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南菁书院的学习生活

1883年，唐文治19岁。春节后，携乡试高中举人的锐气，唐文治跟随王祖畬先生一同前往北京，参加定于当年（癸未年）春季举行的会试。他们住在北京城宣武门外球芝巷的太仓会馆。会试由礼部主持，三年一次，又称“礼部试”，是全国举人的会考，取中者获进士身份，由朝廷授官职，正式踏入仕途。这次参加会试，42岁的王祖畬先生顺利考中，进入翰林院，授予庶吉士官职；唐文治则落第，独自回到太仓。唐文治首次进京考进士，以失败告终，也看到了自己学力之不足，于是回太仓后继续研修理学，认真阅读先前购买的金陵官书局版《二程遗书》和《朱子文集》等，进而阅读《周礼》《仪礼》《尔雅》等古籍，开始经学研究。

第二年，即1884年，江苏学政官黄体芳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报请朝廷批准，在江阴原长江水师京口营游击衙署旧址建立南菁书院，招收学生入院读书。会试落第后的唐文治正渴求进学修业，得到这一消息，便托好友毕枕梅代为报名，并寄上按题写作的文章应试。

当时担任江苏学政官的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是浙江瑞安人，他认为，在“士、农、工、商”四民中，有文化知识的“士”列于首位，地方父母官教诲民众应该从教诲士子开始，而教诲士子应该从读书开始。于是他依照浙江杭州“诂经精舍”书院的规范，在江阴创立南菁书院，以中国古代经典十三经、文字训诂学、天文地理算法为主要学习内容，培养通经致用之士。书院的名称，取朱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义。南菁书院由政府拨款建造，从1882年起用两年时间造成，共有房屋七进八十余间，设有讲堂、藏书楼、学生斋舍、教师斋舍等。藏书楼除自购图书外，还调取浙江、湖南、湖北、山东诸省书局所刻印的图书入藏。左宗棠奏拨盐税二万两（白银）作为书院教师薪俸和学生修习生活费用开支。书院还广泛接受各省士绅、官员的捐助，左宗棠自捐白银一千二百两，黄体芳自捐白银三千两。初定入院修习学生每人每月五千文（相当于五块银元）“膏火费”（修习生活费），以保障学生的基本物质生活。

1885年正月，21岁的唐文治从太仓赴江阴南菁书院应试。这是南菁书院建立后首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招生考试，分“经学”“古学”两场，对先秦两汉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的研读归属“经学”场，文学、史学、天文、地理乃至算学归属“古学”场。这次考试，“经学”场共8道题，有《释〈周易〉“大象”以例》《乡兴贤能论》《论秦文恭〈五礼通考〉各门优劣》等；“古学”场共9道题，有《江南春赋》、《周孝侯论》、《闻台海捷报》（七言古诗）、《登君山瞰大江》（七言古诗）等。这次应试，唐文治获得了“经学”特等第四名和“古学”超等（特优）第十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为南菁书院住院读书研修学生。录取后，唐文治拜见了主持考试的江苏学政官黄体芳。

唐文治从1885年农历正月至1888年底在南菁书院研修学习共四年，主要受业于两位名师黄以周和王先谦，从两位名师身上学得了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浙江定海人，家学渊源，其父黄式三（字薇香）是有名的经史学家，著有《〈论语〉后案》。黄以周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人，担任过一段时间浙江县学的训导。1884年受聘任职南菁书院，主持院政。这期间他已开始一百卷《礼书通故》的撰写。该书考证解释了中国古代的礼制、学制、职官、田赋、刑法等，是清代研究“三礼”的重要著作之一。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在京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清光绪六年（1880年）担任国子监祭酒（京城太学国子监的校长），1885年接替黄体芳担任江苏学政官并掌管南菁书院，是享有盛誉的一代经学大师。他在掌管书院期间奏准设立南菁书局，汇刊由他主编的1 430卷大型经学丛书《皇清经解续编》以及《南菁丛书》多种。王先谦为官正直，1888年向朝廷上奏章参劾慈禧太后信任的大太监李莲英，严正指出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然后称病辞官回家乡湖南，主讲长沙岳麓书院。就参劾李莲英这件事，青年唐文治对王先谦先生充满敬意。

唐文治在南菁书院研修学习的四年，生活充实、丰富而有规律。每天的学习生活分为三个时间段：晨起（上午）、午后（下午）、灯下（晚上）。每天早晨起床后或临帖练毛笔字，或读书，唐文治临写过《九成宫》《玄祕塔》楷书帖。逢初一、十五日的上午，全体学生先要到藏书楼向东汉经学家郑玄、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栗主”（牌位）行礼，然后到讲堂向老师行礼，表达对学术、对老师的礼敬。书院的正规活动一般安排在上午进行。午膳后是一天中主要的自修研习时间，唐文治或有计划地读书，或根据老师出的课题查阅图书资料，或撰写文章，或做读书笔记。“灯下”是晚膳后至睡前的时间，他有时自修读书，有时与同学讨论学术问题，有时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也有时因天热而与同学一起外出散步。

唐文治住院研修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每月完成老师布置的经学研究课题，这是书院中每个学生都要做的功课。课题一般由老师在月初布置给学生，由学生从容查阅资料，考证辨析，深入思考，写成文章，然后交给老师阅评。月课题不是一个，而是一组。例如，唐文治进院后某月初一日，上午到讲堂行过师生礼后，就听点名接题卷。唐文治接到的题目共四个：① 《“拔茅茹，以其汇”解》，这是一道解经题，要求学生解释《易经》中“拔茅茹，以其汇”一句的意思；② 《“干禄”说》，这是一道训诂题，要求根据古书说清楚“干禄”的语义；③ 《“礼以节性”说》，这是一道义理题，要求根据宋明理学作文论说“礼”对于人性的节制作用；④ 《“孟子游齐梁先后”考》，这是一道考证题，要求根据古籍史料考证孟子是先游齐国，还是先游梁国。唐文治用三天时间完成了这四道月课题。为解第一题，他查阅了《虞氏消息》《〈易〉通释》《〈周易〉集解》《释文》《仲氏〈易〉》等书；为答第二题，他查阅了《〈论语〉后案》《学海堂经解》《毛诗稽古编》《毛诗义》《尔雅》；为答第三题，他查阅了《〈诗经〉注疏》；为答第四题，他查阅了《古微堂集》《蛾术编》《养新录》《群经识小》《龙城札记》等书籍。用做月课题的方法来促进学生读书、研究、作文，是南菁书院施教的有效方式。学生的月课答卷交给老师批阅后即评出等第，予以公布，优秀者有“膏火费”奖励。黄以周先生教诲青年唐文治：“尔等有志为学，须求在我者，凡毁誉诸事皆不必管，即如考书院课期，但尽我所长耳，不必计其或前或后也。”（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1885—1888年）

唐文治在修业南菁书院的第二年（1886年）开始下功夫学习《周易》。《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传》两部分，相传“文王演易”，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周易》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以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作为产生万物的本源，带有东方哲学思想。青年唐文治先从阅读本朝（清朝）学者的“易学”著作入手，认真阅读了吴县“易学”世家惠士奇（1671—1741）、惠栋（1697—1758）父子的著作《〈易〉说》《〈易〉汉学》，阅读了武进人张惠言（1761—1802）的《〈周易〉虞氏义》和焦循（1763—1820）的《〈易〉通释》等，然后就《周易》的学习向黄以周先生请教。黄以周先生指点他说：“本朝‘易学’，虽称极盛，然未有能贯通汉宋，自成一家者。子读《易》当于《通志堂经解》中求之。其中如朱氏《汉上〈易〉传》、项氏《〈周易〉玩辞》、吴氏《〈易〉纂言》，皆极精当。”（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5年）黄以周先生指点的《通志堂经解》是清朝康熙年间出版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学者研究古代经典的著作138种，共计1800卷，曾被乾隆皇帝誉为“荟萃诸家，典赡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唐文治按照黄以周先生的指点，一一细读其所荐的《易》学著作，感觉项安世的《〈周易〉玩辞》尤其精辟。黄以周先生又把自己的“易学”研究著作《十翼后录》借给唐文治阅读，青年唐文治大有收获，一边研读，一边汇集自己的研读心得写作《周易》研究论文，“易学”功力逐步增厚。后来，黄以周先生又把自己尚未成书的著作《〈周易〉故训订》手稿借给唐文治阅读，唐文治大喜过望，连忙抄录下来宝藏之（三十多年后的1922年，唐文治将珍藏的该抄本刊入《十三经读本》，并为之作《跋》）。

在研修学习中，唐文治对当时青年学者的治学风气有所关注，深入思考，逐步明确自己应该践行的正确学风。他在日记中坦露心迹：做学问原本在于躬行，如果学者勇于以儒家之道自任，就不必论及他是否在有意标榜自己。他分析当时的儒学流派与学风，指出：“近世有训诂之学，有义理之学，其外又有顿悟之学。言训诂者病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病训诂为泛鹜，而言顿悟者，更病义理为支离。甚有主训诂之学，目未见程朱之书，而亦痛斥宋儒者；主义理之学，目未见许郑之书，而亦痛斥汉儒者。痛斥宋儒而躬行视为迂腐，痛斥汉儒而经书束之高阁；言顿悟者，并且绝圣弃智专认本来面目矣。此岂复成儒者气象哉？”（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1885—1888年）青年唐文治继而自勉道：“文治天资既钝之极，于经学尤生望洋之叹，然窃愿于训诂义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训诂者不至斥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不至斥训诂为泛鹜，而顿悟之学，尤思辨其似是之非……敢布其私愿，谅有志竟成。”（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1885—1888年）南菁书院时期的唐文治，已开始铸就自己在儒学研究上博大精深的胸怀。他在阅读前人著作时做笔记云：“‘颜子以舜自期，孟子亦以舜自期，皆是能立志。’……吾辈欲希孔孟，则程朱（引按：指程颐、程颢、朱熹）地位不可不以自期。静中细味《尚志》一章，觉孟子之言，自有壁立万仞气象。”（唐文治《南菁书院日记》，1885—1888年）

在学习中，唐文治也有感到十分困惑的学术门类，那就是古音韵学。有一次，他读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元”字“从一，兀声”，即“一”是“元”字的义符，“兀”是“元”字的声符，“元”为形声字。而南唐文字学家徐锴认为“元”字“从一兀”，是会意字，而不应该是“从一，兀声”。段玉裁认为徐锴观点错误，指出按照古音，“元、兀相为平入也”。唐文治思考：“元”字和“兀”字声音不在同一类，为什么说两字“相为平入”？唐文治百思不得其解，感叹自己“质性钝，真读书苦况也”。又有一次，黄以周先生召见唐文治，要求他必须学习古音韵学中标志“声”和“韵”的字母，要把喉音、唇音、牙音、齿音、舌腹音、舌头音分清楚。他回斋舍后取了《李氏音鉴》《音韵阐微》《说文双声叠韵》《切音便览》等音韵学书阅读。有的书中列出“春、满、尧、天、溪、水、清、涟”等字母，但不谈舌音、齿音；有的书中列出“开口正音，开口副音，合口正音，合口副音”等条目，还有字母清浊图；有的书中列出“十二摄韵首法”“切字样法”，还有广门、狭门之分。唐文治感觉“头绪愈纷，心思愈杂”，感叹“翻阅竟日，懵然不得一义，奈何！奈何！”好在音韵学对于书院大部分学生而言都不是重点研究的学问，科举考试也不考音韵学知识，只要求在写试帖诗时押对韵脚、把握平仄就行了。给唐文治学习造成困难的，还有他的眼病。晚上灯下自修时间，经常因为眼睛红涩，不敢看书，“遂旷功”（于是荒废了学习时间）。

黄以周先生主持南菁书院的同时兼任着浙江宁波“辨志精舍”（即“辨志书院”）的主讲，唐文治征得黄先生同意，在南菁书院学生中发起“宁波辨志文会”，宗旨是深入研习宋儒义理学。黄以周还请来浙江学者刘艺兰（名树人）先生主讲。刘先生十分欣赏唐文治，屡次把唐文治写的阐发义理学的“课艺”文章评为第一名，并托黄以周先生向唐文治转达自己的殷切期许。青年唐文治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在如何正确认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朴实文风这一问题上，唐文治得到了黄以周先生的切实指点。初入南菁书院时的唐文治作文喜欢仿效明代乡贤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的文采，而看不起明代另一位乡贤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黄以周先生觉察后特意把自己的一部《评点〈震川集〉》借给唐文治阅读。读了这部书中黄以周对归有光散文的评点后，唐文治才知道归有光散文的白描之处极为传神，是对宋代欧阳修、曾巩散文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不可轻易否定。不仅如此，唐文治以后写作人物传记类散文时，也学起了归有光传神的白描文笔。住院读书的唐文治不但坚持记日记，而且开始撰写有自己主见的经学研究文章，并开始编录自己的文集《茹经堂文集》。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期间写成的经学研究文章有《读焦理堂〈孟子正义〉》（1886）、《读〈汤誓〉》（1887）、《恶圆篇》（1887）、《陈同甫与朱子辨论汉唐治法论》（1887）、《〈鲁诗〉有传无传考》（1888）、《〈汉书·艺文志〉“〈尔雅〉属〈孝经〉”说》（1888）、《汲黯论》（1888）、《郑君述汉律考》（1888）等28篇，后来刊于1921年编定的《茹经堂文集》第一编、第二编中，其中包括《〈易〉观六四爻辞义》（1888）、《〈易〉师履临大君义》（1888）等11篇研究《周易》的文章。

青年唐文治在南菁书院读书修学的四年中结交了一批同窗好友，其中有吴县的曹元弼（1867—1953，号叔彦，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阴的章际治（1855—1922，字琴若，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阳湖的赵椿年（1869—1942，字剑秋，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任商部郎中、财政部次长）、太仓的毕枕梅（1864—1931，名光祖，光绪十四年举人，入张之洞幕僚，荐保知县）、丹徒的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光绪十四年优贡生，曾任内阁中书、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常熟的孙师郑（1866—1935，名同康，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学部主事）、元和的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学部图书馆编修）、宝山的邵心炯（1864—1895，名曾鉴，文章有异才，早逝）、阳湖的庄思缄（1866—1932，名蕴宽，曾任代理江苏都督、民国审计院院长）等，当时都是有志为学的青年才俊，这些人荟萃于南菁书院，朝诵夜读，通经博古，期盼于不久的将来实现读书人“修齐治平”的宏大抱负。他们有时在宿舍研讨经典，有时在讲堂辩论经义，争相先后，以为笑乐。在休息日空暇时，他们一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攀登江阴的君山，观览山下浩浩荡荡一望无际的长江，迎着天风，遥吟高唱，一抒胸怀，全然不顾近旁农人市民诧异的目光。

南菁书院学生宿舍称为“斋舍”，住院学生读书研修多数时间是在斋舍中。初建院时，学生斋舍按“训诂词章”分为四斋，唐文治居“章”字斋，还担任过斋长。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书院增加住院学额，又扩建了“礼乐诗书”四斋。唐文治与好友张树蓂常住同一斋舍，章际治、毕枕梅、邵心炯等同学常来“章”字斋，与唐文治一起饮酒论世，谈经议史，上下古今，旁若无人。每当春夏读书时日，同学们露天围坐，讨论经史疑义，滔滔辩论，每有一项新知灼见，大家一同欢笑，以为乐事，有实事求是之意，无炫异矜奇之心。或互相背诵班固、司马迁、韩愈、杜甫等人的文集诗集，看谁出现差误，以此角逐胜负，呈现出这些研习经学、古学的青年士子特有的学风。

青年唐文治在南菁书院生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是为老师刊刻的书籍作校订工作。1886年夏，南菁书院主讲黄以周将自己历19年撰成的《礼书通故》50卷书稿交付南菁书局刊印，请唐文治等优秀住院学生担任校订工作，唐文治负责校订第一卷，名字列入卷后。同年，江苏学政官王先谦将自己主编的大型丛书《皇清经解续编》交给南菁书局刊印，唐文治也担任了校订工作。当时南菁书局仍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刻雕版印书，《皇清经解续编》共290部书，加起来有一千四百多卷，南菁书局用三年时间才完成这一浩大的刻版印书工程。1888年农历七月，当《皇清经解续编》丛书终于印成时，唐文治因校订功劳而得到了王先谦先生的奖励：半价获全书（即交一半书钱而获得整部《皇清经解续编》）。这次奖励极大地丰富了青年学者唐文治的藏书。书院学生在住院读书研修之时担任新刻学术书籍的校订工作，不仅学以致用，得到学术方面的锻炼，而且还能获得奖励性报酬，促进学业的完成。这种方法，后来唐文治在办国学教育时大力提倡。

唐文治在南菁书院研修学习的第四年（1888年），正逢大清朝三年一次的“乡试”。这年秋天，南菁书院中未获举人功名的学生结伴赴金陵（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竟然有二十多人考中举人，一时传为佳话。新科举人中有唐文治的好友赵椿年、毕枕梅等，甚至还有一位向唐文治“问业”（拜师学习）的南菁书院同窗学子雷瑨（字君曜）。唐文治高兴地称之为“拔茅连茹之庆”（庆贺同道者相互上进）。

四年南菁书院的学习生活，唐文治深受书院主讲黄以周先生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的影响。汇结其要者有三点。其一，对经学的总体认识：夏商周三代以下的经学，以汉朝的郑玄、宋朝的朱熹为两座高峰，经学和理学宜合于一，不宜分为二。其二，对治经者学风的认识：研修经学一定要有品德高尚、勤奋学习、实事求是、躬行实践的学风。其三，对治经学习方法的认识：关键在“静”（静心）、“专”（专一）二字上下功夫，学问的积累全在“静”“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青年唐文治记住了黄以周先生比较古今学者治经方法的教诲：昔之儒者崇尚专攻一经，所以能由学专一经而尽通诸经；今之学者想要无经不通，反而导致一经不通。在南菁书院所受的这些影响对唐文治而言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