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文治身处“大战国之世”，却始终高举儒家精神文化的旗帜，坚守“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其力量来源于他对以孔孟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以儒家思想文化“觉世而救民”，是他的行事宗旨。

首先，唐文治认为儒家精神价值系统中包含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这些道理对于人类社会有恒久的价值。唐文治一生中反复阐述的大致有如下一些要点：一曰“仁”，这是孔子政治学的核心。“仁者，爱人也”，这首先是对国家治理者而言的，治人者行仁政，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强调“仁”，“仁”包括人与人的互爱，从而把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孝、悌、恭、恕等伦理价值观念包笼其内。1931年，唐文治在《克己为治平之本论》中指出：“圣人知治平之本，端在仁恕，是以立毋我之训，严克己之欲……而天下于焉大治。”（唐文治《克己为治平之本论》，1931年）二曰“君轻民重”，这是孟子政治学的核心。唐文治在其一生中曾反复讲述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例如，他在《〈孟子大义〉序》中说：“《孟子》一书，尊民之学也。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可爱者民，可畏者民，可亲可宝者民。养君惟民，保君亦惟民。是故民以君为天，而国以民为本。后世人主，不知此谊，于是乎虐民殄民，戕贼其民，吸民之脂膏，椎民之骨髓，以杀其民，此亡国破家所以相随属也。”（唐文治《〈孟子大义〉序》，1915年）三曰“明辨义利”，这也是儒家政治学的核心道理。唐文治在1920年订立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借曾子的话阐述这一道理：“曾子言：‘平天下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义利之辨，人心生死存亡之界也。末俗浇薄，好利无厌，专图一己之私利，不顾天下之公利，且借口于天下之公利，以肥一己之私利，驯至灾害并至，生灵荼毒，可痛哉！”（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1920年）唐文治在明辨义利的同时特别注意区分了“私利”和“公利”，他特别指出：“君子喻于义而不喻于利，此利字谓一己之利，非天下之公利。”（唐文治《论〈周易〉君子教育》，1939年）四曰“絜矩立表”，唐文治认为此是《尚书》政治学之精义。所谓“絜矩”，就是为君为上者要“立好恶之准”，拿定纲纪标准，并以此标准要求自己、管理臣下。所谓“立表”，就是为君为上者要做好表率，以身立范。夏禹有治水之功，自己生活上“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这就是古代圣人立表。唐文治特别指出为君为上者“失表”的几种情状：“吾处于至安之境，而处人以至危，则失其表也。吾处于至佚至甘之境，而处人以至劳至苦，则失其表也。吾处于至泰至舒之境，而处人以至贫至困，则失其表也。吾所为者，不能孝、不能悌、不能仁、不能义，则失其表也。是皆致乱之道也。”（唐文治《表论》，1923年）五曰“礼义廉耻”，唐文治借管子的话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唐文治《人格·学生格》，1912年）儒学中“礼”的内涵十分宽泛：待人接物、迎来送往属于礼，谓之礼仪；在人群中区别对待长幼尊卑、亲疏贵贱属于礼，谓之礼节；祭祖拜天、教化民众属于礼，谓之礼教；给官场生活和社会生活制定规章制度属于礼，谓之礼制。简言之：“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儒家不反对法制，但认为用“礼”从正面规范社会与人生更重要。1920年，唐文治针对“废孔废礼”的社会思潮指出：“今人竞言法治，不知法施于已然之后，礼禁于未然之前，舍本务末，愈趋愈远。”（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1920年）至于讲廉知耻，唐文治看作是官员的生命线：“余论用人，必以清廉为第一义。……清廉而不能任事者有之矣，未有贪黩而能任事者也。故求才士于廉字之中，则天下治。”（唐文治《思辨录札记》，1897年）他于1932年撰《八德诠释》，将“廉、耻”与“孝、悌、忠、信、礼、义”并列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并针砭民国官场黑暗：“近时操守不讲，贿赂公行，搜括民财，贪黩无厌，一家富而万家哭，民生困苦颠连，皆由于官吏之不廉也。……奔走干求，运动请托，壹皆出于无耻。”（唐文治《八德诠释》，1932年）可谓针针见血。儒家精神价值系统中的治国平天下道理还包括忠、信、诚、智、勤、俭、勇、毅、德、爱、敬、让、天下为公、实事求是、先忧后乐、民胞物与、四海一家，等等，各有其对应的社会生活层面，唐文治都作了丰富的论述。

其次，唐文治认为社会延续过程中的“治—乱—治”交替是正常规律，“自古以来，道与治合则天下治，道与治分则天下乱”（唐文治《〈中庸〉大义》，1931年）。这里的“道”是指儒家治理天下的精神价值系统，这里的“治”是指各朝各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行为。他认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尤其是从孔孟以来，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精神价值系统已经建立，并且数千年来一直在延续，各朝各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行为与儒道相合，就天下治，与儒道相分离，就天下乱。这对中国古代三千年“治乱”规律是一个角度独特而且比较客观并又简明深刻的表述。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是民间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孔子依托夏、商、周三代《诗》《书》《礼》《易》《乐》经典，借鉴前代有价值的社会治理和精神文化遗产，创立了儒家学说。儒道在创立时并不是春秋诸侯国统治者的思想学说，也未被当时的诸侯国国君采纳作为治国之道，所以孔子才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叹。后来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看清儒道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有用，而且君王和民众都能接受，才把儒家学说奉为列朝的主流思想意识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4年）。最早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有元、明、清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历代统治者的“尊儒”在实际行动上真能重视一点“民本”，往往就有所谓“治平”之世。明、清两朝均尊孔敬儒，两朝统治中国的时间分别为277年和268年，不可谓短，其中儒家所说的“道与治合”起了重要作用。唐文治身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乱世，而且是千年未有的“大战国之世”，但他心中有前史之鉴，认定世乱而儒道在，坚守儒道，天下终有由乱返治的时候。从唐文治“道与治合则天下治，道与治分则天下乱”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上一次天下大乱时期（17世纪中叶明清两朝换代时期）儒家学者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宋文帝》）王夫之在乱世之中坚守儒家之道，其后中国的历史车轮驶入包含所谓“康乾盛世”的有清一代，“道与治合”。历史循环，往世可鉴，所以唐文治自信人道不灭则儒道不灭，中国眼下虽经历劫难，但在四五十年后将“圣道大昌，后机宏畅”，用当今语汇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三，唐文治亲眼看到了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亲身经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伴随着中国社会灾难祸患日甚，深感文化救世时不我待。1882年，唐文治18岁，受学业于家乡太仓王祖畬（号紫翔）先生之门，“夏四月，忽有耶稣牧师吴虹玉自上海来传教，购镇民桥宋姓房屋，行将迁入矣。王师闻之，谓是（此）不可以启外侮，偕邑绅并诸同学数十人往谒州县尊，阻止之。余亦随往。县尊任石芝先生坐大堂，判决资送吴虹玉出境，偿其费，拨公款购买宋姓屋，改为乡先贤四先生祠。”（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34年）这是唐文治成人后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中西方文化冲突事件。1900年，先是由西方列强文化侵略引发的天津教案震动全国，继而义和团与列强战斗，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生灵涂炭。此时的唐文治已移家京城，担任户部主稿，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章京（官职名），亲身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文化与军事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自此以后，唐文治谈儒学传承、谈国学教育总是放在中华文化盛衰与国运盛衰紧密相连的大背景上考虑。他反复论述此中道理曰：“生民之类，自弃其国学，未有不亡者也。子独不观夫欧洲诸国乎？其克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焉、存焉。反是则其国家、其人类弱焉、息焉、灭焉。”（唐文治《〈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1914年）又曰：“汉唐以来，文化盛则国盛，文化微则国衰。故无论古今中外，罔不以保存文化为兢兢。”（唐文治《〈中学国文新读本〉序》，1918年）再曰：“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仪、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挽之。悲乎哉！”（唐文治《〈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序》，1936年）唐文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儒家学冠乎百家九流”（唐文治《苏州国学会演讲录》，1933年），所以把传承与复兴儒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化使命。他自述心迹：“余尝谓居今之世，欲复吾国重心，欲阐吾国文化，欲振吾国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读经始。”（唐文治《朱子学术精神论》，1941年）“废经者，世奉为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悯也！”（唐文治《〈中学国文新读本〉序》，1918年）“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世风，有以觉世而救民。”（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1920年）在这一系列“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悲慨之语中，唐文治的文化救世情怀可见一斑。无怪乎民国时期教育部派出的学校视察大员撰文报告：“在今日一切学校师长中，深知中国文化之重要，且息息以救国救民为念者，殆无过于唐氏。”（柳诒徵《三年来之中国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