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归自然”——对抗功利主义伦理观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了工业文明的进程，自然科学对宗教神学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知识分子探寻自然规律的热情，物理学上牛顿机械力学的进步也在塑造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正如罗素所说：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23]

从伽利略和牛顿以后，人们开始以机械化和公式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哲学问题，科学也被纳入“自然哲学”的轨道。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特殊结构，被纳入自然科学的领域来加以研究。而启蒙运动与近代认识论是平行的，知识的起源与可靠性作为近代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同样也是启蒙哲学的核心问题。

特别是在18世纪启蒙哲学那里，启蒙哲学家为了改变神学对哲学的垄断，为了以科学的威信取代教会的威信，为了把《百科全书》的知识深入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就不得不重视研究知识本身的学问即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24]

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一方面秉承了17世纪哲学反对宗教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告别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倾向，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再相信理性是“天赋观念”，而认为它是一种人的认识能力，进而把更多的目光放在现实和世俗化的事情上面。

在自然科学热情的掩盖之下，启蒙哲学从认识论的角度寻求解决价值论问题的方法，把人类幸福的问题植根于对自然认知的基础之上，在伦理学领域表现为把认识论上的感觉经验论的思想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启蒙哲学家宣称“人是机器”，其行为受到肉体感受性的驱使。在这里，洛克认识论上的感觉论被转换成生理特征上的感受性，也就是说人是根据肉体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而产生愉快或痛苦的感觉。人的欲望、情感、意志、思想以及行为都是由肉体的感受性来决定的。只有趋利避害，保全生命，获取肉体的满足，人才会获取幸福，这种追求自我利益满足的“自爱”，被视为人的天生的自然情感。“自爱”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体现了永恒的人性法则。于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人生的一个当然选择。享乐主义被推到了极致，因此“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只是埋头为自然知识寻找智性的基础，却不问人生意义的灵性的根据”[25]。近代认识论在对自然和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却把人学留在了身后。传统哲学中最根本的人的问题遭到了放逐。启蒙运动倡导和捍卫人的世俗利益的幸福主义又难免陷入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泥沼。

这种伦理学领域的危机并非只有卢梭一人发现，其实，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也看到了利益的膨胀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灾难。如何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自爱与爱他人的统一，这些问题促使启蒙思想家走上了一条寻求发展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路。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自然法”的声音被窒息了，而“凡是理性示意于我们的一切的法都可以叫做自然法”[26]，只要按照人的理性做事，就会获得人生的幸福，人性当中的理性原则可以指引社会通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因此，启蒙运动以乐观的态度歌颂理性与科学，歌颂人类文明的美好一面，比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青年时代，就“从不知悲观主义为何物。他拥护纯享乐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真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27]。以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为首的启蒙运动者也是法国唯科学主义的拥护者，正如约瑟夫·本-戴维所说：

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可能并不懂得科学。在这种观点中，经验科学和数学科学是解决普遍问题的一种模式，也是世界无限完美的一个象征。[28]

至此，18世纪法国的幸福主义与科技理性结合在一起。在卢梭看来，二者的结合非但没有解决传统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反而加速了人的异化。

在这种功利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卢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复兴并不是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在人的道德领域，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人类社会的各种罪恶反倒是由科学与艺术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还刺激了人心对自然的傲慢和贪欲；戏剧只会腐蚀、麻痹观众的心灵，产生不了丝毫的道德启迪作用，“演剧本身是无益有害的，它不仅不能纠正风气，而且只会起败坏作用”[29]。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与卢梭对待人类文明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分歧。

尽管18世纪启蒙哲学家对社会也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们并未怀疑过社会自身的合法性，也从未把它作为批判的前提。然而卢梭竟然否定了这一前提，预设了一种前社会的“自然状态”，以此作为批判文明社会的价值尺度。卡西尔曾说：“卢梭试图把伽利略在研究自然现象中所采取的假设法引入到道德科学的领域中来，他深信只有靠这种‘假设的和有条件的推理’方法，我们才能达到对人之本性的真正理解。”[30]这种“假设的和有条件的推理”方法，是卢梭从预设的自然状态考察人之原初本性的方法，他以此建构自己认为和谐、完美的人性标准。对“回归自然”这一理想的辩解方式的提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有自己的解释：“你对目前的状态感到不满，因为有些因素预示着你的不幸的后人将有更大的不满，也许你希望自己能够倒退回去。这种意识必定是对你的始祖的颂扬，对你的同时代人的批评，并将使你的不幸的后人感到恐惧。”[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