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坎坷“进士”路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唐文治告别住读四年的江阴南菁书院，打点行装，赴北京第三次参加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按照大清朝的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各省“乡试”都是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闱”。乡试次年，各省举人集中到北京，参加由礼部举行的考试，称“会试”，取中者为“进士”，获得担任知县、主事一级朝廷命官的资格。礼部考试都在春天举行，故又称“春闱”。此前，唐文治已赴京参加过两次“春闱”考试，第一次在1883年春，他19岁，第二次在1886年春，22岁，都未考中。用当年科场语言讲，叫“不售，下第归”。

此次赴京参加礼部试，唐文治已25岁，在学业上又有所长进，为人处世也渐趋成熟。赴京之前，父亲唐受祺叮嘱他：“汝此次会试倘再不售，明年尚有恩科会试，可暂留京处馆（引按：当家塾教师），以免跋涉。”（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5年）所谓“恩科”，就是朝廷有重大庆典喜事，增加一次礼部会试，使各省举人多一次考中进士的机会。1889年光绪皇帝19岁，宣告亲政，慈禧皇太后归政，这是朝廷重大庆典之事，所以诏告天下：翌年（1890年）增开“恩科”会试。

唐文治第三次参加礼部会试，制义文章写作发挥正常。他所在之“房”，负责初读、选拔试卷的房师是浙江钱塘人张预（1840—1911，字子虞）。这位房师还是欣赏唐文治才华的，对唐文治三场试卷的评语是：“淹贯诸子百家，皆腾跃出其腕下，可称雄博。”张预认为唐文治精通诸子百家，知识深广，文章引经据典，生动有力，能视作好文章，于是在“补荐”之时把唐文治的试卷文章推荐给主考官（座师）。可惜因为属于补荐，迟了一步，进士录取名额已满，结果正榜名单中没有唐文治，只是在落榜的较优举人中被挑选为“誊录”。“誊录”属文吏，有薪俸，但不是朝廷命官。无奈之下，唐文治依从父亲的指点，经同乡友人顾思义介绍，到时任直隶候补道、会办大沽船坞的太仓籍官员顾元爵家担任塾师，教他的第四个儿子顾思永、第五个儿子顾思远读书。这是唐文治国学教育生涯中首次担任教职。大沽船坞靠海较近，在天津城外向东一百多里处，地处幽静。唐文治一边授课顾家儿子，一边准备明年再试。

然而唐文治在第二年（1890年）的“恩科”礼部会试中仍然考运不佳。唐文治的卷子出色，被房师朱琛（1842—1897，字小唐）选出推荐给主考官，但是因不合主考官眼光而未被取中，又是“不售，下第归”。下一次礼部会试要到两年后的1892年春，唐文治无法长留北京，恰好顾家的两个儿子要回家乡太仓，于是便同行，于当年五月从天津乘船航海回到太仓，仍然在顾家当塾师授课。这一年正值太仓县准备重修《太仓县志》，主修官征求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写了《书嘉庆〈太仓志〉后》一文，对嘉庆年所修县志只把功名显著者编入列传，而不把“孝、忠、节”德行彰显者编入人物传的做法提出批评，建议按照乾隆朝学者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文史通义》的体例，将“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三者结合，重修《太仓县志》。唐文治回故乡两年，一直在顾家当塾师；其父唐受祺则受聘到太仓县知县吴镜沆（字粤生）宅当塾师，教授其儿子吴敬修。

1892年（光绪十八年），唐文治28岁，又逢礼部会试。入春，他跟随回京“散馆分发”的王祖畬老师一同赴北京，第五次参加进士考试。当时，唐文治母亲肝病加重，家境困难，连进京赶考的盘缠都凑不齐。赏识唐文治才华的家乡父母官程序东老先生赠送了五十两白银作盘缠，唐文治才得以成行。一路上，王祖畬先生也给了唐文治许多鼓励。

礼部会试按科举程序要连考三场，每场考三天。中榜者为贡士，再加考一场复试、一场殿试，各考一天。然后由皇帝发布诏旨，宣布新登进士名次（旧称“传胪”）。整个过程中投考者要进场考11天，写作十多篇命题文章，再加试帖诗。

4月4日至6日（三月初八至初十日），唐文治参加会试首场。第一道题是《“君子矜而不争”两章》，第二道题是《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第三道题是《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题是《赋得柳拂旌旗露未干》得“春”字。

7日至9日（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唐文治参加会试第二场。试题依次是《为大涂》《厥亦维我周至康公田功》《嗟嗟保介，维莫之春》《公令诸侯盟于薄，释定公》《兵车不中度》（五句）。

10日至12日（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唐文治参加会试第三场。试题是《〈论语〉古注》《新旧唐书》《荀子》《东三省形势》《农政》。

首场考试结束后，王祖畬先生到会馆看望唐文治，阅读答卷草稿，开玩笑说：“你揣摩题意到位，此文一定能被选中。我读它就像看到你的命运了！”果然，四月十一日礼部发榜，唐文治考中了，被定为第三十一名贡士。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试共取中贡士317名。唐文治的房师是浙江嘉兴人沈曾桐（1850—1921，字子封），座师是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祁世长（1825—1892，字子禾）、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霍穆欢（1829—1892，字慎斋）。贡士榜发后，唐文治以门生身份拜见了房师沈曾桐。沈曾桐以翰林院编修身份担任壬辰科会试的初读荐卷“同考官”，他告诉唐文治：“第一场未推荐你的卷子，阅读你第二、第三场的试卷后，晓得这是读书有得之士的文章，于是补荐，被主考官选中了。”唐文治又知道座师翁同龢对自己试卷文章的评语：“经生之文，必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雅，不使才锋，策赅博。”（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5年）翁座师对这位门生的试卷评价甚高，认为是典范的书院治经学生的文章，具有雅静庄重的气质；又认为唐文治的经学制义文章学识渊雅，文笔稳重含蓄，而策论文章显示的学识也称得上渊博。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江苏常熟人，家乡紧邻太仓，对这位家乡出来的新科贡士的文章有良好的印象。

农历四月十四日，唐文治与三百多名贡士一起进宫，在保和殿参加复试。试题是《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诗题是《赋得学如鸟数飞》，得“如”字。四月二十日，唐文治又和新科贡士们一起到保和殿参加殿试。殿试由光绪皇帝亲自出卷并监考，气氛极为庄肃。殿试题策论之一是《西藏地理问题》。

五月初一日，光绪皇帝发布诏旨（传胪），宣布壬辰科进士名次。按清朝科举惯例，录取进士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则各有一百余名。光绪壬辰科进士共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3名，二甲“赐进士出身”132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182名，合计317名；其中江苏省籍人士占26名，太仓直隶州占3名，唐文治所得名次是二甲第一百零五名。

五月初四日，新科进士再次进宫，至保和殿参加朝考，考题是一篇策论《廷尉天下之平论》、一篇奏疏《审乐知政疏》，试帖诗题是《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得中字。唐文治在诗中点题云：“万派江心景，都归铸造中；舟浮天上碧，波映日边江。”唐文治朝考成绩获一等第六十五名。依科举制度，朝考后将由朝廷按照成绩分别授予官职。唐文治被引领叩见过光绪皇帝，在庶吉士、主事、中书、知县四种官职中任职为主事，分配到户部江西司。唐文治的内心理想是进翰林院任庶吉士，再研修三年，待散馆分发时再任实职；而按照惯例，新科进士中二甲一等者均应任庶吉士，所以唐文治对担任户部主事感到意外。王祖畬先生安慰他说：“你为何如此失意？你家境清寒，到户部任主事有印结款津贴，多一份合法收入，可不用去谋求有违廉洁的分外之钱。这是上天要成全你做个清白好官啊！”听了老师这番中肯的劝慰，唐文治消除了内心的不如意之感。

新科进士授官后一般都给一段时间假期（可半年左右），让其回乡安排好家眷家务，然后到职任官。唐文治在这段时间里做了几件事：一是接受座师翁同龢的延请，到翁宅担任塾师，教授翁同龢的侄曾孙翁之润（1879—1905，字泽芝）和嗣曾孙翁之廉（1882—1919，字敬之）。翁同龢日记中曾数次记到此事。二是拜于房师沈曾桐之兄—名儒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门下，为受业门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三是回太仓接父母、妻子，于次年（1893年）三月到达北京，租住北京东城新开路西头路北那氏宅。安顿好家事后，唐文治到户部报到上班办公，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京城为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