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梁旧雄”

加入红军之后，朱元璋作战有勇有谋，很快便得到主帅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不仅提拔他，而且还将义女马氏嫁给了他，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团结了一批能干之士，势力逐渐壮大。对于朱元璋的快速成长，郭子兴的部下，甚至郭子兴本人都逐渐产生了猜忌、排挤心理。为避免与郭子兴部发生正面冲突，朱元璋率领邵荣、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向南独立发展，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市），被红军所立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流域为主的政治群体，也就是《皇明本纪》里所谓的“濠梁旧雄”。“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3]在上古的历史中，濠梁河安静而祥和，庄子与惠施曾在此辩论人鱼之乐。而在元末的乱世，濠梁河却成为兵戎相见的战场，磨炼出了一个粗鄙但十分顽强的群体，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处于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还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甚至生前地位很低的一些武将，都获此殊荣。与之相比，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建立了很大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却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死后葬于故乡，比如智谋过人的刘基便是如此。可见，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身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与大家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李新峰指出，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定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4]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之中的兄弟反目和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对群臣形成了习惯性的猜疑。

为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用了三种方式。

一是重用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第三武将。但即使对于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成为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取胜的关键，为后来朱元璋战胜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这次战役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居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遭受怀疑，据说他最后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二是广收义子。朱元璋将军队中作战勇敢、富有谋略的年轻将领收为义子，借助这种拟制血亲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朱元璋义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战功卓著，家族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约“濠梁旧雄”。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进入到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核心地区——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积极招徕这两个地区的士人。这些士人可称之为“江浙士人”，他们充实各级政府系统，与武将群体一起管理政权。朱元璋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加强政权治理，另一方面也有让他们制约武将集团，尤其是“濠梁旧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东四名士”（刘基、章溢、宋濂、叶琛）。而其中尤为朱元璋所倚重者，便是很有谋略的刘基。朱元璋将刘基引入核心决策层，使之分割“濠梁旧雄”的军政权力。

可见，在创立政权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之下，奉行十分谨慎的政治立场，防范任何反对派的出现，从而竭力将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