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王尔德创作的社会背景概观

王尔德全名奥斯卡·芬戈尔·奥弗莱厄蒂·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ertie Wills Wilde）。他于1854年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威廉·王尔德（Willam Wilde）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因其医术高超而被封为爵士，母亲简·弗兰斯卡（Jane Francesca）是爱尔兰民族诗人、翻译家，她积极参与爱尔兰独立运动。王尔德自幼受父母文学素养的熏陶，耳濡目染，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日后王尔德审美趣味的培养，增强其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王尔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9岁就成为当时爱尔兰4所皇家学校之一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的寄宿生。1871年，17岁的王尔德进入爱尔兰著名学府都柏林大学的三一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他表现出了对希腊文学的浓厚兴趣。出色的学业与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为他毕业时赢得了一枚伯克利金质奖章。古希腊文学对美的崇尚对于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74年，王尔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英国牛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专门攻读古典文学。进入牛津大学是王尔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不仅有机会直接受教于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兼艺术教授约翰·罗斯金和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沃尔特·佩特，而且也获得机会陪同牛津大学的古历史学教授马哈菲游历希腊、意大利等地，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希腊的自然风光与文化传统。在牛津大学期间，他热衷于罗斯金的美学演讲，其“美为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对王尔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佩特否认艺术的教育作用，主张艺术与道德无关等观点及他所著的《文艺复兴》更被王尔德全盘接受。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1878年，自称为“美学教授和艺术评论家”的王尔德离开牛津大学，来到伦敦，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频频出入文学沙龙与聚会。追求与众不同的装束及舒适生活成为这一时期王尔德生活的全部。

1881年，王尔德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在伦敦问世，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一作品，它也未能给他赢得太多的声誉，但仍为王尔德此后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尔德在其相对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1895年王尔德的创作与声望达到了顶峰，也就在同一年，王尔德因为“有伤风化的行为”之罪名被捕入狱，最终被判劳役两年。劳役之苦与精神摧残的双重打击最终击败了一生纵情享乐的王尔德。1900年11月，王尔德于孤独中客死法国一家名叫阿尔萨斯的旅馆中。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是“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王尔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巨变推动着19世纪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是英国社会发生各种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科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迁。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832年《改革法案》实施后，政治权力从没落的贵族手里落入中产阶级的资本家手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了中期，英国达到了其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号称“世界强国”，然而在巨大的繁荣与富裕背后，也暗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贫穷与痛苦，越来越恶劣的工作条件、高失业率，最终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宪章运动”（1836～1848）[1]。此后的20年，英国社会进入了繁荣且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帝国逐渐衰弱，社会道德也日益腐朽。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权威观念的绝对服从。这一阶段英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中上层阶级掌握了对政治的绝对控制权，人们在精神和信仰方面表现出了对权威绝对的恭顺与服从。“维多利亚人在较长时间里对现实社会总体与权威力量是信任、尊崇而顺应的。在政治、法律、伦理、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家庭生活等方面，均以正统的权威观念为准则，甚至毫不怀疑而心悦诚服地接受。”[2]这种思想倾向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王尔德就是深受此思想影响的作家，他在其社会风俗喜剧《认真的重要》中就描述了两个女主人公格温多琳与赛茜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名叫“Ernest”的人，她们对Ernest的爱仅仅只是名字中“有某种激励人坚定信心的东西”[3]，她们盲目甚至近乎疯狂的爱恋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最真实态度。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权威的狂热、恭顺程度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可见，维多利亚人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就是不探究所谓权威观念的实质内容，而是毫不怀疑、不持异议地全盘接受。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反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自然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与矛盾。毋庸置疑，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社会发展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但是，正是在看似稳定、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帝国主义本身无法克服且愈演愈烈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个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与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4]这一时期英国的诸多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哈代等均在其艺术创作中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也表达了其不满的情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英国的文学创作深受欧洲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19世纪的伦理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主要特征就是伦理道德思想同文学主题的融合”[5]，哈代就是那个时代“执着于审美主义过去与现在，求索新的未来”的作家，“哈代小说的悲剧主义及其悲剧人物形象意义，主导方面在于抗议、批判那种粉饰维多利亚现实社会危机的、盲目的、虚伪的乐观主义”。[6]“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理论，而且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7]包括哈代在内的英国作家自觉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和批判那一时期的矛盾，是那个时期文学总的特点。

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原先被顶礼膜拜的维多利亚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他们开始怀疑广泛被遵从的家庭观、宗教观，逐步从“自我信赖走向自我怀疑，乃至自我否定”[8]。1872年，勃特勒在《乌有乡》[9]中就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规范、道德标准等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与讽刺，维多利亚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王尔德作为英国19世纪后期重要的作家，自然也加入到了反叛的行列中。不过，他高举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在“西方长期平衡的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迅速瓦解”[10]的时候，这不仅是对这一思想的反拨，更是在寻求一种审美的救赎，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有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有其发展的可能空间。首先，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出现，即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到19世纪末，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人们摆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同时，机器大生产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机器生产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其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末更加突显了现实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商品化了，物质至上、金钱至上成为当时人们的唯一追求。同时，物质财富的发展与经济萧条并存，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伴随着贫困和堕落，导致人们陷入了极度的彷徨和迷茫之中。“欧洲人失去了坐标，失去了普遍接受的文化标准，以及共同认可的关于人类和生活意义的观念。”[11]大部分人沉沦于悲观与失望之中，而一小部分文化精英则慢慢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于是要求艺术纯洁、文化纯洁的呼声逐渐成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一股强劲的潜流。[12]唯美主义思想的雏形正逐步形成。

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自然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的文艺复兴当然不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它实质上是一场以古典文化复活为外衣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欧洲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变革条件下的产物，是中世纪晚期欧洲世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进一步加速了欧洲的变革。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在文学、艺术、教育、政治思想等方面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它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不再以上帝为自然法的来源，而是从人性中去寻找自然法的来源。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狄德罗就十分强调对科学的追求，希望以理性主义代替宗教神学的绝对性。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学“上帝造人说”。这些无疑为人们追求更加科学、理性的世界做好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法国颓废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不再拥有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80年代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业社会的市侩风气，奉物质为万能的势利哲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道德，开口闭口的责任义务，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们讨厌的表里不一”，[13]这些都是促成唯美主义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在19世纪末，艺术的精神找到了完美的体现。为了达到精神上的逃避和解脱，唯美派作家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去寻找“美的无忧的殿堂”。唯美主义在其美学宣言中表现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精神，其实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评和维护艺术纯洁的积极思想。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唯美主义者处于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在物质万能的社会里，虚伪的政治法律制度只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开口闭口的道德规范也只不过是虚伪的摆设。此时，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美学观念已深入英国社会，特别是其“艺术无功利性”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唯美主义者顺应这一思想潮流，提出了他们的唯美主张。

由于18世纪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19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在文学方面，浪漫主义诗歌也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分化。保守的湖畔派诗人有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前者多描写大自然，后者则大多描写神怪故事；激进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有拜伦、雪莱和济慈。其中拜伦在其未完成的杰作《唐璜》中，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讽刺战争和宫廷中的黑暗，并谴责英国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济慈则是一位深受古代文学艺术影响的诗人，强烈追求诗歌之美。他在《希腊古瓮颂》里描绘了古瓮上若干有感染力的画面，表现了艺术品中永恒的美。[14]进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残酷，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宪章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小说家萨克雷创作的小说《名利场》充分暴露了19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中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实。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还有《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爱米丽·勃朗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作者乔治·爱略特。在19世纪中叶的诗人中，有兼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的阿诺德，有创建“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但丁·罗塞蒂，有重视诗歌形式和音韵之美的斯温伯恩，他们的思想与艺术创作与唯美主义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唯美主义者摒弃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也反对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是贪婪、丑恶和苦难的。唯美主义艺术创作保留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同时又加入了主观的特点。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从个人的主观层面上理解艺术和美的根源。唯美主义的产生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利思想和市侩风气的反拨。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90年代出现了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学。

王尔德虽然不及他同时代的萧伯纳、哈代、叶芝和詹姆斯那样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但是其倡导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以及在创作实践中所揭示出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伦理道德观，成为那一时期文学独有的特点。国内外对王尔德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研究者大多还只是就其唯美主义本身展开讨论，即使在研究具体的文本时，也是基于其唯美主义艺术的审美主张而展开，并已形成一定形式的研究定式。19世纪几乎所有的英国作家都将关注伦理道德问题作为那一时期的自觉行为。由于唯美主义艺术的特殊主张，研究者几乎不太涉及王尔德创作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实际情况是，他们忽略了“19世纪众多作家和作品都尽可能地描写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道德问题，表现时代的道德主题，并对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并企图提出自己的道德理想”[15]这一基本事实。可以说，关注伦理道德问题并表现与之相关的主题，是19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研究王尔德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以英国社会为背景的王尔德戏剧，将有其独特的意义，也必将会有全新的发现。本书试图全面地梳理王尔德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包括童话、小说、戏剧中丰富的伦理内涵，并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进行综合、归纳，以发现他在作品中所揭示的唯美艺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特点。

王尔德虽然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主张艺术不涉及道德。然而就其艺术创作实践而言，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伦理”“道德”这一主题：王尔德宣扬的唯美主义艺术主张在其创作实践中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他无时不在进行道德追问。王尔德在其创作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喜剧中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政治、婚姻家庭、爱情等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话题，有揭露、有批判、有讽刺，甚至还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的道德社会，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观。道德追求无时不在，道德理想无时不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王尔德的创作，是研究王尔德方法上的全新探讨，有利于更加客观地了解和解读他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