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祠堂里的小学

从历居山“共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下小学教书，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报到，三月七日正式上班。

山下小学，位于无名河的下游。门前，是一条伴河而建的乡村干道。或许是因防洪需要，校内地面远高于路面。

这里原本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祠堂。进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很大的庭院。右边，顺着院墙往南是一小片绿地，几棵樟树和桃树下，分别码着几副小型石头桌子及石墩子。这里是供学生课余时间休息的地方。

左侧，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戏台子，坐西朝东，俯视全校。戏台台面距地面很高，即便是成年人也很难爬上去。粗大的木柱子，举着高高的屋顶，让人不由得产生敬畏。

穿过庭院往东，是另一个地面高出两个台阶的U形院落。它的正东面，是一个建筑高大、空间宽敞的开放式厅堂。这里过去应该是宗族首脑们的议事厅，彼时是学校老师集中办公场所。厅堂的背面过去应该是祭祖重地，彼时是课堂之一。院落的南北两边，是木结构主体、砖墙加外走廊形式的房屋，均为初级班课堂。

过庭院往北走，登多级台阶，穿过一间通道，是另一个长方形院落。这里四面都是带外走廊的房屋，大间的是各高级班的课堂，小开间的是各位老师的宿舍及私人备课、批改作业场所。

这所包括一至三年级即初小和四至六年级即高小的“完全小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利用民间大祠堂建立起来的。彼时，我们一个生产大队三个自然村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生，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群星似的孩子们，都在这里上学读书。

自然，我也是在这里完成小学学业的。之后去到设有初级中学和完全小学的“下徐中小学”读初中，然后由彼推荐上历居山“共大”。

“共大”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山下小学。但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淘气顽皮的学生，变成了年仅十七岁的民办教师。

或许是因为职教人手紧，或许是出于对当时稀罕的专科毕业生的重视，一开始校长即安排我担任二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授课老师。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二话没说接手便干。

彼时，老师们都很忙，连校长都要讲课。于是，从事先备课，到上台授课；从关注学生听讲，到批改作业；从沟通协调相关老师，到全班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没有人给我做过培训、提示，也不曾有教学指导书籍，自然不知道什么教学技巧，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探索。

但有一点，我内心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要让我的学生把课本上的知识都学会和掌握，要全班同学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个都不落下。奇怪吧？顽皮学生当了老师，竟也希望所有学生都是乖乖仔。

班里有三十多名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最好”和“最差”的那两个。一个是班长童小瑶。她五官端正，皮肤黝黑，一头齐肩乌黑的短发，一张天真灿烂的圆脸。更突出的是，她聪明机灵，学业优秀，一点就通，所有任课老师都很喜欢她。

另一个，是朱姓男生，瓜子脸，白皮肤，小嘴总是合不拢，有时甚至情不自禁流口水。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男孩。他不但不淘气，而且很是听话。可就是记性差，反应迟钝，作业总出错。

为了让学生们学会并记住生字，我规定在抄写生字的作业中，谁写错了一个字就罚抄三行。这位同学，出错后再次对着书本抄写，竟然继续出错，三行都是同样的错字！那就责成他再抄写九行，结果呢？九行都错！我又气又急，真想抽他。可他呢？任我怎么批评，他一如既往地摸着脑袋、咧着嘴，哼哼哈哈……

还有一个下半年才入学的插班女生，年龄比同学大几岁，个子也高出一头。由于年龄等原因，学习成绩相对不错。所以，除了个高外，我对她没有特别印象。不过，若干年后探亲时，居然听说她曾暗恋老师……

在不到一年的任教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多位良师益友。

一个是单身校长廖新兵。县城里人，科班出身，为人和善，家境良好。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曾陪他去相亲。在我入伍离别时，他特意写了一首赠别诗，现在只记得前两句了：新兵送新兵，友谊在心中……

另一个是教师大姐徐水英。她较早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文化素质和教学水平较高，是学校里的师资骨干，若干年后接任了校长。在工作和生活上，她对我多有关照，我也一直很尊重她，后来每每回家探亲都会特意上门看望。

还有一个是我曾经的老师，后来的同事加朋友朱今生。朱老师主教数学，虽然左眼受损、视力不好，但爱钻研，授课能力强；不仅非常敬业，而且性格倔强。他不时会和别的老师甚至校长争吵，但唯独与我亲密无间。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去水库里撒网捕鱼，不时去他家吃饭。入冬的时候，他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我上门去看望，说着说着他突然跑下床，扑通一声跳进自家冷水缸里去了，把我吓得不轻。

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个敬业无私、可敬可亲的好老师，却罹患癌症。我在调入北京工作后不久，曾帮他入住空军总医院，准备做切除手术。可上了手术台开腔后，却因癌细胞扩散只好又缝合……枉受多一重苦难，无功而返，不久离世，享年五十岁。去世前，在新任水英校长的持续努力争取下，县上才批准将其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公办老师病故，享有抚恤金等待遇），算是得到些许的慰藉。

为了方便教学和备课，在任教期间，我多数时候都在学校住宿。闲暇之余，自己学吹笛子，或者独自吟唱。晚间，空荡荡的校园里，清脆的笛声会打破乡村的寂静，将某种文艺气氛吹向远方。

周末的时候，偶尔还会和其他老师一起上山“打猎”。有一次，在离学校不远的山林里，我蹲在地上用铳瞄准大树枝头的一只野鸽子。铳响之际，不知道什么原因，铳枪火药竟然在从枪管爆燃往前推出钨砂射击的同时，从装药处喷燃出来，把我右侧脸颊都给烫伤了。所幸并无大碍，有惊无险。

一九七二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来自福建的陆军到本县征兵，我完全没有“弃笔从戎”的念想。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陆军征兵的撤了，换成北京空军征兵。这时，我突然改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背着父母去参加征兵体检和政审，最终经过一系列程序，排除某些人的无端阻拦，终于在父亲和时任公社副书记的堂亲吕金柱三姑父的支持下，获准从军。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我穿着一身还没戴上领章帽徽的戎装，背着背包（军被）和水壶，与其他应征者一起，被公社用卡车集中送到县城的火车站。

在站台上，话别学校的校长和同事，告别兴奋激动的堂亲二姑，辞别瘦弱无助而又依依不舍的父亲，我顺着人流跨入运兵专列“绿皮车”车厢，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别过了，短暂而又令人回味的教师生涯。别过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别过了，那些可敬可亲的师长和朋友。别过了，那给我启蒙教育，让我的人生全新启程的，祠堂里的小学！

（谨以此篇纪念中国教师节！）

2020年9月9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