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生于1865年12月3日（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卒于1954年4月9日，享年90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历史时期，在耄耋之年以拥护人民政府的进步态度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

唐文治先生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早期（28岁前），读书应科举时期，他拜王祖畬、黄以周等多位硕儒为师，寒窗苦读，博学经典，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才华卓越，受到左宗棠、翁同龢赏识。中前期（29岁至42岁），任职清政府部衙时期，他历任户部主事、北档房总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兼户部正主稿行走，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署理农工商部尚书。为官忠公体国，清廉尚节，主张变法立宪，振兴民族商业，支持实业救国，维护国权。中后期（43岁至56岁），主掌高等工科学校时期，他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校长，锐意改革，中西学并重，首开中国高等学校设置铁路、铁路管理、电机、商船驾驶专科之先河，培养优良校风，乐育栋梁人才，为日后交通大学成为我国著名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厚实基础。后期（57岁至86岁），创办并主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期，他克服双目失明之厄痛，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大任，坚守儒学治经传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抵御西方列强及日寇的文化侵略，殚精竭虑三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上千名国学根基深厚、有爱国情操的文化教育专家。

唐文治在其一生的不同时期曾经就国势日衰的现实反复表达“为往圣继绝学”的崇儒救世观念。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败沉之际，刚任户部候补主事不久的唐文治，不顾自己职低位卑而向光绪皇帝上万言奏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八项“时事”对策，第一条就是“正人心、别流品”。所谓“正人心”，就是要端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他在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不久撰写的《上沈子培先生书》中说：“今日之患，患在人心。人心之祸，苟非得圣贤之士，有以正其本原，窃恐天下之势，如江河之日下。”（唐文治《上沈子培先生书》，1896年）青年唐文治的这一观点中已蕴含“为往圣继绝学”以救世的理念。1920年，唐文治55岁，因“学风不靖”、眼病加重而坚决辞去担任了14年之久的高等工科学校校长之职，回家养病，却又带病欣然承应曾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的施肇曾之托，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并亲任馆长。在开馆授课当月（1921年2月）开始刻印的《十三经读本》序文中，唐文治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为往圣继绝学”以救世的指导思想：“夫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唐文治《〈施刻十三经读本〉序》，1924年）儒家的经典为什么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经典呢？唐文治指出，是因为这些经典中表述了仁义礼德、君轻民重等治国思想，确定了孝悌廉耻、忠信勤俭等人伦规范，这是中国社会要达到“治平”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系统。这个精神价值系统已被数千年中国历史证明是高尚而恒久的，所以“吾国十三经，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万古不磨，所谓国宝是也”（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1920年）。在唐文治心中，国学及其核心“儒学”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肌体内的血脉，是永葆生命活力的本国文化。他坚信时人的“废经”行为如同“蚍蜉之撼大树”，此后中国社会必定会有人出来继承弘扬儒家学说，由乱返治，“名世挺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唐文治《〈施刻十三经读本〉序》，1924年）。1937年，唐文治72岁，经历了军阀混战、东北沦陷，日寇侵华战争也已全面发动。军阀、外国侵略者泯灭人道而使中国社会陷于战乱的现实，更坚定了老年唐文治“为往圣继绝学”以救世的意志。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达心迹：“今之世，大战国之世也；火器日烈，千灌万辟，杀机数十倍于曩时。然而天理循环，无往不复，人道终无澌灭之日，四五十年后，涂尽车回，圣道大昌，后机宏畅。故弟窃不自揆，常以‘正人心’‘救民命’六字为讲学宗旨。……举凡一切毁誉荣辱得失，皆不足介我之意……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在斯乎！”（唐文治《答高君二适书》，1937年）。唐文治用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当时的中国战乱，认为眼下的战乱中国是一个放大了的战国时期，虽然现代化战争武器带来的杀戮数十倍于孟子所处的古战国时期，但是天理人道不会尽灭，数十年后人类历史的车轮终究会返回和平正途，孔孟之道终将会得到弘扬，所以他现在要尽一己之力，不顾世人的诋毁，把正人心、救民命作为当下传授儒学的宗旨，这就是国学教育家唐文治的“为往圣继绝学”。本着这样的宗旨，年逾七旬的唐文治率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生冒着日寇侵华战火，千里跋涉，“万里宵征”（引按：周谷城语，因其时唐文治已双目失明，处白昼如同宵夜），内迁广西桂林，为中华国学文化在“大战国之世”的传承维持一线生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唐文治80岁，无锡国专在经历千难万险后回到无锡继续办学，唐文治继续担任校长。他在赠友人的序文中坦然表述心志：“宋张横渠先生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盖吾人讲学，固以后世为心，以百姓为命，非拘墟于一时也。”（唐文治《送周予同先生赴台湾序》，1945年）国学教育家唐文治身逢乱世，内心则明亮如镜，始终把传承以儒家精神文化为主导的中华国学文化作为自己救世救民的历史使命，他的眼光并未被一时的乱象所拘障，他的情怀是为中国“开太平”而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