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难为颜伯焘：从嘴硬抗英到认?撒谎
清朝时期，广东连平县的颜伯焘家族在当地名气很大，因为整个清朝268年，颜氏家族祖孙三代都曾官居督抚，这在广东可谓凤毛麟角。
颜家“祖孙三代皆督抚”，指的是颜伯焘祖父颜希深在乾隆朝先后担任湖南巡抚、贵州巡抚和云南巡抚，其父颜检曾在嘉庆年间担任直隶总督、漕运总督，颜伯焘本人则在道光年间担任过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及闽浙总督。
颜伯焘（1792—1855），字鲁舆，号载帆，别号小岱。作为颜家第三代督抚，颜伯焘在科考上同样一帆风顺，他于嘉庆十五年（1810）中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时年不过22岁，考试功夫可谓十分了得。
之后，颜伯焘入翰林院为编修，并先后出任武英殿提调、戊寅恩科四川副主考。道光二年（1822），年仅30岁的颜伯焘外放为陕西延榆绥道。在其祖、父辈的庇荫下，颜伯焘一路升迁，一步一个脚印，他先后出任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颜伯焘调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颜伯焘升为闽浙总督。
对于鸦片问题，颜伯焘也算是有自己的认识，他曾在密奏中称：
“臣籍隶广东连平州，初次回籍在嘉庆九年，彼时连平州吸烟者不过数人，已为指摘所归。二十一年，臣复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多至数十人，然犹掩藏甚密。迨道光十三年，臣又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竟不可以数计。吸者固不避人，见者亦恬不为怪。尤可异者，贫民贱役，糊口维艰，可以日不再食，而烟则在所必吸。若纨绔子弟，有力之家，染此恶习者，更不必问。其始地方官非不严拿究办，继以究不胜究，与其徒饱书差之讹索，增地方之滋扰，则莫若因循听之，尚得相安于无事。”
对于自己的家乡都被鸦片荼毒一事，颜伯焘也在奏折中不无愤慨地表示：“连平在广东仅一州之地耳，偏僻小邑，土瘠民贫，而相习成风，至于此极，……然则连平如此，广东一省可知，即他省亦无不可知。”
面对鸦片的不断泛滥，清廷一部分官员主张将鸦片当药材进口，借以提高海关收入并加大鸦片的成本以达到减少销量的目的，这一主张相对温和，勉强可称之为“弛禁派”；另一派官员如黄爵滋等则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主张以大辟死罪等来严厉遏制鸦片的吸食与贩卖，这一派也可称之为“严禁派”。
至于颜伯焘，则模棱于两派之间，他主张清除社会积弊，多方整顿旧章，“毋执空言、毋使虚糜”，责令地方对鸦片“善为禁制”。颜伯焘的话四平八稳，但其实就是空言，等于什么也没说。
鸦片战争爆发后，颜伯焘成为铁杆“主剿派”的一员，他刚上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在鸦片战争之初表现强硬而被罢免的林则徐，而其矛头所指，正是当时负责浙江沿海军事但表现软弱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值得一提的是，伊里布曾任云贵总督，是颜伯焘多年的老上司，后者此举显然有些不近人情，翻脸不认人了。
当然，颜伯焘的不念私情，从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忠君报国”之心。客观地说，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达福州任所后，对战备工作也确实十分用心。
当年3月，颜伯焘亲临厦门前线，并立即着手改造防务。一番考察后，颜伯焘认为：厦门既与广东毗连，而且为全闽咽喉，上年英军两次入犯，如果再战，亦不可免。为此，颜伯焘会同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在厦门口外增建了峿屿、青屿、大小担三大炮台，并重兵分守峿屿、大炮台、屿仔尾、鲁班庙、鼓浪屿各要隘，“倘有夷船窜至，峿屿及大炮台等处截击之，屿仔尾夹击之，鲁班庙等处斜击之，鼓浪屿迎击之”。
值得一提的是，颜伯焘在积极布防时因地制宜，他利用厦门地形与地势，在各炮台和要隘处建造了数百丈的石壁，石壁内设大小炮四五百门，兵勇近五千人。此外，各地尚有机动水勇、练勇近万人以应急调遣。与此同时，颜伯焘还拟招募新兵及水勇共计八千人，拟造战船五十余艘，以备出洋御敌（当然，这是吹牛了）。
在此期间，英国舰队再犯广州，道光帝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及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共调集各省军队近2万人开赴广东。之后，英军抢在清军到达之前对虎门发起了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为国捐躯，虎门炮台失守。随后，英舰又相继攻陷珠江沿岸炮台，逼近广州。当年5月，奕山及各省军队齐集广州后一度对英军发起反击，结果却遭遇惨败，之前意气扬扬的奕山不得不屈膝议和。
得知广州战事后，颜伯焘仍一意主战，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密奏中称：“夫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敛，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帖耳，久安无事。”由此可见，当时的颜伯焘“意气甚锐”，在他看来，“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因而，必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才能彻底歼灭英夷。
而在这时，历时5个月、耗银150万两的厦门海防要塞也已修建完毕，而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大清帝国最强大的海防要塞。然而，这一看似坚固的海防要塞真的能发挥作用吗？这个却不好说，只有等打了才知道！
1841年8月25日，英国舰队共计36艘舰艇闯入厦门青屿口，其头目璞鼎查派人给颜伯焘送去照会，其中竟公然提出“厦门城池炮台俱行让给英士暂为据守，待诸事善定仍行缴还”的无理要求。对此，颜伯焘自然予以严词拒绝。
次日下午，英国舰队趁着有利风向开始发起进攻。接报后，颜伯焘会同金厦兵备道刘耀椿以“三面兜击”之势迎击来犯之敌，并指挥厦门岛南岸白石头汛、鼓浪屿、屿仔尾守军开炮回击。
然而，还不到一个时辰，鼓浪屿等三处主要炮台即被英国舰队强大的炮火彻底摧毁。随后，英军开始在厦门本岛登陆，并相继占领各处大小炮台。仅半个下午时间，令颜伯焘信心满满并为之骄傲的“石壁阵”即全线崩溃，即便用“不堪一击”来形容，似乎也不算过分。
这一回，颜伯焘算是见识了英夷炮火的威力。在如此“灰飞烟灭”的惨败之下，颜伯焘垂头丧气，完全失去斗志。之后，他在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后，只得率领各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清军也大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攻占了厦门城。
厦门一役，清军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参将张然等战死，士兵战死者虽不多，但兵败后基本溃散。而英军方面，战死者仅1人，伤16人。可笑的是，颜伯焘事后的战报却说，此役共击沉英舰1艘、兵船5艘！
9月后，英军留下少量兵力据守鼓浪屿，其余大部则继续北犯。得此信息后，道光皇帝急调两千清军从江西入援福建，同时令颜伯焘立即收复厦门。很显然，在厦门之役惨败后，收复厦门对颜伯焘来说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他也只好与自己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一样在“假意进攻、难以收复”的谎言中消磨日子了。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此前一心主战、意气扬扬的颜伯焘在战败之后判若两人，他对朝廷仍以“高调”相搪塞，而私下里，却“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当然，这事说起来其实也不难理解，打仗之前唱唱高调是容易的，但惨败之余，颜伯焘心里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
换言之，颜伯焘或许并不知道当时的西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至少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英国的军事差距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而是相差一个时代。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项革新下，东西方俨然已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巨大分野了。而其中，尤其以军事上的差距最为明显与突出。
当然，颜伯焘的这点认识是不便公开阐述的，最起码也不能在奏折中和皇帝说啊。否则，天朝的国威何在，尊严何在？既然不能说，颜伯焘也只好以撒谎度日了。
有意思的是，道光皇帝倒是从颜伯焘们的谎言中看明白了一点东西：咦？英军并不像林则徐奏报中说的“一仆不起、不会陆战”嘛。你看，颜伯焘奏折中不是出现“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吗？英军既有陆军提督，说明英军不尽是水兵，而且也会陆战啊！
为此，道光皇帝特发上谕，其中云：“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务当激励将士，奋勇攻击，尽杀乃止。”
当然，道光皇帝激励将士奋勇攻击固然不难，但说要将英夷“尽杀乃止”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颜伯焘对收复厦门完全没有作为，最后还是英国人自行撤走，这才顺利“完成任务”。当然，道光皇帝这时也不傻了，颜伯焘事后也以“未能进剿”之罪而被革职回籍。
《清史稿·颜伯焘传》中说，“颜伯焘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史家范文澜也评价颜伯焘“是极端排外主义者，自满自信……但比投降派要好得多”。以上评价，当然还算是中肯。
颜伯焘被罢回籍后，闲居达12年之久。直到1853年太平军兴起后，颜伯焘才被再度起用。不过，由于赴京途中阻梗，颜伯焘随后奉旨改赴姑苏（苏州）总统潮勇，协办江南军务。1855年，颜伯焘因病卒于任上，年66岁。事后，朝廷按例恢复其闽浙总督、兵部尚书衔，其灵柩运回连平老家，葬于城北灌子瑶。
据说，颜伯焘被革职后，原广东巡抚怡良代其主持闽省军务。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张集馨记述：怡良一见他即面授机宜，要求他万不可招惹英夷；如此，英夷即北上浙江而不再回头找福建的事了。
颜伯焘之举，正如道光朝重臣曹振镛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晚清官员习以成风，一个个怯于担当而勇于推卸，如是，清廷又如何能挽回颓势呢？而近代中国就此走下坡路，大概也不奇怪了吧！
事实上，颜伯焘的言行不一还不仅仅表现在厦门之役。据载，颜伯焘祖孙三代官声甚好，据其祖传的官箴名言，曰：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三十六字箴言，对仗工整，一字千金，句句在理。据说，颜家祖孙三代去外地做官都要把这三十六字拓本带在身边，时刻警觉。
据《清史稿·颜伯焘传》中记载：“伯焘累世膺（受）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这其中大意，是说颜伯焘家数代为官，娴于吏治，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名声。
那么，如果正史记载准确客观公正的话，是不是可以说颜家祖传的官箴名言起到了作用呢？这个却又不好说了。
据张集馨在其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的记述，颜伯焘被革职后由福建回广东原籍，一路上前呼后拥，排场甚大。
其路过漳州时：
“二月梢（即1842年4月末）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
至初十日……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
余至书院谒见（颜伯焘），则称夫人乳患，断不能行。……蒋令（龙溪知县蒋某）密求余曰：‘帅无走意，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方使县中息肩。’余问蒋令曰：‘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安得许多辎重？’蒋令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马夫，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如此滋扰，帅并不知。’”
事后，省内奉文裁汰乡勇，龙溪县所谓有勇一千二百名者，其实并无其事。张集馨即饬府裁撤。漳州赵知府接文后，即率龙溪县令赴道署面恳稍缓数日，张集馨问何故？赵曰：“前帅过境，蒋令实用去一万余金，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
对于此事，张集馨当然心知肚明，他也不免大发感叹道：“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后余去官，不知裁撤与否？”
一名被革职返乡的官员，居然如此浩浩荡荡，一路上滋扰地方，滥费公帑，仅漳州一地就用去一万多两银子。试问漳州如此，其所经的其他州县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根据张集馨的以上记述，跟随颜伯焘的兵役随从人等数以千计，这显然不是为颜伯焘一家运送行李的，因为颜伯焘行李再多，也不可能要如此多的人，也不至于要走个十天吧？
如蒋县令所言，颜伯焘的仆人及营弁利用其回乡便利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而其运送皆借驿站马夫，“既无运费，亦无盗劫”，但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让地方及驿站买单罢了！
尽管蒋县令说“如此滋扰，帅并不知”，但做过多年地方官的颜伯焘会真的不知吗？他又从中牟取并得了多少好处呢？这些假公济私多出来的成本，最终还不是老百姓买单吗？
如张集馨所言，地方上不敢得罪颜伯焘，因为后者虽然革职，但以其资历和背景，谁又知道他何时会起复？因此，地方官也只能动用所谓“勇饷”去填补这个缺口，而这笔钱，其实是挪用的防夷的海防经费。
颜伯焘返乡的排场如此大，近代史学者茅海建也在《天朝的崩溃》中质问：“（颜伯焘）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耶？”试问如此之作为，又何来的祖训箴言，又何来的“公廉之说”？
倒是另外看到一个材料，说颜伯焘曾给他的堂兄弟伯寿写信，其中大意是：伯寿要杀鳝鱼和鳖以宴宾客，颜伯焘很不赞成，其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很多古书上面的典故，说鳝鱼与鳖不能杀。说到要紧处，颜伯焘甚至说，鳖是河中的守护神，而鳝鱼虽是贱类，但也“非吾连所产”，要劳师动众地捕杀，非君子之所宜云云。
如此看来，由“公廉说”到“厚黑学”，假以时日也不是不可能。正所谓，刻石明志是真，行非所誓也未必是假。
客观地说，颜氏家训本身并不坏，以此勉励官员也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是值得鼓励的。毕竟，比起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的举动，颜氏祖孙三代的刻石自警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一为官的至理名言能广为传播并泽被后世的话，也未必是坏事。
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从不缺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员，类似好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却从不打算实践的官员，古往今来还少吗？所以说，观其言则必察其行，这才是做人做官做事的最终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