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亚音乐在中国的历史痕迹

中国古代的丝绸、陶器等物品通过河西走廊途经新疆地区传到了中亚、西亚以及北非，借助这条丝绸商贸大道，远方西亚音乐也倒输入中国。上一节我们讲到的是印度，而实际上西亚的音乐具有更早的历史迹象。以下从琵琶与箜篌这两件乐器来看看它们传播的足迹以及落户于中国的轨迹。

一、琵琶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琵琶：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与阮咸（秦汉子或称秦琵琶）。在印度的早期琵琶浮雕中我们看到较多的是直项琵琶，也就是我国史籍中所记载的五弦，完整地说应该是五弦直项琵琶。这类琵琶是由印度传入我国，经龟兹（现库车）、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兴盛于南北朝。至唐代，五弦直项琵琶到达了最高峰，十分流行，史称五弦或胡琵琶。关于琵琶在丝绸之路上中国段的活动情况将在第三章展开详细的讨论，这里暂作省略。宋朝以后，五弦琵琶开始走向衰弱并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宋朝以后便销声匿迹了。但是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后将琵琶带回了日本，如今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还藏有一面8世纪唐朝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五弦直项琵琶（见图1-10）。

琵琶这件乐器并非源于印度，这件五弦直项琵琶是印度化了的乐器。也就是说，琵琶这件乐器最初是四弦曲项，源于西亚。在西域文化史上，琵琶最初的发现是在犍陀罗，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一带的佛教艺术圣地，被称犍陀罗艺术（Gandhāra art），在佛教艺术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建立于一世纪，盛行于六、七世纪的佛教浮雕视觉艺术留下了古代波斯与印度文化的深刻痕迹。在音乐上，一、二世纪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国四弦琵琶的梨形琉特琴（见图1-11）。[1]从这件明器上大致可以发现，这种琉特型乐器与我国新疆南道的于阗以及新疆龟兹、敦煌石窟中的四弦曲项琵琶十分相似。这件乐器呈梨形、曲项（形状）、横抱（演奏方法），琴弦的尾部似有挂弦的缚弦，可以推断犍陀罗的梨形琉特与于阗的曲项四弦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个乐器后来在四至七世纪的萨桑朝艺术中逐步形成波斯的琉特琴——乌德（‘ūd），它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形成了后来的梨形琉特类乐器（pear-shape lute）。而这种在萨桑王朝所形成的梨形、四弦、曲项的琉特琴（乌德）与天山南道的于阗四弦琵琶是一脉相承之物。[2]也就是说曲项四弦琵琶的发展流向如下所示：

犍陀罗——萨桑朝的波斯——于阗（今新疆和田）——我国中原的四弦琵琶。

而犍陀罗的文化交融着波斯与印度的双重内容，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文化。这里主要考察四弦琵琶的历史流动，以上曾提到了天山南道的龟兹棒状五弦直项琵琶也曾出现或者路经此地，因此，犍陀罗文化也曾对这两个地区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中国的琵琶与上述所提到的波斯萨桑朝的曲项琵琶有着直接的关联。六至七世纪的萨桑朝曾出现过一种四弦的琉特琴，叫Barbat或Barbud。而Barbat一词与一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希腊的一种弦乐器（Barbiton）在语言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C.Sachas）博士认为，Barbat一词的源语可追溯到梵语Bharbhu（意为强烈地拨弦）。就是说萨桑朝的Barbat最早源于原始印度地区的Bharbhu，而Bharbhu在一世纪前后则形成了古希腊的弦乐器，并由此逐渐形成波斯的四弦弹拨乐器Barbat。[3]因此，Barbat这件琉特类乐器虽然于六、七世纪萨桑朝的盛期在美术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但实际上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世纪前后的Barbiton是其前身。这件四弦梨形琵琶约在公元前的汉代便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进入中原。因此，琵琶这件四弦曲项乐器目前最早见于犍陀罗，它源于古希腊的一种弦乐器，在传到了西亚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出现于印度北部的犍陀罗。这件乐器同时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被带到了印度，进入印度后便成了印度化了的五弦直项琵琶。而传入中国后，进入到新疆的于阗（现和田）及中原地区，活跃于丝绸之路，也成了今天我国及东亚诸国琵琶的鼻祖。

二、箜篌

1.弓形箜篌

在中国的史籍中，箜篌一词初出于汉代，汉末刘熙的《释名》卷七“释乐器第二十二”中载：

箜篌，此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盖空国之侯所存也。师涓为晋平公鼓焉，郑、卫分其地而有之，遂号郑卫之音，谓之淫乐也。[4]

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出现的一种俗乐器，被斥为能制作一种靡靡之音的淫乐乐器。这显然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卧箜篌，是中国固有的一种乐器。对这件乐器将在第四章中另作详论，此作省略。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类箜篌乐器。除以上汉籍中提到的中国箜篌，影响较大的是来自于西亚的竖箜篌，形态上包括角形箜篌与弓形箜篌（史籍中也称作凤首箜篌）。《隋书·音乐志》“西凉乐”条载：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时的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器并非源自于我国固有的传统乐器，而是出自于西域。而《通典》卷一百四十四则有更为详细的描述，该卷“箜篌”条载：

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颈有轸。

竖箜篌出自于胡乐，而非中华旧器，形制上张弦二十二根，抱于怀中双手齐奏之器得到了描述。对于凤首箜篌也作了概述，形制上与竖箜篌不同，是一种颈部有系弦之轸的乐器。那么凤首箜篌来自哪里？在中国史籍中关于凤首箜篌的记载较少，较早的记载是《隋书·音乐志》，其“天竺乐”条载：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来自印度的天竺乐有九种乐器，凤首箜篌被列为第一件乐器，可见凤首箜篌在印度乐中的重要性及典型性，它可看作具有印度色彩的代表性乐器。陈旸《乐书》卷一百二十八中“凤首箜篌”条载：

凤首箜篌出于天竺伎也，其制作曲颈凤形焉。扶娄、高昌等国凤首箜篌其工颇奇巧也。

凤首箜篌出自天竺得到了肯定。关于它的形制，在《新唐书·南蛮传》“骠国”载：

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条，轸有鼍首。

这里详细地描述了凤首箜篌这件乐器的形制以及相关的制作材料等，为我们了解这件乐器提供了信息。凤首箜篌的具体形制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看看出现在我国佛教壁画中的形象吧。图1-12是一幅新疆吐鲁番地区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8窟的壁画，描述了晋代思维菩萨像伎乐人弹奏凤首箜篌的情景。如图所示，共鸣箱在底部与琴颈连成一体，颈部有十个轸子，琴头饰有一个凤首摸样的装饰。这样的箜篌在敦煌的榆林窟也有出现。虽然在中国佛教的洞窟中描绘凤首箜篌的壁画比较少，但均符合文献中所描述的形态。这种弓形箜篌在印度早期的洞窟石雕艺术中也出现过。图1-13是3世纪出现在印度的弓形箜篌，形制上与博孜克里克出现的凤首箜篌非常相像，尽管画面上没有轸子，没有凤首的装饰，但是乐器整体结构基本相同，可视为同一类乐器。而图1-14也是一尊出自于印度的弓形箜篌浮雕图像，该浮雕的右下方有一幅弓形箜篌的演奏图，箜篌挂弦的位置比较靠近共鸣箱，形态上非常相似。而这样的弓形箜篌也传到了犍陀罗。图1-15是犍陀罗出现的弓形箜篌，完全是印度箜篌的同类型乐器。

那么印度的弓形箜篌又来自何方呢？如果要寻找其渊源的话，这类弓形箜篌在北非的埃及早已出现。图1-16是公元前2040年至前1785年埃及中王国时代第十二王朝所出现的竖琴，出自安特夫易盖尔墓中的彩色壁画。图1-17是公元前1565至前1070年埃及新王国时期忒矣北出土的弓形箜篌（大英博物馆藏），该琴的琴项上有五六个系弦的轸子，与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第48窟）以及中原的凤首箜篌十分相像。可以说，印度出现的凤首箜篌与埃及的弓形箜篌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尽管在文献上没有确切发现埃及至印度的传播路径，但是从其形态上的一致性不难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印度的凤首箜篌来自埃及，而后向着犍陀罗传播，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埃及、波斯的竖箜篌（角形箜篌）传入印度后被逐渐印度化，形成凤首箜篌的形制。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传入我国的竖箜篌的前身究竟来自何方。

2.角形箜篌

关于竖箜篌的来源问题，前引《隋书·音乐志》“西凉乐”条说道：“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已明确指出竖箜篌不是中国的固有乐器，而是来自西域之器。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中又详细地描述了箜篌形制与弦数，它是一种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双手演奏的乐器。因此，关于竖箜篌的形制，归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上端开始稍带弧形向下的木柱，木柱粗大中空，形成一个共鸣箱。在下端用一个木柱以直角插入共鸣箱的底部，形成一个三角形构造。中空的部分依次系弦。

（2）演奏者坐着抱在胸前双手拨弦而奏。

（3）弦数以乐器的大小而定，数量不一，由几根至十几根、二十几根不等。上引《通典》载有二十二弦，但是在南北朝至唐的一些箜篌壁画来看却表现不一。

（4）共鸣箱柱的内测有系弦装置，而外侧有突出的系弦处固定弦。

唐及之前的竖箜篌在佛教的洞窟、壁画以及一些美术作品中都有出现。以下稍作列述。图1-18为敦煌莫高窟248窟南壁上方天宫伎乐图，北魏时期画作。乐者胸前怀抱一架角形箜篌，双手扶弦做演奏状。这样的作品在我国的一些石雕及壁画中屡有所见。从丝绸之路上出现的箜篌看，最早且离西亚最近的应该是天山南路的于阗古都，图1-19是于阗古都出土的明器，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地区。尽管这件明器细部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件在公元3世纪左右出现的抱在胸前双手竖弹的形象与上述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画作十分相似。在中国佛教洞窟中出现的竖箜篌是一致的。从以上的图1-17至1-21所示的箜篌演奏可以看到，从新疆地区于阗、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一直到高昌（今吐鲁番）、敦煌都留下了这种角形箜篌的身影。那么这件“非华夏旧器”的竖箜篌出自西域的何方呢？

进入早期的西亚、古希腊、两河流域以及北非地区，我们看到这类竖箜篌非常活跃，音乐表现也十分丰富。也就是说，竖箜篌是一件十分古老的乐器。图1-22左下的竖箜篌是公元前2600年两河流域下游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一带的石灰岩制奉纳板乐图（芝加哥大学藏，约公元前1950—前1530），[7]描绘了演奏竖箜篌的男子。图1-23是一件古巴比伦时期的浮雕，现藏于伊拉克博物馆。这位演奏竖箜篌的男子双手拨弦抱琴于胸前，双眼直视前方，显示出端庄而执着的奏乐姿态；琴颈上的共鸣箱宽厚体大，下面的木柱成直角紧系琴弦，竖箜篌的形制非常清新。从埃及的出土文物资料看，在阿梅诺菲斯二世执政时期（公元前1450—前1425年），特巴尼大墓地第367号墓葬帕泽尔墓室壁画中出现了埃及早期的角形竖箜篌。图1-24左上侧的箜篌图像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乐器构造，这幅竖箜篌与里拉琴、弓形箜篌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展示了器乐合奏的情形，场面十分热闹。可以说最初竖箜篌出现在两河流域的中下游美素不达米亚、亚述、波斯一带，并逐渐向着北非埃及传播。图1-25是一幅古代亚述的竖箜篌，箜篌的横挡以下是一些装饰物，横档与琴颈柱有十几至二十根左右的弦，该竖箜篌的形制与我国龟兹、高昌石窟中出现的竖箜篌形制基本一致。很显然竖箜篌这一乐器是由波斯、亚述地区逐渐向东传入我国新疆并进入中原的。图1-26是新疆克孜尔石窟七世纪的竖箜篌图，与图1-25中的竖箜篌形态相差无几，形制上十分近似。由此可以判断，约南北朝以来至唐代敦煌、大同云冈以及诸多的佛教石窟中所出现的竖箜篌的繁盛景象均源于西亚地区，这已是没有争议的事实。_ab

从以上的历史叙述中已经发现，新疆地区，尤其是古代的于阗、龟兹、高昌地区出现了诸多箜篌以及琵琶类乐器图像与雕塑。这些传来的乐器广泛活跃于这一地区，并为这一时期带来了丰富的音乐活动。

近年来，在新疆地区发掘出几件木箜篌更证实了这一史实。1996年，新疆且末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箜篌，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约为战国早期。而2003年，新疆鄯善县出土的箜篌考古年代约为公元前七八世纪（东周春秋时期）。这几件箜篌的出现震动了音乐史学界，并打破了传来乐器是由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而传入中国的说法。对此，笔者曾于2004年夏带着两个博士研究生赴新疆考察，追述这几件箜篌的真实面貌。

3.木箜篌

2003年新疆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与二号墓地发掘出土了两件箜篌，分别编号为M90：12和M263：1。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公元前七八世纪的箜篌，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两件箜篌实物，其中编号为M90：12（见图1-27）。

M90：12位于一号墓地90号墓，出土时基本完整，由音箱、琴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与琴颈连为一体，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似经打磨抛光。音箱上口平面为长圆形，长30厘米，宽9.8厘米，深3.5厘米。底部正中有三角形发音孔，边长3.6厘米。箱壁厚0.5厘米~0.8厘米。口部蒙羊皮，周边粘贴在箱口外沿上。蒙皮正中竖向穿着一根加工好的柽柳棍，再用五个小柽柳枝等距分别穿在棍下，枝、棍交叉呈“十”字形露出蒙皮。颈为圆柱形，长30.6厘米。颈尾连接音箱。颈首较厚，呈圆角长方体，其上凿刻了圆形的卯眼以穿弦杆。弦杆圆柱形，长22厘米，杆尾较粗，插于颈首圆孔。琴杆的上端部分有比较明显的五道系弦勒痕。

1996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地区一号墓地14号墓丛葬墓出土了两件编号为M14N：27和M14J、I：20的箜篌。新疆且末出土的箜篌年代稍晚一些，约在公元前5世纪。这两件箜篌具有共同的形制特征，即由音箱、琴颈、弦杆三部分组成，音箱和颈部用梧桐整木刮削雕刻而成，外表打磨光滑，弦杆分制，为柽柳木质。

编号为M14J的木箜篌全长87.6厘米，音箱呈半葫芦形，长41.6厘米、宽6.8厘米~13.2厘米，高4厘米~6.8厘米（见图1-28）。该箜篌的音箱外壁修整得比较光滑，上端部遗留有蒙皮的痕迹，宽度为1.2厘米~1.6厘米不等。音箱深2.8厘米~5.2厘米，为整木挖掘制成，有刃器加工的痕迹，底部开一音孔。音孔呈细腰状的长方形，长2厘米，最宽处0.4厘米。颈部为长方形的实木。颈尾连接音箱，下部延伸到了音箱底部，弦杆呈弧形，长约31.2厘米。杆首为较细圆形，直径2厘米，有三道很明显的系弦痕迹。在扎滚鲁克二号墓地2号墓还出土了另一件木箜篌（编号为96QZ II M2：105）。乐器形制基本相同，只是共鸣箱呈三角形，这里就不作详述了。

这几件木箜篌的出土意义重大！也就是说箜篌这件乐器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已经传播到新疆吐鲁番盆地附近一带，并在其后几百年的五六世纪一直活跃在这一地区。这类箜篌与古埃及时期出现的箜篌在乐器制作、系弦方式与共鸣箱原理都有着非常相似之处（见图1-29）。尽管这是一架箜篌的琴杆、琴身为一体制作的，但琴的制作原理、音箱构造却如出一辙。它们之间的关系、传播途径至今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其间的联系不言自明。

箜篌最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统治两河流域和埃及，古代西亚文明成为波斯文明的一部分。此时箜篌也从两河流域传入到波斯。至少在公元前八世纪已经从波斯传入到西域地区。这一时期的箜篌在新疆地区活跃了数百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凿开始进入河西走廊及中原。从于阗、龟兹及敦煌的出土文物、佛教洞窟中的壁画、浮雕中，我们看到了它们进入中原的足迹。竖箜篌在东汉以来被称为“胡箜篌”，其美妙的音色、宽广的音域以及富于表现力的特征深受汉人的喜爱。《后汉书·五行志》曰：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

《隋书·音乐志》又载：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通典》也说：

竖箜篌，胡乐也……体曲而长……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

这说明竖箜篌是由西域传入中原，而它们的源头却在西亚两河流域的波斯与埃及。具体来说，弓形箜篌主要来自北非埃及地区，而角形框架箜篌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亚述地区。它们长时期活跃于波斯、中亚以及南亚地区，此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进入新疆地区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时期已经深受中国的欢迎。在大量的佛教石窟艺术中，箜篌在壁画中随处可见，从数量上来说尤其是角形框架箜篌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的频率甚高。[10]它们在我国5至8世纪的俗乐世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在盛唐安史之乱时，宫廷音乐蒙受了巨大的打击，许多来自西域的音乐逐渐离开了这块热土。五弦琵琶、阮咸、尺八、大量印度传来的乐鼓，当然包括出现在中国的箜篌，都相继离开了中国。这件曾经几个世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乐器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足迹曾经到达过东亚的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一架唐代竖箜篌残件，成了历史的见证。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十分灿烂辉煌、丰富多彩，仅传来乐器除上述琵琶、箜篌之外，还有横笛、筚篥以及大量的乐鼓。以上仅从琵琶与箜篌两个种类的乐器来阐述它们在丝绸之路前端与中国段的音乐足迹，论述的只是丝绸之路音乐中的沧海一粟。

琵琶与箜篌是丝绸之路牌的这两类典型乐器，对其展开追述可以清晰地发现它们与西亚波斯、两河流域平原、南亚印度、北非埃及等地早期所出现的同类乐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这些名器在历史上的先后出现也鲜明地叙述了这些地区早期音乐对我国音乐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了汉唐间我国丝绸之路前端的一个缩影。

那么，印度、波斯、中亚诸国以及西域地区的疏勒、龟兹、于阗、高昌还曾经流传过什么音乐？哪些乐器、乐舞、乐人和音乐体裁？他们对当时中原地区音乐的发展有何贡献？中原地区汉前传承的乐器、乐舞与音乐体裁，与西域传来的音乐是如何融合又怎样汉化的？换言之，当时我国的文化接受层是以怎样的姿态与能力接受来自强盛的西域文化的？而其后在中国形成的盛唐文化又是如何对东亚诸国产生辐射与影响的？这些涉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融合了变迁的研究课题将在以下的章节中逐渐展开论述与探讨。

注　释

[1].引自岸边成雄：《唐代的乐器》，音乐之友社，1968年。

[2].参见，前出岸边成雄：《唐代的乐器》；C.Sachs: Real-Lexikon der Musikinstrumente, 1913；Friedrich Behn: Die Laute im Altertum und frühen Mittelalter, 1919。

[3].岸边成雄：《唐代的乐器》，音乐之友社，1968年，第129页。

[4].郝懿行等：《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4页。

[5].引自《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6].引自斯坦因：A. Stein Serindia Vol. IV, PI.Ⅲ。

[7].柘植元一先生拍摄、提供。

[8].引自《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9].2014年9乐4日笔者摄于新疆省博物馆。

[10].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