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卢梭的审美文化人格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评价文化“是内在自我的组织与纪律，是对自我人格的把握，是对更高层意识的获取。通过获取这种意识，人们就能理解自己的历史价值，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职能，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67]。这段话既揭示了文化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人格的问题提供了角度，可以说，人格既是一种对文化责任感的感悟，又是对文化理想的一种日常生活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的承载。而卢梭就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人格的人”。社会中的不平等及文明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使他内心的“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68]，唤醒了他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在这一文化构想的背后又体现着作为思考者的卢梭所具有的审美人格力量，笔者拟从以下三点对此加以论述。

首先，主体意识与反主流文化的独立人格。一方面，卢梭致力于在文化失范状态下探寻一套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他没有接受过学院的正规教育，自学成才，因此，传统和经典的思想对他没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虽博览群书，但却并不照搬别人的思想，而是凭自己直觉进行天才的推测；他总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他能把他从伟大学者像蒙田或波须哀使用的引证中和从他的瑞士乡下佬穆拉尔特讲解英国文学中所吸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活用”[69]；他对旧教育的经院主义性质极尽嘲笑之能事，把向实际事物、向大自然直接学习放在重要地位；他没有家庭与职业的包袱，勇于采取行动，最易成为变革的力量。因此，卢梭的创作从不囿于传统的思维框架，给人一种新鲜感，透露出蔑视传统观念、道德法规、价值标准的信心和高扬个性自我、自由的勇气，从而表现出直道而行，独立不改的巨大人格力量。

另一方面，他对主流文化的颠覆与反叛也表现出其文化人格中的独立精神。“‘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70]据此，我们说，卢梭的文化人格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氛围密切相关，他对主流精神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及身世遭际。在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提出的“理性”“科学”的启蒙精神代表了时代的声音，但是他作为一个生活在理性时代的感性信徒，却拒绝这种主流思想的同化，反抗狭隘的科学主义与工具主义，提出“回归自然”的诉求。当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还站在科学与理性的月台上对文明社会的进步进行憧憬的时候，卢梭却开始回溯自然社会的美好，成为一种冲击百科全书派及其官方的异端，主动走向了“边缘”。可以说，其“回归自然”的精神实质就是从政治和文化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几乎卢梭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反叛，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进程。他以怀疑的精神勇敢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大胆地反叛传统，扫荡虚伪的风气与腐朽的气息，公然地嘲笑上流社会阶层。他虽然不具备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所代言的时代精神，但是却引领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浪漫主义诗人歌德给卢梭的评价恰如其分：“伏尔泰是旧世界的终点，卢梭是新世界的开端。”[71]赫尔岑则说得更为坦率：“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72]

其次，高昂的平民精神铸就了道德责任感所包裹的社会批判意识。卢梭自幼喜爱读普鲁塔克的《英雄传》，极其崇拜古希腊罗马英雄的豪情壮举及爱国的热情，这部传记使他养成了“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73]。因此，成年以后他始终把批判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作为自己的责任，特别是长期漂泊在外的流浪生活及其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使他天然地与上流社会有着隔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曾写道：

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佞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身体的力量和生气。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74]

他在《忏悔录》中也做出过鲜明的对比：

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75]

所以，在霍尔巴赫男爵想要与卢梭结识时，卢梭以“你太富了”[76]来表达自己对于达官显贵的天然的嫌恶之感。卢梭生性腼腆、不善言辞，只喜欢独处写作或自己林中漫步遐思，他根本无法与要求举止从容、妙语连珠的巴黎贵族沙龙融为一体，因此和巴黎沙龙显贵接触，反倒增添了相互的敌意。成名之后，他不愿意在巴黎长久地居住下去，时刻都在寻觅可以远离繁华都市而生活下去的手段。“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77]

作为都市文化的闯入者，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夕，他以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视角，再现都市文明中人情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最终希望完成的是重建民族文化人格的理想。他渴望从上流社会的文化中脱离，从而倡导一种平民、自然的文化。卢梭的文化寻梦之旅注定会走得极为艰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其平民文化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注定得不到满足。他拒绝与“百科全书派”站在一列，又拒绝向封建教会忏悔，从而受到了整个欧洲的孤立，成为一个只身漫步于人间的孤独者。他坚守自己的阵地，以自我为中心不停地旋转，随着他与传统、世俗联系的纽带被撕裂殆尽，他为自己所预设的圆形阵地也变得越来越小，进而转入自我意识的忏悔与反省之中。入世的艰辛燃起了他满腔的怒火，即使是自我意识的批判也压不住它。正如休谟对卢梭所做的评价：

他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我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尖锐的感觉。他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78]

他以一种骄傲的平民精神蔑视世俗的浅薄，以一种更加坚定的心态去面临世俗的“狂风暴雨”，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了高贵而又强大的伟人。在此，我们可以用康德的一段语言来加以总结：

一个属于忧郁型心灵结构的人，不大关心别人是怎样判断的，别人认为什么是善或真，他在这方面依靠的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的动机出自于原则的本性，所以他不轻易同意别人的想法，他那坚定性却也有时候退化成为自以为是。……他对于人性的尊严，有着一种高度的感情。他重视他自己，并且把一个人看作是一种值得尊重的造化产物。他不能忍受恶意的侮辱，他在自己高贵的胸中呼吸着自由。……侮辱和不公正在他身上点燃了复仇的欲望。[79]

最后，“徜徉于大自然”的理想生活方式又为卢梭人格中严肃、沉重的文化责任感增添了灵动的审美气息。“回归自然”的思想让卢梭以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如果说“回归自然”指涉了一种抽象的文化概念的话，那么现实世界中对大自然的贴近则是卢梭推崇此种文化的最具象的表现。在包塞两年的乡村生活中，不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质朴的自然状态开阔了卢梭幼小的心灵，而且淳朴的农村生活也让他初次体会到纯洁与真挚的友谊，因此卢梭如此自述：“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惆，直到我又返回乡村时为止。”[80]日内瓦神学家雅各·维尔勒回忆一次与卢梭在月光下沿着湖边漫步的情形：

在公众场合结结巴巴，讲话口吃的让-雅克，总是那样手足无措局促不安的样子，可是一到了大自然，便立刻被大自然的宁静和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感动得兴奋起来，像受了神灵启示的人那样，滔滔不绝地赞美上帝！［……］在他的作品中还没有读到过描写这种心醉神迷的感受。他眼睛里涌出了眼泪。[81]

陶醉于大自然所获得的审美享受使卢梭时刻不忘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的机会。“徜徉于大自然”是卢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他的同时代人用物质的享乐来表达对幸福的探寻，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回到自然”，他手里握着的就是描绘“自然”生活的画笔。徒步旅行为卢梭走进自然提供了契机，而自然震撼心灵的美又让他进一步地热爱淳朴、宁静的生活。

卢梭的一生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生命的脉动已经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了。正如他本人所言：

我愈离群索居，便愈感到应当用某种东西来填补这个真空。我不愿意想象或回忆的事物已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尚未遭人践踏过的土地陈列在我眼前的大自然的产品。到荒无人烟之地去寻找新的植物，其乐趣远远胜过因摆脱了那些迫害我的人而得到的宽慰：到了人迹罕至之地，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宛如到了一个可以躲开他们的仇恨的避难所。[82]

卢梭在这些文本中表现出的追逐理想时的坚定和高傲，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现实人格的感动，而且是审美人格的震撼。

卢梭的人格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承担着善感而愤世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与艺术精神。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作为诗人和作为哲学家的卢梭，永远只有一个愿望：要么探索自然，要么为自然而抨击矫揉造作。这就看他的感情倾向于哪个方面了。他有时多愁善感，有时愤世嫉俗，有时又逃避到田园世界中去……他总是被两种东西所制约：有时是病态的敏感统治了他，刺激他的感官直至无法忍受；有时是理性统治了他，他就用逻辑概念的严谨来贬抑绘画的美。这两种品质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都具备，而这种品质的交替和结合又把他造就成一位诗人。[83]

诗性的气质造就了卢梭进行现实关切的艺术人生理想，因此他也被称作“不安分的天才”（麦克尔·德达语）。然而，这位天才的身后并不孤单，因为，真正理想的人格是一种自由、温和、随便、通俗的状态，他不会令人生畏，却能够让人无限地亲近，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对卢梭的追崇就是对此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