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胡若望的疑问：一个清朝子民的欧洲之旅
昏睡的朝局
晚清之前，去过欧洲的中国人几乎寥若晨星，广东人胡若望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如果不是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突然发现，像胡若望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可能被人知晓的。有意思的是，关于胡若望的三份档案文件材料十分齐全，正好勾勒了他这次的欧洲神异之旅。
在这三份档案中，传教士傅圣泽对胡若望的记载最为详细。事实上，当傅圣泽把胡若望带到欧洲后，胡若望几乎成为一个事件，因为后者在巴黎一度十分有名，但最后竟被关入了疯人院，长达两年半之久。
由于很多人的非议，傅圣泽写了一份详尽的记述交给教会方面和友人传看，因为后期不断附注的原因，这份记述出现了三个版本，前两份分别被法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收藏，交给罗马教宗方面的则是最晚的一个版本，而且还有一叠关于此事件的信件，弥足珍贵。
此外，在梵蒂冈、法国巴黎警方及精神病院方面，也能找到一些关于胡若望事件的档案记载；而在中国方面，虽然没有关于胡若望的直接记载，但他与傅圣泽离开中国的船只和日期都有据可查。
《胡若望的疑问》这本书的出现，主要应归功于史景迁卓越的史料收集与爬梳能力。而且，这本书如侦探小说一般的写作方法，还有通过关键时间节点的片段式编排方法，也都十分值得称道。在其笔下，一个原本早被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胡若望仿佛从历史的尘埃中爬了出来，他和他曲折而有趣的故事，在读者的面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那么，胡若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读者先不要急，史景迁用的是电影闪回的写作手法，先从胡若望被精神病院解救出来时开始叙述：“胡若望在莎朗通的精神病院待了两年半，身上的衣物已经破烂不堪。”
事后，据负责接出胡若望的教士戈维里笔下的描述：“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一样。……由于他的体格和容貌毫无特殊之处，因此看起来比较像是个挨饿的流浪汉或乞丐，而不像是个中国读书人。”
一个来自中国的读书人，为何会在1725年（雍正三年）出现在欧洲？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钩子一样吊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不得不说，这个开头写得太妙了。
由于太长时间没与人交流，当戈维里用中文向他问候时，胡若望的脸色随即亮了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没有丧失语言能力。
胡若望提出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胡若望祖籍江西，是个鳏夫，有一个接近成年的儿子，还有母亲和一个兄弟。他出生在广州与佛山之间的某个地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需要说明的是，胡若望虽然是个读书人，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功名，文化水平只是识字、会写的程度，仅此而已。
在离开中国前，胡若望在罗马教廷设在广州的传信部工作，职位是看门人。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位在中国待了二十余年并曾奉诏翻译《易经》的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来到这里，由此成为这个故事的起点。
傅圣泽于1665年出生在法国勃艮第的一个小镇，后在耶稣会学院就学成为传教士。1698年，傅圣泽随同耶稣会士白晋乘“海神”号船前往中国，并于次年7月抵达厦门。最初，傅圣泽主要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传教，直到1711年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并协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研究翻译工作。期间，傅圣泽还参与了当时《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的测量工作。
很大程度上，傅圣泽是一个在学术上颇有野心的传教士，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图书，并企图通过《易经》破解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儒学教义的勾连。不过，他认为“中国古籍中的‘道’和‘太极’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易经》就是真神传给中国人的玄秘经典”的观点似乎不为他的同行们所认同。
1720年，教会方面同意傅圣泽返回欧洲的请求，随后他就从北京南下广州。由于携带了大量的图书，并且希望返回欧洲后继续其学术研究，傅圣泽决定在离开前找一位中国助手，以帮助他完成一些抄写和检索任务。类似这样的事，尽管为教会和中国方面所禁止，但傅圣泽深知，这是他的同行之前已经做过的事。
鉴于中国助手赴欧问题的复杂性，广州法国传教团庶务员，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戈维里（时为傅圣泽的上司）表示强烈反对。最终，傅圣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人员，而仓促间选中了胡若望。在友人的帮助下，傅圣泽于1722年1月带着胡若望离开中国。这一年，正是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
傅圣泽一行人有三艘船同时出海，不过胡若望的第一次海上之旅并不顺利。船行至爪哇时，其乘坐的“孔蒂亲王”号因为港湾里的风突然停了，其他两艘船则在港湾外的强风吹拂下扬帆而去。次日，“孔蒂亲王”号好不容易驶出港湾，但那两艘船早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上了。
更不走运的是，在驶往好望角的过程中，“孔蒂亲王”号被强风严重地吹离了航线，而且还吹折了一根桅杆。最终，由于淡水和其他补给即将用尽，船长不得不命令驶往巴西进行补给。因为这一系列原因，“孔蒂亲王”号最后比其他两艘船晚到两个月。
对于胡若望来说，这次的海上之行简直是一场灾难。
据傅圣泽记述，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晕船，也没有见过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航行。由于胡若望只是助手而非学者身份，他被安排与船上的仆役一起用餐。而整个船上，唯一能和他说话的只有傅圣泽，因为这些外国人中，就他一个人会说中文。
除了语言，外国的一些礼仪如用餐习惯等，也造成了胡若望与其他人的隔阂甚至冲突。譬如，胡若望完全不懂也不顾及西方的分餐制，而是直接抓取自己想吃的东西。没有多久，因为一再批评船上士兵和水手的吵闹与粗鲁，胡若望被一个法国水手揍了一顿，这导致他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忧郁。此外，当船上有人因为犯错而被公开鞭笞时，一同围观的胡若望似乎变得更加的沉默。经历了如此陌生而险恶的环境后，胡若望大概认为自己活不到回到故乡的那一天了。
也许有人会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胡若望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场寻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冒险之旅呢？很显然，他并不是那种粗壮有力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啊！
很大程度上，胡若望加入这场欧洲之旅很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按照傅圣泽提供的合约，在整个离开中国并协助其工作的期间，胡若望将得到每年20两白银的报酬，还有衣食住行的基本费用。此外，在与傅圣泽的交流中，胡若望曾表示，如果他将来将这些游历见闻写成书出版的话，他也许会因此成名。可惜的是，从后来的一系列遭遇看，胡若望显然对这场奇异之旅想得过于简单而乐观了。
1722年8月底，这场饱经折磨的海上之旅终于结束了，他们抵达了法国的路易港。然而，傅圣泽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胡若望不但不能协助他从事研究工作，而且已经很明显地不太正常了。尽管他希望这只是短暂的，胡若望上岸之后或许就会平静下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事与愿违，并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初到路易港时，胡若望一度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他四处走动，似乎要为日后的游记收集素材，但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怪异，一度还偷了一匹信差的马并骑了半天才回来。不久，胡若望便在当地得了一个“堂吉诃德”的绰号。
更让傅圣泽感到困惑而震惊的是，当他准备妥当即将前往巴黎时，胡若望却表示自己不去了，他要当乞丐，一路行乞步行穿越法国。之后，傅圣泽不得不半强迫地把他塞进马车，但没过多久，胡若望竟然从行进的马车上跳了下来。类似的事情之后还要反复发生，令傅圣泽感到筋疲力尽。
在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后，傅圣泽不得不给驻巴黎的教廷大使写信，说他不该把这个中国人带来，因为这个人不是个易于相处的人，而且个性相当执拗，并不“温顺”。然而，他想摆脱这个人的话，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度，傅圣泽打算把胡若望交给一个即将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但因为后者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作罢。
在巴黎期间，胡若望在此展现了“堂吉诃德”的风采，他带着旗子和小鼓到圣保罗教堂演讲，虽然大众听不懂他的中文，但每次总能吸引不少人，并鼓励他继续讲下去。因为担心他会惹上煽动群众的嫌疑，傅圣泽不得不派人偷走了胡若望的鼓和旗子。
而令傅圣泽感到郁闷的是，胡若望不但丧失了协助他工作的能力，而且还失踪了两次，最后不得不利用私人关系请求巴黎警察总监派人寻找。也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胡若望被送进了莎朗通的精神病院。
需要说明的是，胡若望被送进精神病院是得到教会及巴黎方面的批准，并交由警察总监执行的。作为这一决定的补充，如果胡若望精神复原的话，他将乘坐法国印度公司的船只返回中国。
在此期间，原本答应带胡若望去面见教宗的傅圣泽一个人去了罗马，而且他还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温和有礼的中国年轻人，因此他不再需要胡若望了。
傅圣泽的做法和胡若望的“名气”也在教会内引起了很多的非议，这也是“胡若望事件”得以保存一些档案文件的原因之一。作为学者型传教士，傅圣泽确实善于保存各种信件或文件，他为了洗白自己而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了很长的辩解词，这也是史景迁写作《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最主要素材。
1724年，回到法国的戈维里为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事实上，在中国时，戈维里已经为胡若望的问题烦恼不已，因为胡的母亲和兄弟已经找上门来，要求耶稣会对他们的生计负起责来。因此，戈维里这次回法国也要找到胡若望，并计划把他送回自己的国家。
在戈维里看来，胡若望并没有疯，只不过他遭到了令人发指的不当对待，而且还被剥夺了他应得的工资，这才会使他变得不太正常。对此，已经升为主教的傅圣泽并不认可，并随后怒气冲冲地给戈维里回信：
“如果你认为胡若望精神正常并打算让他回国，那就赶紧让他走吧！越快越好！至于说我应该付给胡若望工钱，这简直岂有此理！胡若望拒绝履行他的工作，不管是他头脑不清楚还是恶意违约，是生性桀骜不驯还是出于叛逆的心态——总之，他几乎什么都没做，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信末，傅圣泽不无愤怒地表示：“亲爱的戈维里先生，当时若不是你在广州多管闲事、从中作梗的话，我如何会雇不到更好的人选！”
最终，为胡若望提供回国旅费及相关抚恤金的是法国官方。毕竟，将胡若望送进精神病院也是他们决定并执行的。1726年11月，胡若望乘坐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船返回了广州，由此结束了他的欧洲神奇之旅。
重新回到中国的土地后，胡若望似乎一下子就正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教廷设在广州的传信部，要求赔偿他5年的薪资，也就是傅圣泽答应的每年20两白银的工钱。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他在传信部外面大吼大叫，并把自己的欧洲之旅及其受到的粗暴对待都告诉了来往的人们。
迫于压力，传信部不得不请求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将这笔钱支付给他，后者把胡若望带回了中国，而且法国方面拨发的那笔钱也寄存在他那儿。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若望在欧洲的怪异行为被认为是“发疯”的表现，很可能是人生地不熟、因孤独而反抗并由此导致的某种“癔症”的爆发，他被关进疯人院，看来是十分冤枉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教会方面确实应该给他相应的补偿。
事后，教会也确实这么做了。而得了钱的胡若望随后给母亲和儿子买了最华丽的衣服，并带着他们返回家乡。不过，当时已在教会任事的胡若望的儿子实在受不了父亲的装腔作势而中途逃回了澳门，跑到了他熟悉的传教士那里去了。
尽管儿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但此时的胡若望仍旧独自享受着回到故乡的喜悦感，偶有孩子跑来打断他的思绪：“胡伯伯，给我们讲讲西洋是什么模样？”
每逢这时，胡若望总要沉吟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欸，它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