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半世沉沦：龚自珍父子的另类面孔

近代史上，龚自珍是个名人，他的儿子龚半伦也算半个名人。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龚自珍的出名，多半是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几组名句，譬如“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类。不过他的儿子出名，可就不是这个味了。

有流行的段子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期间百般刁难。恭亲王气极怒斥：“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听后立即回骂道：“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至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如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这个段子，据说出自冒鹤亭《孽海花闲话》，不过据查其原文为：

“英使（威妥玛）在礼部大堂议和时，龚橙（半伦）亦列席，百般刁难。恭亲王奕訢大不堪，曰：‘龚橙世受国恩，奈何为虎傅翼耶？’龚厉声说：‘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贫至糊口于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亲王瞠目看天，不能语。”

如此看来，龚半伦效力于英法联军之事确实是事实，其好友王韬在《淞滨琐话》及另一个好友赵烈文在书信中均已言及，毋庸讳言。不过，为洋人所用与带路去烧圆明园毕竟不是一回事，那这个说法又是从何而起呢？

认真地说，现代人会编段子，百年前的人也擅长此道。最典型的，莫过于易宗夔在《新世说》中的记载：“（龚半伦）旅居沪上，与粤人曾寄圃稔。是时英使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沪上，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伦荐，威与语，大悦之。游沪西人由是呼半伦为龚先生而不名。凡半伦所至，辄饬巡捕护卫之，月致万金为修脯。庚甲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

另外，《圆明园残毁考》中也记载：“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自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纪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卷六中亦有记载：“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此外，曾朴在《孽海花》第四回中也说，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主张烧圆明园。

当然，清末民初的笔记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抄的过程中又各种添油加醋，哪怕只是片言只语也可以任意发挥，最终形成一个完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

以事实论，龚半伦效力洋人则有之，说他主张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就烧，恐怕他还没这本事。毕竟，英法联军的行动自有其内在逻辑；圆明园之烧与不烧，俱非龚橙的言辞所能左右。

事实上，对于为何非要焚烧圆明园之事，英国公使额尔金在日记中写得十分明白：

“我有理由认为，（焚烧圆明园）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带去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正是在这附近，他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惩戒完全是针对清朝皇帝的，他不可逃脱对罪行的直接责任。”

为强调这种“惩戒”，额尔金还让人用中文写了一个声明，贴在附近建筑的墙壁之上，大意是：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如何崇高，背信弃义之后都不能逃脱惩罚。焚烧圆明园，只是要惩罚清朝皇帝违背自己的承诺，以及亵渎停战白旗的卑鄙行为。

再者，在焚烧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因追击清军并寻找水源等的时候已经进抵圆明园，当时就进行了小规模的劫掠。如此可知，联军十分清楚圆明园的所在位置，如欲焚掠圆明园，又何须龚半伦带路？

如果龚半伦并没有做“带路党”，那为什么会被扣上这顶屎盆子呢？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龚半伦给英国人做过秘书，联军进军京津时亦一同前往，事实俱在，不容抵赖。据说，龚半伦还公然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清廷，不如送与西人。”其二，龚半伦为人放荡，不检细行，常出惊世之语、骇俗之举，既令人不齿，又得罪了很多人。

如王韬在《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中的记载：“（龚半伦）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

换言之，龚半伦恃才傲物而又科举不得志，其结果就是对一切都看不惯，别人眼里的社会名流与贤达，在他嘴里全是男盗女娼。如此一来，大家既怕他这张臭嘴，又恶其为人。是以，他被人误解、忌恨与诬陷，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如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中，也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不过影响都不大。此外，香港大学梁绍杰教授发表的《龚橙事迹考述》对龚橙生平有详尽的考证，其中也不同意龚为英法联军向导之说。

晚近史上，说起龚家父子，两位虽然都是名人，但混得都不是很如意。不过，龚家系浙江杭州世代名宦家族，龚自珍的祖父龚禔身及其同胞兄弟龚敬身同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前者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后者曾任吏部员外郎、云南楚雄知府，他为官清廉，在当地颇有政声。

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幼年过继给龚敬身为嗣子，其于嘉庆元年（1796）中进士，后入军机处为章京，不久调任徽州知府、安庆知府，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盦），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母段驯系著名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12岁时，龚自珍即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音韵训诂之学。16岁后，龚自珍赴京，据说他常与叔外祖父段玉立（字鹤台）同行至法源寺游玩，僧人戏称为“一猿一鹤”。

25岁时，龚丽正任苏松太兵备道，龚自珍随父上任。期间，龚自珍以诗文一册请教苏州王岂孙，后者不无担忧地指出：“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如此“口不择言，动与世迕”，恐怕于前途很不利。然而，龚自珍不为所动。

在诸多名师的提点下，龚自珍在科举初期还算顺利，其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乡试中举，时年26岁。然而，从举人到进士这一步，龚自珍却走得极为艰难。道光九年（1829），在历经六次会试后，龚自珍终于在37岁那年考中进士，一偿夙愿。

龚自珍之所以困顿于会试，据说与其书法有莫大的关系。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曾告诫家族子弟云：“凡考差之试卷，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很显然，龚自珍并未记取叔父的教诲，其中进士当年，即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无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对此，龚自珍始终耿耿于怀，他曾追悔地说：“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一生无困厄下僚之叹矣，可胜负负！”

为此，时人还编了个段子：“（龚自珍）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庵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

由上可知，龚自珍嘲讽的是翰林官员所擅长的“馆阁体”，而龚自珍也并非书法不好，只是因为他“好古”，学的是六朝书，所以才“成进士不得入翰林，考军机不能入值”。

当然，龚自珍未能入翰林院可能与其年龄偏大有关，不能入军机为章京或因其不够严谨所致。总的来说，或许是因为个性的缘故，龚自珍考中进士获得正途出身后，其先后出任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职，但官属闲散，远非得志。

事实上，龚自珍以诗闻名而非官显达，但其名诗亦多为不平之气。如其中举后五次会试落选，遂作《秋心》诗暗讽科考：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珮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再如《咏史》一诗，用以嘲笑那些趋鹜权贵的狎客与盘踞官场的才人：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己亥杂诗》中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恐怕也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在京为官期间，龚自珍倒是惹上了一桩风流韵事即所谓“丁香花案”。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有一首：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篇末，龚自珍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据后人所解，此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贝勒奕绘之府邸；而所谓“丁香花”“缟衣人”，则是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

奕绘是乾隆曾孙、宗室才子，其侧福晋顾太清原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两人皆能诗善文，与京中文人墨客过从甚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太清多才多艺，一生写作不辍，其创作遍涉诗、词、小说、绘画，尤以词名重士林。其晚年时，还曾以“云槎外史”之名续作小说《红楼梦影》，堪称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

龚自珍因为任职宗人府，加上才名在外，由而加入奕绘夫妇的文学小圈子也属理所当然。不过，说龚自珍与顾太清有暧昧之事，却系清末冒鹤亭首次提出，其有诗曰：

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对此，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辟谣者亦有之。文坛热闹之余，小说家曾朴亦将此事虚构铺陈一番后写入《孽海花》第三、四回，“丁香花案”一事更是遍布于天下。

更有甚者，在小说家的笔下，龚自珍竟然在某次文人雅集上公开了自己与顾太清的隐情，甚至打算向顾太清求婚，奕绘之子为之大怒，在将顾太清逐出家门之余，还要对龚自珍下毒手。事后，顾太清派仆人暗中告知龚自珍，后者匆忙逃离北京，但最后还是被毒死于丹阳。

小说家言中的艳史未必足信，但其透露的信息量倒是颇大。可以肯定的是，奕绘和顾太清感情甚笃，其虽为侧福晋而一生诞育四子三女，此足以证明。奕绘夫妇去世后同葬家族园寝，所谓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之说，亦不可信。

据冒鹤亭说法：“太清无被禁事，惟太素身后，不容于姑及其嫡子。自太平街邸携载钊、载初二子，叔文、以文两女出居养马营，则有之。”

从情理上说，龚自珍只比顾太清大7岁，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发生真实情缘未必是真（毕竟两人地位身份悬殊），但龚自珍或许有倾慕之心，也很难说。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回乡。据其在《己亥杂诗》中的记载：“余不携眷属仆从，独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出都。”

龚自珍如此仓皇离京，难免引起后人各种猜想，所谓“顾太清被逐出王府并密告龚自珍避祸”之说，或许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吧。

对于这事，各方有多种解释，有说是龚自珍因在广东鸦片案极力主战而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因怕对方下毒手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要到礼部做官，龚自珍按例要回避，于是干脆以父母年事已高而辞职归乡。

值得一提的是，在林则徐奉旨驰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曾为林则徐献计献策，并表示愿随他一起南下广东，为禁烟贡献绵薄之力。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南回途中，龚自珍将历年诗稿整理为《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一时声名鹊起，传诵一时。回到杭州后，龚自珍先后在本地及丹阳的云阳书院任教，后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于丹阳，年50岁。

关于龚自珍的死，亦颇多传说。比如小说家说龚是被奕绘之子派刺客刺死，也有说是龚自珍南下途中结识了淮上名妓灵箫，后因为感情破裂而被灵箫毒死；更有说灵箫另有所爱，龚自珍企图以鸩药毒杀她，不想自己反被她毒死云云。冒鹤亭则在《孽海花闲话》中说：“定庵死，或云其仆所毒，与其妾有暧昧（即上文所称灵箫），非满洲人。”

从杭州龚自珍纪念馆上的说明来看，龚自珍系喝酒时吃了不洁食物，突发疾病而不治身亡的。不过从以上记述可以得知，龚自珍其实嗜好甚多。或者这样说，除了鸦片外，他是五毒均沾的。而且，龚自珍爱赌博是出了名的，更晦气的是，他老人家每赌必输，曾“以博倾其家资”。

或许因为其人太不检点，前朝清流、后世遗老的藏书家，溥仪帝师梁鼎芬绝不收集袁枚和龚自珍两人的著述，其理由是：袁枚素行无耻，龚自珍心术至坏。梁鼎芬还告诫学生，这两人的书均不可看，全要摒弃。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了。

龚自珍一生颇多争议，而其子龚半伦更是“青出于蓝”。和前者六次会试才中进士相比，龚半伦在科考上的表现更加不值一提，其终身未获任何功名。

龚自珍之子龚橙（原名襄，字孝拱，号半伦），其实并不是无才，而是相当有才，只是因为某次“应京兆试，不售，则大恚，由是弃举子业”。

龚自珍是一特立独行之人，因抨击时弊、讥刺权贵无所顾忌而被人骂为“龚痴”，而龚半伦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世人所不容。

据《新世说》中所云：“龚半伦性冷僻怪诞，寡言语，稠人广众中，一坐即去。”可见其不善交际，而其不善交际的原因，是其个性孤僻而恃才傲物所致。

《新世说》中又云：“曾涤生督两江，闻半伦才，思羁縻为己用。某岁入觐，道出海上，设盛宴邀半伦至。酒酣，涤生以言之，微露其意。半伦大笑曰：‘以仆之地位，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涤生闻其语，噤不能声，终席不复语。”

看来，龚半伦不受官场和世人的待见，只是在洋人圈如鱼得水，颇受赏识。不过，文中说龚半伦与曾国藩相见一事，却并不属实。

咸丰五年（1855），龚半伦与同样科场失意的赵烈文一起跑到江西，原本想在曾国藩幕府谋一份差事，但最终未能如愿。1861年，赵烈文与龚半伦再次相见，据前者在书信中的记载，他确实有意介绍龚半伦与曾国藩相见，但中途为丁日昌所阻，因而半伦嘲讽曾国藩之说，绝无成立之可能。

或许，也不仅仅是因为丁日昌阻止，而是因其在英法联军之役中的所作所为，曾国藩爱惜羽毛，不愿见也。

不用等到现在，之前编排龚半伦的段子就很多，如说他对父亲龚自珍亦瞧不上，常拿其文稿率意而改，并边改边拿棍子敲打其父牌位，曰：“写的啥破烂玩意儿，若不是看在你是我亲爹的份上，我才懒得帮你改！”

不过，冒鹤亭则对此表示怀疑：“龚敲其父神主，未知有无。惟为其母作行状，状中极言自古母之慈者，无过其母；父之恶者，亦无过其父，则实事也。余外祖周季况先生曾亲见之。”

再如对自己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据《栖霞阁野乘》中载：“（龚半伦）居海上十数年，与妻未尝一相见。有二子，读书自好，来沪省亲，辄被斥还。同母弟念匏以县令需次苏省，亦不睦。庚申后，其家人之在内地者，亦无敢与往还也。”

龚半伦的“半伦”之号，也是很有说法的。如上书所载：“龚名橙，璱人之长子，晚号半伦。半伦者，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以为半伦。”

中国人之所谓“五伦”者，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也。龚半伦只爱一个小妾，五伦去了四伦半，这就是“半伦”的由来。然而，在龚半伦晚年穷困潦倒之时，这个他唯一爱的小妾，最终也跟人跑了，“半伦”亦不存矣。

龚半伦跟着洋人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但坐吃山空，官场上又无出路，他在上海时只能靠变卖祖上的古董文物和字画书籍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了。据赵烈文记载，龚半伦临死前一年（1869）几次找他要馈赠一批文玩（实际是转卖，羞于提钱而已），但因为赵烈文无意买进，两人因此失和。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一则《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其中大意是说：

房玄龄和杜如晦均为唐代名臣，治国有方，政声卓著，而房之子房遗爱，杜之子杜荷，最后都因谋反而被杀头；狄仁杰以持正拒恶著称于世，可其子狄景晖为魏州官员时贪婪搜括，酷暴无比，最终老百姓迁怒于狄仁杰，将其生祠给砸了；宋璟为唐代名相，正直磊落，其子宋浑做官却行为不检，屡遭放逐，为人不齿；同为唐朝名臣的李泌谨慎自爱，刚正不阿，可其子李繁却是奸相裴延龄的死党。

读史至此，赵翼亦不免叹息：“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作为杭州名宦世家出身的龚半伦父子，亦如此例乎？

自古以来，才高未必德厚者不在少数，而德不厚者，其结局也多不妙。龚半伦绝非泛泛之辈，最终却“发狂疾死，濒死，出其所爱帖值千金者碎剪之，无一字存者”。

以学问论，龚半伦涉猎颇广，著述甚多，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灯考》二卷、《时文集》四十卷等，但无一流传，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