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王尔德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对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的研究与作家的创作同步进行。包括当时牛津大学的美学教授罗斯金在内的著名学者既是王尔德艺术创作的引路人，又对王尔德的创作有过积极的评价。我国学者对王尔德的研究最早应追溯到周作人兄弟1909年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目前，国内外王尔德的研究，特别是其戏剧研究仍呈迅猛发展之势。

（一）国外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及戏剧研究现状

1.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现状：1900年到1995年即从王尔德去世至王尔德被捕100周年这段时间的研究现状，通过Edward Halim Mikhail于1978年编辑出版的《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Oscar Wild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和Thomas A Mikolyzk于1993年编辑出版的《王尔德注释书目》（Oscar Wild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可以看出。根据《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近80年有关王尔德研究的出版物（包括书籍、论文）近3000本/篇。稍晚出版的《王尔德注释书目》则对其书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研究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笔者统计，有关王尔德研究的博士论文140多篇，全部关于王尔德或部分关于王尔德的书目近1500种，关于王尔德研究的文章有近2000篇，研究的论文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情况如下：

首先，与他同时代的名人以及王尔德生前好友对他研究较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为爱尔兰人的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对王尔德有较深入的研究。他除了对其童话和诗歌进行介绍外，还在1922年写了《颤抖的面具》等。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1869～1918）是王尔德的生前好友，王尔德的几乎所有手稿都由他保存，他也是与王尔德生前通信较多的朋友之一。他于1905年首次发表了王尔德在狱中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取名《来自深渊》（De Profundis）的删节本。此后，罗伯特·罗斯还撰写了多篇研究王尔德的小说、诗歌、戏剧的论文。[16]这一时期对王尔德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也大量出现。这些对王尔德研究的总结与回顾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斯图尔特·梅森是较早研究王尔德的重要人物，他于1907年编辑出版了《王尔德作品目录》（Biliography of Oscar Wilde），较全面地介绍了王尔德的所有作品，1914年又编辑出版了《罗伯特·罗斯注释的王尔德书目》（A 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with a Note by Robert Ross）。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16年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1856～1936）出版了《王尔德：生平和自白》（Oscar Wilde：His life and Confessions），也即后来国内学者蔡新乐翻译出版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但它的资料不够翔实，有些观点甚至有失偏颇。兰色姆（Arthur Ransome）于1912年出版的《王尔德：一种批评研究》（Oscar Wilde：A Critical Study，London：Martin Secker）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研究王尔德的著作，它不仅有对作品的研究，也有对作家本人的评述。

其次，关于王尔德的传记评论专著大量涌现。在众多王尔德的传记评论专著中，首推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晚年出版的《王尔德》（Oscar Wilde，New York：Alfred A Knopf Inc，1984）。该著作对王尔德的童年、求学、成长、成名、落魄以及他与父母、老师、朋友之间的关系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反潮流的本质、道德反思所做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与其他传记作品相比，该书因其真实、全面和深刻而更具权威性，被王尔德之子维维安·贺兰誉为“标准的王尔德传记作品”[17]。另外，艾尔曼或写序言，或单独撰写了多篇研究王尔德的文章，如为《王尔德评论集》撰写序言，编辑《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王尔德批评集》（“Introduction”，The Artist As Critic：Critical Writings of Oscar Wilde，New York：Random House）并作序。其他重要的研究著作还有贝克森（Karl Beckson）的《王尔德：批评的传统》（Oscar Wilde：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1970）和《王尔德百科全书》（The Oscar Wilde Encyclopedia，New York：AMS Press，1988）。特别是《王尔德百科全书》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把与王尔德相关的研究以“关键词”的形式一一列出，并做出详尽解释。这些传记与评论集已成为目前王尔德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最后，对王尔德的作品研究更加重视，并采用多种批评方法。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罗德尼·斯万（Rodney Shewan）从道德角度研究的《王尔德：艺术与自我主义》（Oscar Wilde：Art & Egotism）。90年代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有帕特丽夏·弗兰冈·伯哈德（Patricia Flana-gan Behrendt）的专著《奥斯卡·王尔德：爱欲与美学》（Oscar Wilde：Eros and Aesthetics，London：Macmi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1991）等。同时王尔德研究中的文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加尼尔（Regenia Gagnier）是其重要代表，著有《都市中的田园生活：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编选有《论王尔德的批评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New York：G.K.Hall & Co.1991），虽然此编选集并非其一人所撰，但已有明显的文化倾向，即把王尔德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研究，并得出全新的结论。总之，王尔德的研究已呈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1995年以后，即王尔德被捕入狱100周年以后，王尔德被重新阅读，重新研究。众多研究者从现代的角度重新发现王尔德，掀起了王尔德研究的又一次新的高潮。桑德雷斯库（C.George Sandulescu）的《重新发现王尔德》（Rediscovering Oscar Wilde）是当代重要的王尔德研究著作之一，其中有多篇文章运用了现代研究方法，再现了王尔德的戏剧思想、戏剧策略、小说艺术。而雷比（Peter Raby）的《剑桥指南：王尔德》（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也是当代多位王尔德研究专家论文的重要选集。书中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包括王尔德生平，王尔德和维多利亚时代，王尔德和当时流行的矫揉雕琢风格的背景材料，也包括了对其诗歌、戏剧、小说等进行深度研究的文章。可以说这些研究文章基本代表了西方学者对王尔德的最新思考。这部论文选集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并在国内出版发行。

近年来，国外王尔德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剑桥公共图书馆中以“Oscar Wilde”为关键词检索出的条目就有1058项。在EBSCO全文数据库内ASP子数据库中，同样以“Oscar Wilde”为关键词，可检索到386页，每页10项，可见其研究数量之多。总之，国外王尔德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王尔德的戏剧研究现状：王尔德对英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其创作的戏剧。独幕悲剧《莎乐美》于1891年用法文写成，后经诗人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将它改编成英文。该剧由于涉及《圣经》题材而一度被英国当局禁演。1896年，《莎乐美》在巴黎首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另外，王尔德创作的4部社会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个理想的丈夫》以及《认真的重要》，一经上演即轰动全国。时至今日，王尔德的喜剧在英国舞台上仍有强盛的活力。

（1）戏剧演出评论：从1892年到1895年，王尔德的戏剧先后在伦敦上演，由此掀起了一股评论王尔德戏剧的热潮。当时有多家报刊如《泰晤士报》（The Times）、《戏剧》（Theatre）、《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等均刊登过王尔德戏剧的评论文章。刊登在这些杂志或报纸上的评论主要由当时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阿契尔（William Archer），剧评家沃克利（Arther Bingham Walkley），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叶芝（W. B.Yeat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撰写，代表了当时王尔德戏剧研究的最高成果。后来由于王尔德被捕入狱，对王尔德戏剧的评论几乎销声匿迹。

1900年，王尔德去世。此后，人们又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发现和挖掘王尔德戏剧的巨大价值。他的戏剧作品被重新搬上舞台并继续昔日的辉煌。英美报刊也相继刊出相关评论文章，由此继续推动了王尔德的戏剧演出与研究，至今未衰。

（2）戏剧研究：除了王尔德戏剧演出的评论，在与王尔德同时代的名人中，较早研究王尔德戏剧的文章当属同为爱尔兰人的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于1909年用意大利文所写的《王尔德〈莎乐美〉中的诗》，乔伊斯研究中的《莎乐美》是作为诗剧的《莎乐美》。这一时期对王尔德戏剧进行了专门研究的还有：蒙特格（C.E.Montague）的《王尔德的喜剧》（Oscar Wilde’s Comedies，Manchester Guardian，13 Apr.1908）；格林（Jacob Thomas Green）的《论戏剧家王尔德》（On Wilde as a Dramatist，Sunday Special，9 December 1900）；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的《王尔德戏剧》（The Theatre of Oscar Wilde，Overland Monthly，1，1907）；格瑞格尔（Ian Gregor）的《喜剧与王尔德》（Comedy and Oscar Wilde，Sewanee Rewiew，Spring 1966）；洛克哈特（J.H.K Lockhart）的《萧、王尔德与风俗喜剧的复兴》（Shaw，Wild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Comedy of Manners’，Dublin：Hermathena，Spring 1968）；等等。此后对王尔德的戏剧研究进一步深入而全面。

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不仅有整体的把握，也有就单部戏剧作品的深入分析，预示着王尔德戏剧研究的细致与深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相关杂志上，其中包括：赫瑞克（Land Herrick）的《一个显得重要的女人》（A Woman of Some Importance，Drama Magazine，New York，Apr 1930）；福斯特（Richard Foster）的《作为模仿者的王尔德：再论〈认真的重要〉》（Wilde As Parodist：A Second Look a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Chicago：College English，Oct 1956）；瑞纳特（Otto Reinrt）的《〈认真的重要〉的讽刺策略》（Satiric Strategy i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Chicargo：College English，Oct 1956）等。

随着王尔德作品的出版，其序言对王尔德的戏剧也有较为独到的论述。其中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序言主要包括：戏剧评论家沃克利为《王尔德全集》（Introduction to vol.v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New York，1923）撰写的序言；诗人兼剧作家顿克瓦特（John Drinkwater）的序言（Introductionto vol.viii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New York，1923）；著名传记作家皮尔森（Hesketh Pearson）为《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和吉尔伯特的〈忍耐〉》（Introduction：From “Bunthorne” to “Bunbur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by Oscar Wilde and Patienceby W.S.Gilbert.London：Methuen，1952）、《王尔德的五部戏剧》（Introduction，Five Plays by Oscar Wilde，New York：Bantam Books，1961）和《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Introduction，Lady Windermere’s Fan by Oscar Wilde，London：Methuen，1964）作的序言。序言成为王尔德戏剧研究的重要补充与完善，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研究王尔德及王尔德戏剧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其中最早出版的研究王尔德作品的专著是1912年兰瑟姆（Arther Ransome）出版的《王尔德：一种批评研究》（Oscar Wilde：A Critical Study，London：Martin Secker），这部专著中有研究王尔德喜剧的专章，显示了作者极高的研究水平。研究王尔德的其他专著还有英格列比（Leonard Cresswell Ingleby）的《王尔德》（Oscar Wilde，London：T.Werner Laurie，1907）、苏利文（Vincent O’ Sullivan）的《王尔德面面观》（Aspect of Wilde，London：Constable，1936）、本特利（Eric Bentley）的《作为思想者的戏剧家》（The Playwriter as Thinker，New York：Reynal，1946）、泰勒（John Russel Taylor）的《佳构剧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l-Made Play，London：Methuen，1967）和伯德（Alan Bird）的《王尔德的戏剧》（The Plays of Oscar Wilde）。其中以伯德的《王尔德的戏剧》为王尔德戏剧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不仅因为它对王尔德戏剧的研究更加全面，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及得出的结论都较以前的研究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王尔德及其戏剧研究继续发展，不仅有研究论文、专著，也有王尔德研究的评论集，这些成就不仅代表了目前王尔德及其戏剧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为研究者获取研究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其中主要有：泰德曼（William Tydeman）的《王尔德：喜剧》（Wilde：Comedies，The Macmillan Press LTD.），鲍威尔（Kerry Powell）的《王尔德与19世纪90年代的戏剧》（Oscar Wilde and the Theatre of the 1890s，Cambrid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0）、唐诺休（Joseph Donohue）的《王尔德及其戏剧思想》（Wilde and The Idea of a Theatre）、拉比（Peter Raby）的《王尔德的社会喜剧》（Wilde’s Comedies of Society）、《王尔德和欧洲戏剧》（Wilde and European Theatre）和《〈认真的重要〉：读者指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A Reader’s Companion，New York：Twayne，1995），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现代批评解释》（Oscar Wild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Chelsea House，1988）、卡普兰（Joel Kaplan）的《舞台上的王尔德》（Wilde on the Stage）、克维（Richard Allen Cave）的《王尔德喜剧的影响》（Wilde’s Plays：Some Lines of Influence）、费利曼（Joel Fineman）的《文学的意义：〈认真的重要〉》（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

由此可以看出，对王尔德的研究在全球范围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国内王尔德作品的整体研究及戏剧研究现状

1.王尔德作品的总体研究：从周作人兄弟首次将《快乐王子》翻译介绍到国内，并发表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起，国内对王尔德作品的评介与研究从未间断。1925年，泰东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47年，巴金将王尔德的童话全部译为中文并出版，这一童话译本被公认为权威译本。王尔德戏剧的译介始于五四运动前的1915年，均以连载的形式载于《新青年》上。王尔德的小说作品不多，现已全部译为中文，其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现有的四个译本中，荣如德翻译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也是当今最为流行的一个译本，后收入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尔德全集》中。同时，王尔德的诗歌、散文作品的译介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王尔德在国内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五四前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译介为主，少有研究之作。后期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段王尔德研究真空之后，研究者多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后，客观地评价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成了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对作家总体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但数量尚显不足。根据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编写的《外国文学论文索引》记载，王尔德条目下只有区区5条，包括：罗伯特·林德的《王尔德》[18]；纪德的《王尔德》[19]；赵景深的《童话家王尔德》[20]；巴金的《快乐王子集》后记、再记[21]。这里的资料虽然没有包括五四前后的译介情况，但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不足。

第二阶段是指80年代后的30多年，我国的王尔德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据笔者根据中国期刊网上的论文统计，至2015年7月以“王尔德”为“关键词”的论文共有1630篇，以“王尔德”为“篇名”的论文有458篇；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年至2015年的博硕士论文），以“王尔德”为“关键词”的硕士论文多达247篇，现能检索到的博士论文有8篇。[22]可以说王尔德越来越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及研究的重要作家，王尔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王尔德的研究首先是从对他的介绍开始的，此后，对王尔德的研究更趋于客观、理性、辩证。对唯美主义的评价也不再抱有偏见，从而肯定王尔德在艺术探索上的有益实践。如曾杰在“简论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文中对唯美主义的分析就体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23]。对王尔德艺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创作个性等进行探讨的论文也不断出现，并发表在专业的外国文学期刊上。吴学平的《论王尔德的创作个性》[24]、张建渝的《试论王尔德散文叙事作品中的童话模式》[25]等是这一阶段比较优秀的成果。

由于国内学者对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国的王尔德研究也呈现出全球视野。学者们纷纷从文化批评、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比较文学等不同角度来解读王尔德及其作品，如刘朝晖的《王尔德与解构主义》[26]；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27]《奥斯卡·王尔德：十九世纪末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28]《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29]；谈瀛洲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30]；陈瑞红的《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31]；袁宪军的《王尔德的纨绔诗风》[32]；刘晋的《殖民主义身份的模仿与颠覆》[33]等就是这些研究的主要代表。

这一时期国内有多部王尔德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周小仪的英文专著“Beyond Aestheticism：Oscar Wilde and Consumer Society”[34]，是国内王尔德研究的第一部外文专著。而他撰写另外一本专著《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35]的目的是“把唯美主义的另一张面孔展示给大家看，同时也使我们对于审美、艺术教育这些更为抽象而宽泛的美学问题有一个全新的思考”[36]。张介明于2005年出版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37]则在运用经典叙事学的方法研究王尔德的同时，也借助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新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批评方法，“旨在解剖唯美理论统摄下的王尔德所‘叙’之‘事’，及其动因、机制、目标”。[38]这部专著较好地运用了叙事学等方法来解读小说、戏剧、童话等“故事”。刘晋于2008年出版的《后殖民视角下的奥斯卡·王尔德——论王尔德的阈限性》[39]主要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全面考察了王尔德是一个具有“阈限性”的人的方方面面：身处尴尬却坐怀不乱，面对难题却应付得当、游刃有余。吴刚于2009年出版的《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40]挖掘了王尔德“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反道德”等标签下所有的丰富内涵，揭示王尔德在文艺批评理论方面的独特贡献。2008年出版的拙著《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41]以文学伦理学为主要批评方法，首次将伦理道德纳入王尔德的研究领域，全面梳理了王尔德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因素，结合王尔德所处的时代进行综合、归纳，以揭示其作品的伦理内涵。研究认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其实没有一刻离开过伦理道德，这种新阐释和新观点对人们认识王尔德创作的新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王尔德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新的译本出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尔德作品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首次推出国内唯一的《王尔德全集》（六卷本），更是为众多王尔德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文本资料。此外，李芬芳还翻译出版了维维安的传记《王尔德》[42]，王尔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增强。陆建德先生在为《王尔德全集》中文版作序时，客观而准确地评价了这一时期王尔德研究的成就。

2.王尔德戏剧的研究：国内最早研究王尔德戏剧的论文当属巩思文的《王尔德及其喜剧》[43]。可以说，除了散见于报刊的一般介绍性的文章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王尔德戏剧的文章少之又少。

20世纪80年代后，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开始到2015年，有关王尔德戏剧的研究论文有90多篇，虽然这一数量并不算多，但相对之前的研究已经是大有改观。这一阶段前期的研究主要是就作品文本本身的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较重要的论文有樊同伟的《一把扇子的妙用》[44]，戈宝权的《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45]，余光中的《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46]，肖锡强、陈戈的《王尔德〈诚实的重要〉思想探微》[47]，郝振益的《王尔德喜剧艺术的魅力》[48]，陈立富的《奇特·巧妙·含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读后》[49]，陈瑞红的《论王尔德喜剧中的纨绔主义》[50]，吴学平的《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51]，段方的《从〈理想丈夫〉谈王尔德的女性观》[52]，闫霏的《爱的悖论：一个人的悲剧——再看〈莎乐美〉》[53]。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及运用，王尔德戏剧研究也出现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研究。如陈爱敏的《论王尔德喜剧的唯美主义文化观》[54]，吴学平的《易卜生与王尔德》[55]和《〈莎乐美〉戏剧意象论析》[56]，张介民的《对王尔德戏剧的叙事观照》[57]，李小驹《美与圣的紧张——王尔德〈莎乐美〉的神学解读》[58]，刘茂生的《〈一个理想的丈夫〉中的政治伦理与家庭和谐》[59]等。

目前，还未见王尔德戏剧研究的个人专著出版，但在一些教材与相关的专著中，仍可看到有关王尔德戏剧研究的专章或专节。何其莘在《英国戏剧史》中，就有专节论述王尔德的戏剧，其中重点分析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认真的重要》。张介明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和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中，也都有王尔德喜剧的专门论述。

王尔德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方法呈现了多元的创新特点，研究质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近年来更是掀起了王尔德的研究热潮。

---

[1] 参见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112页。

[2] 王忠祥：《维多利亚文化精神与威尔斯小说概观》，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4页。

[3] 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2卷，马爱农、荣如德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20页。

[4]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46，第289页。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21页。

[6] 参见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研究·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21页。

[8] 王忠祥：《维多利亚文化精神与威尔斯小说概观》，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4页。

[9] 有时译作“埃瑞璜”，即Erehwon的音译，也即Nowhere—“乌有乡”的倒写。

[10] 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51页。

[11] 〔美〕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

[12] 参见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174～180页。

[13] 参见王化学《唯美主义，世纪末的快乐与痛苦——兼论王尔德〈葛雷的画像〉及〈莎乐美〉》，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73～76，第73页。

[14] 参见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59页。

[15] 参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49页。

[16] 王尔德在狱中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是在他出狱的第二天托付给罗伯特·罗斯的。罗将信打印了两份，并将其中一份寄给了道格拉斯。罗斯于1905年以《来自深渊》（有时译作《自深处》）为名，发表了该信的摘要，篇幅不到原件的一半。直到1908年，在其编辑的《王尔德文集》中才出现了该信相对完整的版本。具体内容可参见《王尔德全集》第六卷，第59页。

[17] 〔英〕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百家出版社，2001，第142页。

[18] 〔英〕罗伯特·林德：《王尔德》，梁遇春译，《青年界》第三卷第1期，1933。

[19] 〔法〕纪德：《王尔德》，徐懋庸译，《译文》第二卷第2期，1935。

[20] 赵景深：《童话家王尔德》，《晨报副刊》1922年7月15、16日。

[21] 巴金：《快乐王子集》后记、再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22] 以上数据的检索时间是2015年7月9日。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目前有张介民200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王尔德唯美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该论文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吴学平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王尔德喜剧研究”，论文主要从语言、戏剧结构等方面研究王尔德的喜剧作品；刘茂生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与融合：王尔德作品研究”，论文首次从伦理的角度解读王尔德的童话、小说等。朱彤200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王尔德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力图对于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遭遇作全方位的思考；钟艳萍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王尔德小说和戏剧的审美取向”从简美、繁美、纯美三个方面探讨了王尔德作品的神秘取向；陈丽莎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王尔德人文主义思想研究”；袁丽梅201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语境·译者·译文——王尔德作品在中国（1909—1949）译介新探”；吴洁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语言游戏说”视角下的王尔德作品研究。

[23]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24] 吴学平：《论王尔德的创作个性》，《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5] 张建渝：《试论王尔德散文叙事作品中的童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26] 刘朝晖：《王尔德与解构正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7]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28] 周小仪：《奥斯卡·王尔德：十九世纪末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

[29] 周小仪：《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30] 谈瀛洲：《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

[31] 陈瑞红：《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32] 袁宪军：《王尔德的纨绔诗风》，《国外文学》2009年第2期。

[33] 刘晋：《殖民主义身份的模仿与颠覆》，《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4] 周小仪：《超越唯美主义：王尔德和消费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5]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6]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54页。

[37] 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8] 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2页。

[39] 刘晋：《后殖民视角下的奥斯卡·王尔德——论王尔德的阈限性》，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40] 吴刚：《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41] 刘茂生：《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2] 〔英〕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百家出版社，2001。

[43] 巩思文：《王尔德及其喜剧》，《南大半月刊》第8、第9期。

[44] 樊同伟：《一把扇子的妙用》，《新剧作》1983年第2期。

[45] 戈宝权：《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读书》1983年第7期。

[46] 余光中：《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编译参考》1983年第7期。

[47] 肖锡强、陈戈：《王尔德〈诚实的重要思想〉思想探微》，《广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8] 郝振益：《王尔德喜剧艺术的魅力》，《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49] 陈立富：《奇特·巧妙·含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读后》，《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

[50] 陈瑞红：《论王尔德喜剧中的纨绔主义》，《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51] 吴学平：《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2] 段方：《从 〈理想丈夫〉谈王尔德的女性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53] 闫霏：《爱的悖论：一个人的悲剧——再看〈莎乐美〉》，《歌剧》2009年第12期。

[54] 陈爱敏：《论王尔德喜剧的唯美主义文化观》，《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55] 吴学平：《易性与王尔德》，《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56] 吴学平：《〈莎乐美〉戏剧意象论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57] 张介民：《对王尔德戏剧的叙事观照》，《台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58] 李小驹：《美与圣的紧张——王尔德〈莎乐美〉的神学解读》，《名作欣赏》2006年第17期。

[59] 刘茂生：《〈一个理想的丈夫〉中的政治伦理与家庭和谐》，《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