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任官京城，参与清末新政

1892年6月8日（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唐文治与其他通过殿试、朝考的新科进士一起被引见于光绪皇帝。按大清朝官场规则，这是官员任职、升职前必须要行的大礼。唐文治按规定在皇帝面前大声报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让皇帝和主政大臣观其容、听其声，然后朝廷宣布任用唐文治为“主事”官职，工作部门分配在户部的江西司。

清朝政府设六部，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又按地区分工而设司，并设有现审处、捐纳处、内仓等机构，其内部行政事务则由南北档房、司务厅等分管。各部正职长官称尚书，副职长官称侍郎，下设司级正职长官称郎中，副职长官称员外郎，司下设主事。主事的官衔为正六品，略高于从六品（准六品）的知县。但是京官“清苦”，虽说正俸略高于同级地方官，不过由火耗（以铸钱币时金属的损耗为名加征的地方税）归公改成的养廉银大大低于地方官。清后期地方知县每年的养廉银，小县400两，大县可达2 000两，属于给官员个人的公务补贴。唐文治以前过惯清苦读书人的生活，现在以官俸养家，生活变得安定了。

唐文治作为新科进士分入部衙当主事，前三年属于学习期。开始时工作也没有固定职位，根据衙司工作需要随机安排，工作任务也不重，隔一两天到部里上班一次。唐文治利用空余时间，与同科进士、同任户部主事的同乡王清穆（1860—1941，号丹揆）一同研读编为六套的《户部则例》，了解并熟悉户部的规章条例和办事通则，认为其中《通例》一门最为切用。唐文治感觉自己在公牍文书的写作上尚未摸到门径，只能向经验丰富的文吏学习，遇事多请教，多咨询。看到王清穆写作工作笔记性质的《职思随笔》，凡经手办理的事务、文稿必摘要抄录，自己也就模仿着做。在学习期的第三年（1895年）二月，王清穆奉派为云南司“帮主稿上行走”（官职名）。不久，经王清穆推荐，征得翁同龢同意，唐文治兼任“云南司行走”职务。1896年1月（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学习期满，户部长官认为唐文治优秀，依循惯例安排唐文治进宫见皇帝，户部上奏留用，候补实职。翁同龢对唐文治的考察评语是：“人品端方，趋公勤慎。”

此时，翁同龢以军机大臣身份掌管大清朝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因内设翻译机构“同文馆”，又称为“译署”。唐文治对外交事务感兴趣，工作之余阅读有关朝廷与各国订立条约事务的书籍，阅读本朝外交官曾纪泽（1839—1890）、黎庶昌（1837—1898）等人的文集，并对《万国公法》作评点，渐渐粗知外交门径。1896年8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聘章京（官职名），唐文治参加了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总署衙门在官员编制上主要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章京是专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总署的大臣和章京多为兼差，同时在其他部衙还担任官职。依循惯例，唐文治在任新官职前被引见于皇帝，然后由总署记名传补。两年后的1898年7月，唐文治传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正式到总署兼任章京职务，做译电报、收发文件信函的工作，同时仍担任户部主事官职，间日轮流在总署、户部上班。与唐文治同时考取总署章京的还有张元济、汪大燮、王清穆等，这些人均在清末、民国的文化、外交、政务方面产生过影响。

1898年6月，光绪帝发动“百日维新”，因该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虽然唐文治的恩师翁同龢因与慈禧太后政见不合而在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就被免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官职，遣返回家乡常熟，但此事未对唐文治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唐文治在治国方略上赞同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中所提出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忙于在户部、总署两头上班办理文牍事务的六品小京官，且处事稳重，所以没有卷入这场变法政治斗争的漩涡。

在1900年（庚子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唐文治经历了战乱对人生的考验。6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山东、山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围攻外国使馆和西城的西什库教堂，该教堂是当时的中国天主教总堂。京城火光烛天，枪弹纷飞，唐文治被迫将家眷迁避到城外60里处的北山平义分村，自己则留在户部和总署当班。一日，义和团数百人头裹红巾、手举旗帜蜂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烧毁署中洋文书籍、杀死署内通洋文的人，被适逢当班的唐文治巧妙应对，据理阻止。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攻不下以新式步枪守卫的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8月16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由部分王公大臣簇拥着仓皇“西狩”，狼狈逃离京城，大清政权在北京的统治一时瘫痪。9月，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与各国议和，唐文治闻讯从北山平义分村冒着危险赶回京城，先赴总署临时公所，谒见庆亲王奕劻，随同办理议和条约文件；再到户部临时公所拜见尚书，被派为留京办事随员，办理户部各种事务。正是在这几个月的战乱时局中，唐文治忠公体国、不避艰险、敏慎处事的才能得到展现，深受户部和总署大臣的赏识和重用。当年七月，正当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战局吃紧时，唐文治在户部被派任为云南司正主稿，提升了职务，并在总署被派往内廷担任密电翻译，间日进内廷通宵值班，担当了更重要的工作。京城危局缓解后，户部长官那桐调派唐文治任北档房总办，这是管理全国财赋总汇的重要职务。第二年（1901年）8月，唐文治又作为朝廷专使那桐的随员前往日本国为外交人员被杀事件致歉。回国后，户部因唐文治劳绩卓著而奏保他为候补员外郎，朝廷赏加四品衔。这是一次重要的官衔提升，六品主事属办事官员身份，四品员外郎属大臣身份。就在此时（1901年冬），朝廷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由庆亲王奕劻为管部王大臣，任命唐文治担任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得帮掌印差。唐文治心仪外交，在户部和外务部之间选择了外务部，从1902年起，他就开始专任外务部的官职，不需要在户部兼差。

1902年，外务部奉旨派庆亲王长子—固山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组团赴英国伦敦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之礼，并出访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唐文治以三等参赞身份随行。这次出访五国，越洋坐轮船，陆路坐火车，经历时间长达半年。在英国，唐文治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藏书楼、牛津大学、伦敦近代制造业工厂；在比利时，唐文治谒见国王，探讨中国学术；在法国，唐文治观看阅兵式，参观武备学堂和拿破仑纪念馆，考察议会制度与学校教育，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在美国，参观了纽约救火会、邮信局、大铁桥和矗立高楼大厦的纽约市容，了解了美国的农业生产；在日本，觐见了明治天皇，参观了炮兵工厂、军官学校、红十字会、银行、印刷局、住友铜厂、造币局、军营，还观看了第五师团兵士操练。此次随载振贝子出访，行程绕地球一圈，唐文治全面了解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可谓大开眼界。参观所得，唐文治多有记录。回国后，受载振贝子委托，唐文治整理此6个月的行程内容写成《英轺日记》12卷，以载振名义呈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御览。

此次随载振贝子出访，也让庆王府更加了解和赏识唐文治的才能和勤勉，随后对唐文治加以重用。农历九月回京，载振即奏保唐文治“以知府记名简放”。年底“京察”，考核官员，唐文治被评为“上二等”。次年（1903年）5月，唐文治被提拔担任外务部和会司员外郎，被引见于皇帝后即到职。这次升职，使唐文治正式由办事官员跻身于大臣之列。7月，唐文治又被提拔为外务部庶务司郎中，叩见过皇帝后立即到职。9月7日，朝廷依从庆亲王奕劻等的建议下谕设立商部，班列外务部之后，固山贝子载振任尚书，奏保唐文治升任商部右丞。商部右丞已是准部级官员，唐文治自己认为“骤跻显位，大非所宜”，且自己对商务不熟悉，故而极力推辞，但在庆亲王和载振贝子的坚持下，只能领旨谢恩，入宫召对，走马上任。

唐文治从1903年9月起在商部任官四年，有参与制订商务政策的权力，也是他参与清末新政、做出政绩的重要时期。他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拟定《商部章程折》，将商部的办事机构建立起来，分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及司务厅，从报名商部的办事官员中考取司员48名。其后是在全国设立商会，唐文治拟写了《请设立商会折》及简章26条，上奏朝廷，获准通行。1903年冬，中国第一个地区商会在北京设立，唐文治代表商部莅会演说，阐明商务为国家经济命脉、商人应互相团结的道理。此后，商会作为一种官商联络、振兴商务的组织在全国各地成立起来。1904年2、3月间，唐文治拟定实行商业奖励政策的《订立商勋折》和鼓励开发实业的《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获准颁行。根据此“商勋”政策，国家给予各类做出突出业绩的商人、工匠、技师以“一等商勋加二品顶戴”至“五等商勋加六品顶戴”五个不同等级的褒奖，鼓励商界发展实业。唐文治还和商部其他大臣一起访问天津，与各行业数十名商董座谈问答，了解商情，宣传《商律》。他提议在北京设立高等商业学堂，获得朝廷批准。不久，唐文治又批准了上海商人要求设立商务印书馆和上海科学仪器馆的呈文，以商部的力量推动我国文化和科教事业的发展。

唐文治办理商务政策有一套明确的指导思想，他认为：“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于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唐文治《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1903年）作为参与国家商务政策制订工作的大臣，唐文治已从经济全局着眼，认清宜采取农工商三者并重的大方略，握枢纽于商部，来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唐文治采取了各项推动农工商实业发展的举措，如1905年将北京西直门外三贝子废园改设为农事试验场，种植推广国外农作物良种；又在正阳门外设立劝工陈列所，展销国产工业和手工业产品，鼓励国货制造。又如1905年11月派员赴东三省考察商务实业后，唐文治写成《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上奏朝廷，列出东三省亟须实施的十项要政：“一、经营营口；二、疏治辽河；三、采掘抚顺炭矿（引按：煤矿）；四、监理东清铁道；五、赎还安奉铁道及新奉铁道；六、设置大连海关；七、预备十八处通商口岸；八、勘视间岛（引按：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在地域）；九、平靖胡匪；十、收回辽东法权。”这些要政如果获得实施，能对日俄侵略东三省有所遏制，能使“东三省不致为朝鲜、埃及之续”。唐文治还看到国家掌控商业金融之重要，于1906年向清廷上奏《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奉旨交给掌管全国钱粮的户部核议，领近代商业金融风气之先。

唐文治任官商部开拓创新的工作实绩得到朝廷主政者的认可，官职继续提升，1905年9月代理商部左侍郎，1906年2月奉旨实任商部左侍郎（相当于第一副部长）。1906年11月，商部尚书载振奉旨赴东北进行吏治、财政、民情、军务、交通、实业方面的全面考察，以便朝廷决策对东三省的大政方略，需两三个月，便由唐文治署理商部尚书（代理部长职务）。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改革官制，户部改为“度支部”，专管全国财政；新设“民政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的管理专设一部，定名为“邮传部”；原工部并入商部，改名为“农工商部”，总管全国农业、工业、商业。朝廷颁旨，任命唐文治为农工商部署理尚书。这是唐文治在京城十五年为官生涯所任官职的顶峰。1907年2月，载振完成东北考察任务返京，适逢唐文治母亲病逝，需奉行孝道辞官“丁忧”，守丧三年，唐文治便不再到部里办公，依例卸下了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的官职，于4月扶母亲灵柩回家乡太仓。

回顾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发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明定国是诏》中的改革内容却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了实施。唐文治在商部及农工商部任高官四年，深度参与了清末新政中的各项经济改革和部分文化革新，留下了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起积极作用的政绩。

唐文治的京城为官生涯中有几项鲜明的特色。一是怀有理智的爱国感情。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战争”，唐文治虽然正遭遇妻亡母病的家庭不幸，但还是冒着低职小官妄言国家大事可能触忤权贵的风险，写了《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上奏朝廷。这是一件万言奏章，唐文治披肝沥胆向朝廷条陈八件当下应实行的紧要政事，用以遏止国势的颓败下滑。其中有整饬吏治、严明赏罚、提拔贤才、改革科考、军队装备新式火器、加强外交捍卫主权、堵塞财政漏洞、节约费用等重要主张。次年，李鸿章代表朝廷赴日本议和签订《马关条约》之时，唐文治代江苏举人汪仲虎等人写了《上察院呈》，力谏朝廷拒签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的所谓“和约”。1898年“戊戌变法”时，在康有为上清帝《应诏统筹全局折》的次月，唐文治向朝廷上奏《谨殚血诚以维国脉折》并附奏《请停止搜括之政片》。他在奏折中针对国防不强、军队积弱的现状，主张办练民团，使全国人民都成为“劲旅”，以“兵战”卫国。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土地上打仗，9月，唐文治有感于世界“风气日开”而吾国“外侮日亟”的现实，认为中国要挽回危局，必须改进政体。他代载振写了《请立宪折》上奏朝廷，请求清廷仿照日本政体进行立宪。这几次政局重要关头的上奏进谏，都彰显了唐文治爱国、护国的情感。

唐文治为官生涯的另一鲜明特色是兼顾文化教育，保持儒家学者的情怀。唐文治带着父母妻子在北京生活，经济并不富裕，但还是挤出资金做了几项保护、传播故乡文化名人著作的工作。其一是父亲唐受祺经多年搜罗编辑成太仓理学名家陆世仪（1611—1672，号桴亭）的著作集《陆桴亭先生遗书》，唐文治自己出一部分资金，再设法筹一部分资金，付梓刻印，于1901年印成数十部，分送同乡友人。其二是自己在京城书肆购得苏州著名东林党人周顺昌的《烬余集》三册，属难得珍本，唐文治设法集资付梓刊印，并为之作序。其三是从沈曾植先生那里借到无锡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未刻稿八册，极为高兴，便组织人力下功夫誊抄一份，装订成册，并为之作序，作为珍藏。唐文治在任官的前几年公务不是太忙，就兼带着做一些教授青年学子读经进学的塾师工作。第一批学生是翁同龢的侄曾孙、嗣曾孙，唐文治从1892年7月至1898年7月在翁宅兼任塾师达6年之久。此外还有1894年春宝应刘启瑞来拜师受业、1897年夏崇明朱诵韩和孙昌煊来拜师受业。唐文治为师生涯中的第一位学生是1888年在南菁书院时向自己问业的同学于璠。于璠系泰兴人，当时才17岁，小唐文治7岁，拜访唐文治，谈论经学大旨，佩服这位学长的见识，便对唐文治执弟子礼，接受唐文治的教诲，未料第二年于璠就不幸病殁。唐文治带着于璠的遗稿到京城任官，于1903年出资将《玉峰遗稿》刊印成书，并为之作序，表达对这位同学兼弟子的怀念之情。此事足以证明同窗弟子情谊在为师者唐文治心中之重。

第三项鲜明特色就是清廉为官。唐文治任商部高官时有用人和批准大型经济项目的权力，送礼行贿之人也就随之而来。唐文治内心明于“义利之辨”，对不义之财一概拒绝。1903年农历九月，商部组建伊始，唐文治便告诫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图私利”。当时商部招考各司办事官员，有外部某高官的儿子向唐文治送礼二百两银子，并递交某尚书给唐文治的信函，请唐文治为其安排一个“帮主稿”的职位。唐文治当即怒形于色，掷还银子，并公开声明：如果有人纳贿求职，一定严肃参奏，请朝廷查办，决不姑息。1905年2月，广东富商张弼士（1840—1916，别名张裕）进京，请求商部允许他开办三水佛山铁路，并在山东开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唐文治为他办理了这两项工程的上奏和批准手续，张弼士十分感激，临别时赠送唐文治酬金两千两白银，被唐文治严词拒绝。其后又有广东富商张煜南（1851—1911，号榕轩）请求开办潮汕铁路、福建富商林尔嘉（1874—1951，字菽庄、叔臧）请求开办福州银行，均向唐文治馈赠巨额银钱，都被唐文治严肃拒绝。唐文治以身任高官、清廉为政的行动，实践了他内心信奉的儒家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