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文治坚持国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唐文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1908年），他“极意注意”的中文，就是用汉字表达的文言，清末民初教育界称之为“国文”。文言是一种能用于思维的书面语言系统，中国几千年来，文言与中国各地方言共同构成中国的语言系统。文言对中国的统一与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中华民族应该将“文言”上升到“统一的民族语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的一个语言学概念）高度来认识。

文言有极强的自身特点。其表达符号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西学东渐传来的西方文字多为表音文字。汉民族的语言系统中自古就有文言（统一的书面语）和方言（各地口语）之分，文言虽不同于口语，但作为书面语言，同样能够用于思维，马克思关于语言的著名定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同样适用于文言。清末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及历朝存世的钟鼎文和《尚书》传本等显示，至少在三千年前，文言已经是记载、传布官方文书的基本成熟的书面语言系统。对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文言”与“方言”之分，唐文治持本能的认识。在唐文治看来，民众口头的方言为“俚俗之言”，载于书面的文言为“雅言”，“我中国数千年之文化所以久盛而不衰者，文字为之，即雅言为之也”。（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尔雅》，1920年）

民族的构成要素，最基本的有四项：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素质。（见《现代汉语词典》词条“民族”）其中，语言是民族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人为因素，它是本民族成员共同创造、共同使用的思想载体和交流编码，是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特质。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语言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没有基本词汇、基本语法一致的语言，也就没有相应的民族。所以，语言的统一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它是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于1845—1846年）中指出，发达的现代民族语言的产生可由三个方面而来：① “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② “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③ “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唐文治对于文言作为中国统一书面语言有明确的认识，并且深刻阐述了文言作为“统一的民族语言”的特点。他指出：“我国文化胚胎独早，溯自书契之造，以迄孔子缵修删定，微言大义，阐发靡遗，二千年来历代相承，皆得奉为依归者，悉赖此文字递嬗不息。”（唐文治《函交通部送高等国文讲义》，1913年）又指出：“古者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圣人修其教、齐其政，遂使不一者而统于一，则文字之功也。……古人因言语之不能一，而以文字统一之。”（唐文治《十三经提纲·尔雅》，1920年）唐文治所说的“以文字统一之”，就是指中国统一的汉字文言。在上述论述中，唐文治阐明了二千年来文言作为中国统一书面语言递嬗文化所起的不容否定的重要作用。

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统一的民族语言”上相比较，可谓别具特色。欧洲的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意大利民族等，都采用与口语相一致的表音文字，而汉族采用的文言属表意文字，内含各地方言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此外还有文言特有的虚词和语法），又略去各地方言在词汇、语音、语法上的差异，强烈地显示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的特点。

表音文字必须跟随语音而生成，跟随语音而使用。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上千个小邦国、上百个小民族，语音不同，表音的文字也不同。现代欧洲的地理面积和人口与中国差不多，却分为多个国家，有多种文字（都属表音文字）。长期使用表音文字的欧洲，民族文字的表音特质也是民族地域障壁不易去除的原因之一。中华民族的先祖以其特有的智慧采用了特有的语言系统，方言顾及国家广大地域中的语音差异，文言顾及中央及地方政权的统一施政，在殷商至清朝的三千多年古代社会中，文言作为“统一的民族语言”，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使用统一的文言，散居于中华大地、方言各异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各地各族不因为方言各异而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即使历史上有过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政治分裂时期，也终究能消除分裂，组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于使用统一的文言，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凡遇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文言便成为少数民族统治者难以消除的障碍。元朝统治者曾强力推行表音的“八思巴”文字，终以失败告终。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能残酷施行“扬州屠城”，但不得不屈服于汉族文言，从康熙往后的列代帝王贵族，都努力学习文言，否则，就无法维持统治。文言记载了从《尚书·尧典》到《清史稿》的中国历史，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尽种种灾难后没有中断。在这一点上，人类各大古文明中没有哪个民族可以与中华民族相比。中华民族能够以族群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走入世界近代史，缺少了“文言”这一“统一的民族语言”是形不成这一历史局面的。文言记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思想、文化精华，成为中华民族步入现代、走向未来时保持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底蕴保藏在文言中。诚如唐文治所总结的：“我国文字，自书契以造以迄孔子，数千年绵绵延延。人类（引按：指中国人）之所以常存者，胥由文焉作之纲维。”（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1914年）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导致国人忽视“文言”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重大历史作用，“文言”受到不应有的攻击。就在唐文治“极意注意中文，以保国粹”的同时，典雅厚重的文言被指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文言文”的思潮还连带着要废除汉字，例如傅斯年就宣称：“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1919年）一些曾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革命者也“恨屋及乌”，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汉字”。持这类观点的人士表露出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因而不能正确看待语言文字上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而唐文治在对待汉字文言的态度上，始终坚定保持“中华文化本位”的定力。面对汹涌而来的黜文言、废汉字浪潮，唐文治力挽狂澜，毫不动摇地坚持在自己掌校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无锡中学校（私立无锡中学）、无锡国专加强国文读写教学，同时鲜明表态：“近世昏顽之士乃欲废文以废字，举中国数千年之文化刬而除之，卒至文化必不能除，而莘莘学子大半已受其害，痛哉！痛哉！”（唐文治《〈说文解字释要〉序》，19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白话文成为广大民众普遍掌握的书面语言工具，文言逐步淡出现实文化舞台，这是社会的进步。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需要传承的，由于中国大陆学校系统的文言写作教学已中断了六七十年，此期间出生的三代人绝大多数已不会用文言思维与写作，成为与“文言”隔膜的中国人，他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存在明显的障碍。中国有十四亿多人口，民族文化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为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中国需要培养一些从小得到文言“读写并重”训练、具有厚实文言功底的高级专门人才。如何实施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工程，当今教育界可从国学教育家唐文治掌校无锡国专三十年的成功教育经验中获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