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旧钞本之制作方法及装帧形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日本旧钞本之具体制作方法与主要装帧形态。

从钞本形态来看，现存日本的旧钞本，大致可以分为有界和无界两种，即施有乌丝栏（大多用来抄写汉籍）与没有乌丝栏（大多用来抄写和歌类的假名作品）。但两者于制作书写之时均有严格的规定。没有乌丝栏的钞本，或是先将纸张折叠出均一的押界，以保持书写匀称（参见后附图2-10）。或是使用一种被称为“丝挂”辅助的道具覆盖于各纸之上进行书写，以保持装裱之后各纸间天地以及行间距的一致（图2-6）。而画有乌丝栏的钞本，则一般是先在一模纸上画上乌丝栏，然后将其放在所要书写的纸叠上，用细针穿透各栏线的接头之处，于下面所要书写的各纸之上留下表示栏线的“指示穴”（图2-7）。这样的话，各纸在画上乌丝栏时天地栏线就不会出现偏差，行间距也基本会保持一致。要之，如果是同时抄写的纸张，其装裱成卷轴之后一般不会出现接缝处天地栏线大幅度不一致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判断古钞本是否经过后世补页改装的一个重要指标。

图2-6 日本书陵部藏旧鹰司家本《次第折帖并纸界》

图2-7 日本书陵部藏室町前期写本《教训抄》，三角形中的针眼为横界指示穴，圆形中的针眼为界线指示穴

比如，现藏于大东急纪念文库的旧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十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属于慧萼七十卷南禅院系统本忠实的传钞本。但是，如细审其卷头，则知此卷原应收有八十五首诗（图2-8-1），但是现存之卷十二只抄录了与宋本无异的二十九首作品。也就是说，据此可以判断出，此卷轴在用南禅院本为底本抄写装帧完毕之后又被改装过。再审视原卷，就不难发现从抄录“真娘墓/长恨歌传”（图2-8-2，“虎丘寺”三字右侧留有被裁断的痕迹）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之五纸有些蹊跷，纸张颜色稍异，显非第一次抄写时的原卷页。而“遂令天下父母心，不”一纸与后一纸“重生男重生女”粘接处乌丝栏底线差距甚大（图2-8-3），前纸基本可推定为后人重裱入的别纸。根据本卷两纸粘接各处所写入的训注，又可确定这五纸当是日本嘉祯二年（南宋端平三年·1236）以“唐摺本”重校之时所剪贴补入的。这样一来就可推知，此处原来五纸当抄有白居易《长恨歌序》以及其他五十六首诗歌。嘉祯二年重校之时，为与“唐摺本”所抄作品保持一致，将原来五纸剪去，再将新写入的陈鸿《长恨歌传》之五纸贴入，改制成了现存之文本。据此，我们又可以推断出，慧萼传抄的南禅院七十卷本卷十二，当时应该是没有书入陈鸿《长恨歌传》的。(6)

图2-8-1

图2-8-2

图2-8-3

另外，在许多公私图书机构还藏有不少双勾填墨本，这些本子主要是一些日本古代书法名家如小野道风、尊圆亲王等手迹的模造本，内容大多为比较风行的唐人诗卷。这些卷轴，很大一部分是室町时期以后文人用来学习名人书法的描红本。因此，大部分双勾填墨本一眼就能辨识出来。但也有一部分属于专业作伪者所为，此类卷子则大多为搨模本，其所使用的双勾墨线极细，墨色极淡，几乎很难用肉眼辨认出来，文字填写的笔势也比较精巧。不过，双勾填墨本的总的特征是墨迹比较轻飘，力度不够。即便给予了厚重的装裱，还是会给人一种墨字浮飘于纸面的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最好用显微镜对卷轴上所书写的文字进行通检。细心的话，就一定能够找出被掩盖于文字之下的双勾淡墨底线。

此外，笔者还在日本皇家藏书之禁里本中看到过一种非常特殊的旧钞本。其卷轴半是真迹，半是双勾填墨。这种旧钞本与一般伪作性质又有所不同，乃是天皇家藏书之正副系统本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天皇家宫中的重要藏书，一般都会准备两到三套副本分藏于诸亲王家，以备万一宫中失火图书烧失。但一般来说，副本系统大多为模造本。这种半是真迹半是双勾填墨之特殊形态的卷子本，或是因为原卷特别贵重，才会出现这种分割原卷而将其制作成多个卷轴的现象。换句话说，万一其中某一个卷轴烧失，也不至于原卷之真迹全部玉碎。如现藏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长恨歌》钞本（原有栖川宫亲王家藏禁里本，图2-9-1、图2-9-2），仔细判读的话，便可以看出是一个属于这种形态的本子。其中间部分之《长恨歌序》为尊圆亲王亲笔，序前《长恨歌传》与序后的《长恨歌》则为精巧的双勾填墨。从这个卷轴的形态可以看出，过去被日本学界误认为伪作的《长恨歌序》，在天皇家的学术传承之中其实一直被认定为是白居易本人作品，而且此卷作为秘藏本在皇家藏书群之中也具有相当高的权威。

图2-9-1 2-9-2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旧有栖宫家禁里本尊圆亲王亲笔《长恨歌并序》，其后《长恨歌》为尊圆亲王笔迹双勾填墨本

从装帧方式来看，现存日本所藏旧钞本大都为卷轴装，这是因为卷轴装在日本古代属于最高形态的书籍装帧方式。卷轴的制作方式与中国大致相同，但要注意的是，镰仓以前日本宫廷以及大学寮的卷轴装帧方式并非遵循唐制，而是一直沿袭了隋制，轴头分红琉璃（玛瑙）、绀琉璃（玛瑙）轴、漆之三品（图2-10）。另外，日本的旧钞本大多还配有木箱，以利于保存。当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木箱不一定均为原物，大部分是后人为了保护卷轴所配制的（图2-11）。但是，木箱表面的墨书或者其盖内所贴附的文书，是我们鉴定古钞本之作者及判明此卷之传承经纬的重要文献。如现存于东山御文库别馆的九条本《文选》，其木箱内就附有一张贴纸，书有“古 文选 二十四卷 右东寺胜觉院权僧正 故摄政殿进上之 庆安三年九月十四日”。从内容可以看出，这张纸是日本庆安三年（清顺治七年·1650），九条本《文选》被献入宫中之际所留下的鉴定书。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内厅图书寮的学者确实是将这些卷子归类为古本之萧统编三十卷系统本。

图2-10 日本正仓院藏光明皇后亲笔御写《乐毅论》，押界纸，轴首为红玛瑙

图2-11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尊圆亲王笔《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