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文治后半生，以守先待后的坚毅精神捍卫和传承中华儒家思想文化。如果以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对待中国近现代史，就应该承认，唐文治坚守的儒家思想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公元1917年冬，正当唐文治倾心尽力办理中国新生的高等工科教育并力求保存国粹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俄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诞生于欧洲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欧洲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沃土。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以德国黑格尔哲学体系（它又催生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以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曾自豪地说：“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拒绝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而且重视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构建自身。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而儒家思想文化又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作为西方思想文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时起，就与儒家思想产生了交会与对话。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天下为公”观念、人类“大同”理想有一些相通之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曾经以儒学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介绍和评述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著名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认可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时代是人类向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但又指出：“当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引按：指阶级社会历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以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李大钊的评述，强调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还一定要改造人类的精神。李大钊研究问题的角度明显受到中国儒家注重人、注重人之精神境界的传统思想之影响，他的这一评述已包含未来社会改造过程中应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的思想萌芽。其时有论者称马克思为“德儒”。《晨报》专栏作者渊泉（陈溥贤）1919年发表文章《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他甚至直接以儒家观点赞扬马克思：“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大著作，实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欤！”可见，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类向善、求幸福，中国儒家也引导人类向善、求幸福，这两种思想体系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通往共产主义之路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探索过程。李大钊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思想准备时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李大钊的这一认识，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轫。儒学在中国已传播两千多年，诸多理念已深深植入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深受中华民族认同，其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身处的文化“实境”。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继承了黑格尔、亚当·斯密、圣西门一样，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本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也采取了古为今用的继承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的这一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立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建树中。唐文治所坚守的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内容值得重视，现举三个方面简述如下：

“实事求是”理念

“实事求是”理念源自汉儒，是儒家的治经传统，在19世纪末成为青年唐文治求学的江阴南菁书院和青年毛泽东游学的长沙岳麓书院的院训。此期间主持过南菁书院的黄以周先生和相继主持过南菁书院、岳麓书院的王先谦先生都以此院训教诲学子。在青年毛泽东游学、居住岳麓书院的1917年至1919年，岳麓书院已将院训“实事求是”四字制成大匾高挂于讲堂之上，从而对修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914年冬，唐文治撰《〈孟子〉大义》，在《滕文公篇大义》中指出：“夫圣人之治天下，实事求是而已矣。”1920年12月，唐文治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把“实事求是”列为学规院训，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明文规定：“先儒说经，首重实事求是四字。实事者，屏绝空虚之论也；求是者，破除门户之见也。经师家法，守兹兢兢。”唐文治在主持无锡国专的30年办学过程中，以此“实事求是”治经传统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国专学子。儒家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发出号召：“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毛泽东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使用“实事求是”概念。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在重要的文章和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并写入延安整风文件，把“实事求是”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创造性地诠释了“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冲破了难以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存在于大工业发达的西欧和美国，而是屹立于原先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邓小平总结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民为邦本”理念

唐文治在国学教育中多次引用《尚书》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本”思想是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民本”，就是把“民”视作国家立基的根本，承认民众承担物质生产重任，也承认民心的背向对国家兴亡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古代的“民”，包括士、农、工、商，也就是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唐文治解说这段经文道：“有土地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事，故诸侯有三宝，然土地所以养人民者也，政事所以治人民者也，然则诸侯之宝皆为人民也。”（唐文治《〈孟子〉大义·尽心下》，1915年）唐文治解读儒家经典，立足“民本”思想，引导出土地、政事皆“为人民”的观点，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人民性做了深入开掘。毛泽东8岁入私塾读《四书》，后来入师范学校所受的“国文”课教育，同样充满儒家精神，儒家“民本”思想润物无声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他在1913年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记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此时的青年毛泽东，已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开始萌生“为生民”的意识，他在《讲堂录》中记道：“为生民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这些是毛泽东后来领导中国革命时能够提出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基础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对儒家的“民本”思想做了创新改造，他在向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明确要求全党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勾画未来新中国蓝图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宏纲设计的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明确界定“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中都隐含着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大同”与“小康”理念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学说。孔子憧憬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人类实现“大同”社会，这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较集中的表述。儒家理想中“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传承中华先圣尧、舜、禹合于“天道”的德治传统，天下为公，贤能治理，道德高尚，劳动贡献，财货充足适用，人民幸福和谐。唐文治曾称赞“天下一体”乃“盛世大同之精神”（唐文治《〈孟子〉大义·梁惠王下》，1914年）。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大同”思想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仁人志士，“大同”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理想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的人类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把“实现共产主义”定为党的“最高纲领”。马克思定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了阶级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因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还需要分为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这两个阶段都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共同特征，所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1847年描绘这一共产主义社会蓝图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最为发达的英国总人口二千多万，正通过“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轰开有四亿人口的古老农业国中国的国门，中国人民开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以蒸汽机动力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与马克思定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可谓有天壤差别，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大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是不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水平限制的，依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同”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人，而不在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向党内同志和党外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时，直接移用儒家的“大同”概念，以便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切合民族心理，更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毛泽东于1949年6月勾画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宏伟蓝图时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从毛泽东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儒家“大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但“大同”社会毕竟是遥远的美好理想，不是哪一代当政者想实现就能够实现的，因而儒家还提出了一个低于“大同”标准但具有现实社会治理操作意义的“小康”概念，这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里也有较为集中的表述。唐文治在他的《十三经提纲》中把表述“小康”理念的《礼记·礼运》篇推荐为选读篇目。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期。既然是“过渡时期”，那就还没有实现“大同”，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上就必须采取一系列与尚存的私有经济、传统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相适应的方针政策，以保证和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邓小平看清了这一“过渡时期”的漫长性，他在1992年赴广东深圳考察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运用儒家的“小康”理念来规划当代中国相应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他在1979年12月会见日本首相时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移用儒家的“小康”一词于党的方针、目标。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联系儒家经典谈到这个话题：“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6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更加扎实有力地推进中华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现实证明，儒家的“小康”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制定阶段性理想目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