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帝制

这里我们先讲一个后来的事情。15世纪的正统年间，明朝的第六代皇帝——十二岁的少年皇帝明英宗曾将礼部尚书胡濙投入狱中，然后过了两三周又将其释放了，令其官复原职。胡濙此人自惠帝（建文帝）之后，侍奉了明朝六代君主，当时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而英宗随意处置的不止胡濙一人，但凡有谁不合其心意，都会被他投入狱中，随即再放出来。若说这只是少年君主意气用事当然也可以，然而事情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其实根本上，这是因为君主权力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在制度层面得到了确认。这种绝对帝制（此前学界一直在使用的术语是“君主专制”，不过我打算在这里另造术语，以明确表示此乃明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在明代首次出现的。但是，这种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实还是在元朝制度中。

一般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始于宋代，而此后是扩大强化的过程。但是这种考量并不符合元朝的情况。元朝的百官之首宰相被称为“丞相”。这个官名在秦汉时代已在使用，到了魏晋时代，这已经成为帝座的窥视者在登上皇位前的称呼。如此一来，“丞相”就成了特别尊贵的称号，唐以后就很少用了。而这意味着，臣子的地位相对于君主在逐渐降低。此称呼在元朝再度复活，这表明元朝臣子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这其中是有理由的。

其实非常简单，在蒙古制度中，皇帝，也就是大汗本来是由选举产生的。除了诸王，重臣也拥有推荐权。因此，元朝怎么都不能说是君主专制。虽然在世祖时，元朝废除了选举制而改用继承制，但是民族的习惯不是一纸法律就能改变的。

另外，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社会是封建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对接中原的政治制度。在这点上，反而是与日本德川幕府的老中制度相似。大札鲁忽赤（大法官）相当于日本的大老，大必阇赤（大书记）相当于老中。这四五名重臣负责协助大汗，统理军事和民政。

这种蒙古的老中制度被带到了中原地区。对此晕头转向的汉人思前想后，决定将这蒙古老中的汉称定为“丞相”，其机构称为“中书省”。虽然在忽必烈汗这种强势君主的时代，重臣无法兴风作浪，但是在他之后的元朝皇帝或是被逼退位，或是横遭弑杀，总之尽由重臣们摆布。即使考虑其颜面也不能说元朝君主强势。而这种情况在蒙古封建制中并不特殊。

元末群雄使用的都是元制。在这个战乱无日无之的时代，亦即在军事体制之下，蒙古封建制反而是有利的。朱元璋自己就曾做过龙凤政权的丞相，因此当然熟知此职可能成为君主代理的个中利害。到了和平时期，而且是重新采用了汉式体制之后，像这样拥有强大权限的职务就必须重新检讨了。

不过，在明初的草创期这种制度仍属必要。实际上北伐开始之后，太祖坐镇开封，留守的任务全都委托给了左丞相李善长。这里要提一下，在这个丞相制度上，太祖也深受人才匮乏之苦。

南京明鼓楼

李善长请辞丞相之后，太祖找刘基商量继任者的问题。太祖举出的第一个候选人是杨宪，这是太祖占领应天府（南京）时归顺的儒者，也是刘基的朋友。但是出乎意料地，刘基却极力反对这项委任，理由是：“他有丞相之才，却无丞相之器。为丞相者，持心要如水一般，一心只跟随正确的道理，而不能有一己之私。在这点上，宪并不合格。”太祖接着又举出了汪广洋，这是攻取太平的时候归顺的学者，诗书都是能手。而刘基的评价是：“为人偏狭又肤浅，还不如宪。”

最后太祖还询问了胡惟庸的情况，他是李善长提拔出来的人，李善长的侄子做了胡惟庸的女婿。而对此刘基回答说：“打个比方的话，此人就像是要弄断车辕的人物。”于是太祖对刘基说：“能做我丞相的，除了先生之外别无他人了。”但是刘基因病固辞，并对太祖说：“以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呢？请明主诚心求之。”②

结果太祖还是没有听从刘基的意见，先后任命此三人做了丞相。然而他们全都失败了，太祖只得又将他们杀掉。

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胡惟庸大逆事件之后，太祖废除了丞相之制，并公布了对子孙的遗言——不得复置此职，如臣下有敢上奏复置者，处以死罪。这大概也是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吧。考虑到这一职位的巨大权限，以及担任此职的人都先后如刘基预言的那样走向了堕落的结局，再加上实在难觅良才，才最终得出了不如不设的结论吧。

此时太祖刚满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皇帝事实上成了兼任的丞相，统辖着行政机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

但是如此一来，皇帝就没有了能为之分担责任的人，全部都只能一人独力承担。

而且皇帝身兼丞相，其公务之繁重也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后来的合格者，大概只有清朝雍正帝吧。

伴随着这种绝对帝制而来的是官僚推卸责任、君主怠慢公务，最终酿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这就是太祖矫枉过正的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