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完整的女性形象赋予小说最为独特的生命意象和文本隐喻网络。对拉拉、冬妮娅和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日瓦戈连接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她们都具有历史见证人的特质。帕斯捷尔纳克对“究竟谁更了解生活”这一问题给出了奇异的“童话构思”，这是一部思辨小说的重要特征：女性形象是对扭曲世界的修正，她们对生活的虔诚理想和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使日瓦戈身上的道德判断散射开来，在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以及对话与交流的图式中，女性是确保日瓦戈对外失语而对内拥有对话、对谈权利的屏障。换言之，女性形象流露出了小说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

小说中两位母亲的死亡，是日瓦戈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隔膜的开始。为了文学化地表达一个十岁小孩的精神源头，帕斯捷尔纳克果断地选择了从葬礼开始的叙事。什么是葬礼呢？就是哭泣与独白将占据生者的身心。从葬礼开篇来贯彻《新约》中的七大观念（上帝观、基督观、信仰观、救赎观、圣灵观、伦理观和末世观），借此建立小说的信仰拓本，这使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世界文学中“隐喻解经”现代化文本的创造者。身处地狱，经至炼狱，仰望天堂，人物不断经历生死，主人公不断在旅程和返程之间移动，这个追寻的框架是当代俄罗斯人的“神迹”，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生活的崭新的理解”。日瓦戈医生从这种文化中领略出来的首先是“善”的意义。

冬妮娅这个人物在小说的意义网络中占据的是失乐园的主题。由于叙事的主因素并不在男女关系或者家庭的离合之间，而在日瓦戈医生的独特的思想体验中。那么，跟随冬妮娅这一形象的“日瓦戈精神”主要是信札。作为插入文本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字的意义是无限的。冬妮娅在生活中并不接受“不妥当和不合时宜”，在他们夫妇的对话之前，连冬天的到来都是“事先估计的那样”。在“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这个关键点上，日瓦戈夫妇移居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诺去了。一路上历经艰辛，但是，在泛滥的水面就要淹没路基的时候，冬妮娅认真地发现了丈夫的“问题”，说他“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在清醒与酣睡之间难以理解，以后要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在这个外省的新天地（实际上是旧领地），他们一家“躲进小楼成一统”，日瓦戈开始写各种札记，干各种体力活，不知疲倦地读丘特切夫的诗歌，读《战争与和平》《叶甫盖尼·奥涅金》《罪与罚》《双城记》《红与黑》，接着冬妮娅怀孕了，她的贞洁、安静、温顺、利索、力量都被医生写进了札记，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艺术，从普希金的诗歌格律讨论到涅克拉索夫的三音步诗的长度，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稚气讨论到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死观……不仅如此，日瓦戈的神秘的同父异母弟弟“奇迹”般地来到这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以至于日瓦戈写道：“有了一些迹象说明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正在改变。”但是，遽然之间，一切生活的轨迹都改变了：医生在回家的路上被游击队“征用了”，丈夫在失踪之前的负心令她作为妻子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她在痛苦之中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并仓皇回到了莫斯科；但是随着她的伯父所在党派受到整肃，她和一家人被迫出国侨居，她给日瓦戈的长信是一封此生难见的永久告别信，日瓦戈“对窗向外望着，外面下的似乎不是雪，而是不停在读着的冬妮娅的信，风掀起来闪过眼前的不是冰晶似的干雪粉粒，却是信上黑色字母之间露出的一个个纸的空白，没有尽头的空白。”妻离子散淹没了日瓦戈医生生命中过去的一切美好，时代终于像一座大山一样倒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拉拉）这个形象是小说中所有分散主题的统一点，是小说巨大结构的支撑点，是这部小说中所有问题的答案。日瓦戈与拉拉的每一次重逢，都意味着双方的精神觉醒。拉拉在婚前受到科马罗夫斯基的诱惑，婚后被丈夫无情地抛弃，在她每一个生活的重要节点——母亲因发现女儿被诱骗而愤懑地企图自杀的旅馆、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舞会现场、伤兵满员的前线军医院、暴风雨中静谧的尤里亚金图书馆、战乱中的世外桃源瓦雷金诺——都发现了日瓦戈医生的身影。是的，拉拉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创伤和蹂躏、她成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经历，引起了日瓦戈的一系列郑重的思考：旅馆中是最初的“她”觉醒，是人、性、男女之别的认知；在枪击现场，日瓦戈痛彻心扉的是生命的觉醒；而西伯利亚的每一次重逢中，日瓦戈所看到的拉拉是精神和身份发生了彻底重生的蜕变：她面对家庭变故、独自抚养孩子，在革命和战争的阴云之下，她没有了先前的歇斯底里和狂暴的复仇之心，对自己在雷霆万钧之下的生活泰然处之，冷静平和，不动声色。教师、护士、图书管理员，这些身份都在暗示在一个暴虐无道的时代奉行真、善、美的生活原则。日瓦戈医生对这一切的发现是惊人的，他认为拉拉是永恒的女性的化身！她是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与野蛮的丛林文化争辩的文明法则的化身！她住的房子在“有雕像的房子”对面，“这座住宅的许多根柱子上都有古代缪斯神的雕像，神像手里拿的是红方块王牌、竖琴和面具”。他们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但中心却是“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赐予，又是何等引人入胜、非同小可啊！为什么要用生生臆造的儿童闹剧，用契诃夫笔下的学生逃学去偷换生活？”他们坚决反对将自己人分成两个不同阵营的荒谬，意识到独立思考的精神需要。日瓦戈对拉拉的不同时期的认识和理解，托举了拉拉这个形象的从容不破的包容精神，她本身就是一部苦难史，她的承受是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前提，她包容过全世界，同时也失去了整个世界。

拉拉是小说中所有人物关系的说明和思想纽带。她与科马罗夫斯基、安季波夫、日瓦戈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叶夫格拉夫都有交集，她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说明书。日瓦戈和拉拉的对谈无所不包，“命运之书将我们写在一行”，她的“显性”的人生经历（青少年时代——科马罗夫斯基，青年时代——安季波夫，中年时代——日瓦戈，中老年时代——叶夫格拉夫）与日瓦戈医生表面上平淡不惊的生活构成了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科马罗夫斯基对日瓦戈的影响在日瓦戈医生看来是遥远的、间接的，有别人告诉他，“这个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但日瓦戈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而拉拉的认识是清晰和决绝的；日瓦戈见过斯特列尼科夫，但拉拉只认安季波夫，甚至对于哥哥日瓦戈认识到的是亲情，而拉拉在革命与战争之后想到的是与哥哥商量保存和出版日瓦戈的作品手稿！她照料战乱中分娩的日瓦戈的妻子冬妮娅，等待迷途的丈夫，为了所爱的人的安危甘愿被科马罗夫斯再次裹挟而去……这种勇敢的担当而不是无端的焦虑，成为小说中暴虐世界的拯救力量。而日瓦戈医生对拉拉的爱正是对这种力量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确认。他们的爱，离弃的是庸俗社会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空间中多层的蒙昧主义形态。有相当多的研究将拉拉视为俄罗斯本身的象征，从这个形象的概括性的容量来看，这丝毫也不奇怪。拉拉这个形象，是帕斯捷尔纳克为俄罗斯人、为现代人类规定的信仰维度，在一切都粗俗化了的现代社会，拉拉是不可替代的“艺术警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丛林法则”和“文明法则”如影随形，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文学的方式，站在哲理的高度，用不朽的形象，充分而细致地诠释人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帕斯捷尔纳克为此项使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期待读者“视野融合”的阅读的意义上，使文本超越了他的时代，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