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善待他人：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自然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往往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席上来加以评判，对“自然”观念的认识亦是如此，他们大多把“自然”与“蒙昧”“动物本能”联系在一起。然而，卢梭首先从人类黄金时代的角度进行预设，把“自然状态”视为批判现代社会的参考系，把“自然”视为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为了正确识别人的自然状态，应当从人的起源来考虑，也就是说从人类的萌芽状态来研究。”[43]为此，对于“自然”含义的考察也就离不开对于“自然状态”的研究。我们说，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研究是要解决人类的生存状态应如何的问题，即人是否生来自由，是否生来具有“人的隶属”的天性的问题，从而为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型社会制度提供参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详细地阐发了“自然状态”的构想，那么，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呢？在自然状态下“几乎觉察不出不平等现象存在，也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影响”[44]，人人平等、自由，根本不会存在奴役与统治。自然状态下虽然也有不平等，但那只限于自然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同，而不存在智力、财富与权利的差异。因此，在卢梭看来，那时“没有技艺，没有语言，没有栖所，与人无争也不与人交际，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无害人之念，甚至可能从未能够对人进行辨认”[45]。人与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没有“你的”“我的”的观念区分，也没有损害别人谋取私利的想法，有的只是天然的怜悯心或同情心。自然状态中没有道德的尺度，是情感代为行使相应的作用，天然的同情心、怜悯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们不会与人为恶，而是自我保存、生活自足。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写：

只要把自爱之心扩大到爱别人，我们就可以把自爱变为美德，这种美德，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可以找得到它的根柢的。我们所关心的对象同我们愈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则我们愈不害怕受个人利益的迷惑；我们愈是使这种利益普及于别人，它就愈是公正；所以，爱人类，在我们看来就是爱正义。[46]

自爱之心是一种自私心，爱别人则是一种怜悯心，把爱自己扩大到爱别人，就会把自己与其他人看作一个有机统一而非对立的整体。“于是可以肯定，怜悯是人的一种天生的情感，能克制个人身上强烈的自爱情绪，促进全人类的互相保护。”[47]这样，个体的自我保存总能和他人的自我保存处于一种相互默契、互惠互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卢梭看来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状态。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发展的关系，个人是世界的一分子，世界也是个人的一部分。

社会的产生使人类生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沿着社会的发展态势进行下去，文明越进步，离他所倡导的“回到自然”的目标也就越遥远，社会关系也就越混乱，“让小孩支配老人，让傻瓜领导贤哲，让一小撮人富可敌国，而让大众缺吃少穿……”[48]。按照这种逻辑继续推理下去，要保护人性中的自然因素，那就应该限制社会的发展，使人最大限度地具有最少的社会性，但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却在积极地提供一种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卢梭似乎是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消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卢梭是把什么作为区分“自然”与“社会”的尺度。“有两种隶属：物的隶属，这是属于自然的；人的隶属，这是属于社会的。物的隶属不含有善恶的因素，因此不损害自由，不产生罪恶；而人的隶属则非常紊乱，因此罪恶丛生，正是由于这种隶属，才使主人和奴隶都互相败坏了。”[49]在这里，卢梭清晰地向我们表明：“依赖于事物”（物的隶属）还是“依赖于人”（人的隶属）是区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根据。

卢梭赞美天然的自由，并非想要回到自然人的生活状态中，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50]

卢梭提倡的“回到自然”并不是让社会单纯地退回到自然状态中去，而是要恢复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存关系。卢梭肯定自由、平等是人的自然本性，宣称自然就是自由，自然状态就是一种自由状态。他将自己的伦理体系建立在原初（自然）状态这种概念之上，把原初的自由作为其自由观的第一个层次；在契约社会中，原初的自由又转变为服从公意之下的形式自由。因此，卢梭后来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的便是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式中最大限度地葆有自然，维持人类的自由权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