
过去之所以有无数仁人志士锐意进行汉字改革，甚至要废汉字、行拼音，乃是受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误把欧西拼音文字当成典范，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发展汉语拉丁化。激烈的，甚至主张干脆也废除汉语，全面采用拼音，或径用“世界语”。
然而，此种思想是在欧洲中心论底下形成的，所谓拉丁化或“采世界通行之字母”，只是对欧洲拼音文字的仿真，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倡用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或印度字母。
现在中国正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然格外引发关注。这种心理，其实是健康的。民情须知、民气可用，我们正应利用这的机会，好好来探索一下我刚才说的“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等问题，不要继续在海峡两岸兄弟间斗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