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当代经典，它的文本文化是对俄罗斯文学审美的信赖与提升。日瓦戈医生这一文学形象，进入了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Thompson）所提出的“俄国文化圣愚”的行列。这个人物的精神特点是与当代小说文本文化相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古典英雄退场、当代英雄被视为凡人的情况下，如何演绎文本中匡扶正义的人物呢？帕斯捷尔纳克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文学化的，塑造的人物具有不可忽视的、惊人的精神容量。

以医生的眼光来揭示历史文化中的疾患，以治疗之可能与否来隐喻历史文化的病态模式，这是文学史上从不缺席的文本追求。医生这个形象“悬壶济世”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伦理，面对的是“病态”的文化和存在的荒谬。帕斯捷尔纳克有意识地选择描写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但主人公却不是叱咤风云、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英雄。这足以说明，作者的构思建立在一个毫不隐讳的批判意识之上。俄罗斯千百年来的文化积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凸显出特别明显的“世纪病”，弥漫在医生这个形象周围。医生履行自己的职责，细致观察并进行诊断，虽然他并没有被骗进“第六病室”，但显然，这个焦虑的观察者对于救治是无能为力的，他的“药方”属于未来。小说从医生行医环境的变化开始叙述他的“异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专业困境：“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那部分人又难以接近。”日瓦戈医术精湛，却屡遭排挤，并以专业类别审查的借口被赶到前线军医院“闻闻火药味儿”。必须为政治问题站队，这是试图感染到医生身上的第一个严峻的“时代病症”。医生带着全家逃离了莫斯科，生活的其他元素就重新回到了他的精神世界，他身心愉悦地开始接触古典艺术，冥思古今历史，以诗歌、治病、读书为特征的真、善、美不断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升华碰撞，他的生命激情勃发。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美学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宗教（信仰）问题，在离开莫斯科以后变成了个人化的思考，这既是寻求对话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话语境一步步消失的过程。莫斯科这个空间承担了政治、思想、文化病态流行的功能，“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种转移，战争，革命，动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断裂，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所以，以为是心旷神怡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温暖的家，然而……不是的，作者把小说的第六章命名为“莫斯科宿营地”，而不是温暖的家园之所在。“朋友们都变得出奇地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连儿子也不亲近他，在妈妈的百般呼唤中，“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作者当然希望“一切野蛮政治化”的新生活退场，但是，“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所以，必须承认，日瓦戈医生不再热心行医，浪迹西伯利亚冰天雪地是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预言。政治立场的分化吞噬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遑论专业），它所要求的随波逐流是二十世纪人性缺失和信仰失落的根源。小说中理性和感性空间不断切换，使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充满了理性言说。

小说中的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人物延伸出来的是过去的线索。日瓦戈医生与他的全部交往都集中在“过去的秩序”上。日瓦戈医生对这个“过去”深恶痛绝。然而，医生面前的这个“病人”身上所集中的人性信仰缺失及其所带来的政治投机主义症状，却如噩梦般如影随形。他的阴影贯穿全书，他本人是下一代悲剧的根源。他的外表冠冕堂皇，但已经秃顶；他的地位如此显赫，但只是一名“睥睨一切”的猥琐律师；他的作为是如此的无耻之尤，但一直大行其道，毫无阻碍；……他的秘密是如此之多，它的轨迹竟不能淹没于历史……它是“真”走向“假”的范例，是日瓦戈时刻警醒的现实压力和历史包袱。

第一，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一个“提线木偶”的操纵者。日瓦戈医生从小极力摆脱的“物质的、庸俗的、破坏性的、无耻的力量”在律师身上激荡不已。他在排斥所有社会制度、意识文化形态和知识层面的人性与信仰。他生活舒适优裕，穿着考究，家里纤尘不染，小狗名贵，他每一次出场时几乎都满不在乎地高谈阔论，但他所做的一切无人受益，一大批中年人的丰厚资产被他这个滑头律师盘剥殆尽，他还将魔爪伸向下一代的生活；他对一切的变革与动荡都了然于胸，在任何事情上为自己分争得一杯羹，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利益。因此，“科马罗夫斯基”这个名字，意味着黑暗，意味着秘密，意味着道德沦丧。他从事的职业看似理性，但是，他混沌的内心一直盛行着欺骗与谎言，毫无理性可言。小说选择这个人物并从视觉形象上烘托他所造成的阴影，反映了作家在这个角色设置上的尽量微观考察的构思。科马罗夫斯基这个人物的评价体系反映了果戈理在《外套》中的名言：“在人的身上才没有人性。”日瓦戈医生精神飞升的过程，对应的正是科马罗夫斯基堕落的轨迹。法律的阐释者和维护者，却正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个正义的维护者其实是自私的代名词。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想到的是避免立案、要弄到“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除了自保，他对自己的下流和邪恶毫无反省之意。《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抽象的小说，但涉及科马罗夫斯基的片段总有形象化的细致描写，这是医生认识过去世界的最重要途径，它必须是不模糊的，必须是具象的。

第二，科马罗夫斯基是日瓦戈和拉拉对谈的主要内容之一。日瓦戈患伤寒之后和拉拉在瓦雷金诺有一场对谈，谈的是“生活腐化”的那个人，“更让人厌恶的人”，“在旧时代享受一切、无所不为、不劳而食的有了一把年纪的人”，“虚伪、庸俗而又自信”的人，“不讲道德并且自得其乐的平庸之辈”，这种鉴定已经是显性的“离弃”——日瓦戈医生和拉拉在远离这个曾经的熟人和恶人的时候，把科马罗夫斯基纳入“过去时”，就像把他和他所代表的历史放入密封的容器就地封存。被践踏的爱，被毁掉的生活，都被归结到道德，日瓦戈深深同情拉拉往日所遭受的痛苦，理解她因“跌过跤”而产生的美……他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都明白了命运的奇诡，明白了屈从并不是生活的路径。他们卸下的是昨天的负担，他们都以为科马罗夫斯基已经成为僵死的过去，但是却仍然心有余悸，日瓦戈说：“如同忌妒传染一样我忌妒科马罗夫斯基，他会在什么时候把你抢去，就像有朝一日你或我的死把我们分开一样。”不料，一语成谶。

第三，在“重归瓦雷金诺”一章中出现的科马罗夫斯基，是“从十二月份的夜间黑暗里走来”的，对于自己即将飞黄腾达颇为自负，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里夹杂着谎言和对他要再次伸出“贼手”的人的“死亡威胁”，他的所谓“可靠的消息来源”和关于“加入远东政府任司法部部长”的憧憬，对日瓦戈医生和拉拉的生活再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冲击。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适合“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个尺寸的人”。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正直善良的人都进入了“清算旧账”的黑名单，“若是不想出什么办法防备危险，你们的自由，可能甚至连生命都指日可数了。”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历史足够直白，一点儿也不隐讳它的黑暗之处，科马罗夫斯基的发迹与为某些家族“办过事”，“一半是秘密的，一半是在苏维埃政权公开放任下筹建的政府密使……”也就是说，国内战争是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但是有理所当然地从中捞到好处的人，别人别处流血牺牲、骨肉分离、满目疮痍，都是投机分子钻营的好时机。科马罗夫斯基为了自己的职位稳固，必须抓在手上的一个筹码就是拉拉。他还把拉拉的女儿的安危说得无比动听感人，最后却无情地抛弃了她们。帕斯捷尔纳克用巧合的方式来写自己与科马罗夫斯基的“相遇”，用这样的手法来探讨历史的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把良知的丧失当作历史中最为惨痛的一页，诊断出历史以战争、革命、暴力这样狂飙突进的方式冲向世纪悬崖的深刻的人性病理学原因。

实际上，小说中对暴力、革命、自己人分化为两个阵营等等有很多表述，日瓦戈医生在被迫参战的时候无法确定向哪一方开枪，只好“照着枯树开枪”，并伺机救助敌方伤员，但是，伤员养好伤之后并不念及救助之恩，表示要继续回来与他们作战。因此，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这个人物的设置与日瓦戈医生的精神史具有辩证的关系，他是历史的“现在进行时”，是理智与情感、忏悔与自省、言说与行动的搏斗史的写照。小说中，大雪、火车、道路、狼群、梦境，无一不是革命暴力时期严酷环境的写照。如果从世俗的观点说日瓦戈是沿着自己奉行的人道主义之路却一步步地失掉了职业，失却了家园，成为革命时代落魄的知识分子，那么，安季波夫就是按着理想主义方式离妻弃女，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时代的洪流，痴迷于革命与暴力，从一个痛恨旧世界的中学教师变成了铁甲列车上偏激、狂热、冷酷的政委。作为一名工人的儿子，安季波夫的勤奋和好学并没提升他的思考力，他没有日瓦戈医生那种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他对那种“未经渲染的”生活一无所知，日瓦戈医生紧张思考的未来、天国、新生，对安季波夫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作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最大的热情，重点不是写他的外貌，而是花费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他的气质和禀赋，他的性格和才干。小说中安季波夫占据了最戏剧性的情节。比如，拉拉枪击科马罗夫斯基之后在拉拉住处窗下徘徊的痴情恋人，新婚之夜跌入人生低谷的新郎，参军之后变成斯特列尼科夫的六亲不认的冷酷政委，自杀之前到瓦雷金诺与日瓦戈医生长夜倾谈的“在俄国的俄国人”……这些小说情节每一处都震撼人心，形象地总结了一个纯洁的人变成暴力代名词的历史过程。

拉拉“在那些有广泛意义的问题上，在生活的哲学方面”来理解自己的丈夫，因为“哪儿还谈得到妻子！是那个时代吗？这是世界无产阶级，宇宙大改造，完全是另一回事。”日瓦戈和拉拉理解这个人物，完全是建立在对他的行为举止和行动方式深刻了解之上，他不与政治上同源的父亲相认，不顾妻子和女儿之所在炮轰尤里亚金，是因为“曾经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之中解放出来的这些人，如今又同样大批献身于从社会恶行中进行人类的解救，但对自身的解脱却无能为力，不能摆脱对已经过时并已经失去意义的陈腐说法的忠诚，不能超越自己并且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其他人之中，而这些人的宗教基础是他们亲自建立的，若是对之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人本该是对他们非常接近的。很可能是压制和迫害造成了这种无益的、致命的态势，产生了只能带来灾难的这种勇于献身且又腼腆的独特状态，不过在其中也有内在的衰颓和多少世纪以来累积的历史劳乏。”即理解人类历史悲剧不断重演的时候，应该看到的是不断重复的文化缺陷，安季波夫这个人物的塑造符合小说对当代历史的自觉认知，历史不是简单的几个蛇蝎之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内在的文化符码在不断生成其所需要的各个序列。安季波夫作为斯特列尼科夫的历史体验之旅，既是他个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形式，也是日瓦戈医生俯瞰社会、洞穿当代历史的基本视野。

安季波夫自杀之前的崩溃的理性，说明他的全部信仰和生活的目的都已经流失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耻辱和罪恶之中，这与日瓦戈医生的历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互相映衬。进退失据的困兽，是俄罗斯、也是人类百年历史的真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