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旧钞本之本文鉴读方法述略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来鉴定旧钞本的本文。前文已经谈到过旧钞本之补页补纸的问题，这里再来谈谈鉴定本文文字改动、识读旧钞本之奥书（卷末识语）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旧钞本均是手写文字，因此为了书写方便，常会使用一些省笔字。不知道这一现象的学者，往往在校勘时将其误认为错字，或将其当作无法辨认的误字，不解其意。现将笔者所掌握的部分省笔符号列于表2-1，以供大家参考。

表2-1 省笔字对照表

其次，虽然在过去的旧钞本研究中没有提到过，但我们认为，可根据卷中是否施有栏外行间注将其再分为两大类型：无训注本与有训注本。无训注本当属定本系统，即藏书机构中用来转抄的底本，因此其卷内不施训注，如我们所熟悉的《文选集注》就是这类本子。这类本子为了保持抄写美观，在校勘时发现抄写错误一般也不会予以涂抹，而是在错抄的文字之旁注上一个小圆点或点上两小点，学界一般称之为“见消点”，即提示阅读者注意这些字在卷中属于误字，无须阅读（图2-12）。

有训注本则大多是古代文人用来讲学或者自己学习所用，日本旧钞本中的大部分卷子，如旧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九条本《文选》都属于这类本子。我们在利用这类本子时，对其本文文字的鉴定尤其要小心，其书写时不一定保留原本的字样，有时候会因个人书写习惯而改用当时通用的字体（现在我们大都将其视为俗体字）。根据正仓院文书记载，奈良时期日本文人所参考的字样书主要是《文字辨嫌》。此后的平安时期主要使用《九经字样》或《颜氏字样》等，镰仓时期以后则基本使用《龙龛手镜》。而江户时期常用的字样则可参照德川光圀编刻的《草露贯珠》。常见有学者根据某钞卷的俗体字去推测其为六朝写本系统或唐写本系统，其实这种根据单一钞卷的推测往往有欠精确的。在研究字体、字样时应该考虑到这一时段文人整体的书写习惯与书法规范。如近有学者以日藏史记某残卷的字样为重要证据去判断此残卷为六朝系统钞本，却忽略了此后诸如旧钞本《白氏文集》甚至更晚时期的日僧所撰写的佛典疏论写卷中都曾频繁使用过这些字体。其结论是否可靠，也就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我们确实可以根据某些特殊的书写字样或俗体字形去铨定这一钞本大致的抄写时期，却很难就据此上溯去判断这一文本系统祖本的形成时期。就比如我们现在的简体字中，采用了某些六朝隋唐时代的草写体，但显然没有人会据此判断我们现在阅读的文本就是六朝隋唐的文本。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认识到训注本往往是一个“生命体”，这是因为这类本子的本文大多不会是一次成型，之后的卷轴利用者往往还会根据自己学习或讲学的需要，对本文文字以及卷轴形态进行反复的调整与删改。比如，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前面已经谈到，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在抄写之后还历经过三次校改，特别是第二次校对时根据“唐摺本”对原文字作了部分改动。其文字改动所使用的方法有二：一是用胡粉（白粉，类似于现在的涂改液）直接覆盖原文字，再在上面改写新的文字。采取这种方法大都是因为原文字明显的误抄。二是先将校出的文字异同用小字注写在原文旁。经过再次校对之后认定为需要对原文字进行调整的部分，则用胡粉将原文字以及小字注全部覆盖上，再将小字注写入行间正文（图2-13）。

最后，再让我们来谈谈旧钞本卷末识语的问题。日本学界一般称之为“奥书”。因为这种奥书不同于一般的书画题跋，所以本文还是使用“奥书”这一名称。

奥书是我们鉴定旧钞本抄写时期、所用底本及流传经纬之最为重要的依据。奥书又分本奥书与书写奥书两种，本奥书一般是在奥书本文文头右旁书有一小字“本”，表示此奥书均是从原本转抄的。录有本奥书的卷轴肯定是重抄本。我们可以根据本奥书的内容来确定其文本的底本来源与传承经纬。

书写奥书则为书写于卷轴上的原有奥书，其内容多为何时何人为何书写（图2-14）。但由于这种奥书大都属于抄写者的私人行为，因此其行文极为简略，很容易引起误解。在鉴定这类书写奥书时，一是要特别注意其笔迹是否和钞本原文一致，二是需要对其文意反复斟酌。比如，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日本永享元年（明宣德四年·1429）写本《长恨歌并序》就是一个对奥书鉴定失误的典型例子。过去之所以将其定为永享元年写本，这是因为其卷末写有一行：“永享九年仲冬下旬之涯。誂或人令书写毕，则点之。点本颇证本也，尤秘藏。桑门隐士行誉。”然而，此奥书之后其实还书有两条异笔识语，前一条文为：“于时文明第二历仲夏天。卿公依勤学萤电之志，草于三井玉泉坊。虽为秘藏本，奉付属表（裱）之。释弘誉春秋二十九。”后一条文字笔迹与前一条又不同，文为：“文明十九年二十五。性秀于朝卫中置旨有函之也（以下文字无法判读）。”综合以上三条奥书，就可知道这个卷轴非永享元年写本，当是源义朝之子义园（1155—1181）的亲笔钞本。义园年少之时便出家圆城寺（即三井寺），法名卿公圆成，曾任后白河天皇之皇子圆惠法亲王的坊官。永享九年，行誉命人根据义园本另外制作了一个副本，又怕后人不知道此本之贵重，因此在卷末补上料纸写下了“点本颇证本也，尤秘藏”之奥书，文中“点本”乃是指此原本，并非重新制作的副本。再从第二条以及第三条奥书来看，日本文明二年（1470），弘誉大概是接到了将此卷奉入宫中的命令，因此又在行誉奥书之后补上了说明此卷书写者以及地点的第二条奥书。而第三条奥书文末最后一段文字虽因纸张虫蛀破损已无法判读，但根据前面残存的一段还是可以知道，这个卷轴被奉入宫中之后，日本文明十九年（1487）二十五日，一位叫性秀的人奉旨将其收入木盒之中。由此一来，就可将这个钞本的年代推近约三百五十年，定为平安末期旧钞本。且其极有可能就是源家卿公圆成之学习所用的亲笔钞本，传承明白有绪，其钞本之可信程度，也就不容置疑了。(7)

此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如神鹰德治所述，日藏旧钞本之贵重不只限于其文物价值，更在于其文献价值。由于这些旧钞本均传承有绪，传写时保留了隋唐钞本的基本原形。因此，即使是晚至江户时期的双勾填墨本，其本文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另外，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并非现在保存于日本各大图书机构或博物馆的古钞卷均为不二真品。如有些古钞卷在明治时期曾被随意鉴定，甚至还有人拿着伪钞卷以假充真牟取暴利。笔者曾撰文谈到过，在日本江户末期明治初期，出现了以京都学者西村兼文为首的一批古典书籍作伪高手，其手段之精，技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这些人制作的唐天祐二年（905）刊陶渊明《归去来辞》古印残页、日本延喜十三年（后梁乾化三年·913）刊记的《文选》古印残叶及各类古文书古典籍，竟然能够轻易骗倒黎庶昌、重野安绎、神田香岩等一代名家，(8)至今为某些收藏机构介绍为珍品。而后，书志鬼才岛田翰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识高，又杜撰出一批子虚乌有的宋本与旧钞本，这些乌有的本子依旧被许多学者奉为珍宝。因此，我们在鉴定旧钞本时，除了从卷轴形态以及书写风格入手，最好还应仔细解读奥书以及确认本文具体内容，同时广泛查阅相关时期的古文书记录或公家日记，尽可能参照相同时期的卷轴或者同一系统的别本。只有如此，才能尽量减少失误，提高自己的旧钞本鉴别能力，正确判断钞卷的抄写年代与形态类别，以免受到伪作本的欺骗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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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以外的学术界有关古钞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文献，对于这一领域之学术体系的建构，可参考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 当然，具体到现存日藏古钞本之细分类，笔者认为还可以将其再细分到唐钞本、榻摹本、旧钞本、覆钞本、选钞本、集注本、校定本、校注本、增补本、伪作本之十类。于此可参见拙稿《日藏古钞本汉籍文献学之构筑与伪本举例》，第303届中国文艺座谈会“中日周秦汉唐文学学术的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周秦汉唐读书会（2019年3月9日—10日，于日本九州大学）颁布资料。

(3) 有关和纸的研究，可参考以下几种文献：竹田悦堂：《和紙要録》，文海堂1966年版；寿岳文章监修：《和紙希觀文献集》，光彩社1975年版；春名好重：《和紙百談》，淡交社1977年版；前川新一：《圖錄 和紙の文化史年表》，思文阁出版1988年版；宍仓佐敏：《古典籍古文書料紙事典》，八木书店2011年版。

(4) 参见宍仓佐敏：《古典籍古文書料紙事典》，八木书店2011年版，图版第36页。

(5) 这种制笔方法，应该是继承了六朝时期的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制笔古法，于此可参见蔡邕及傅玄的《笔赋》。另外，这种笔还极有可能就是白居易所谈到的鸡距笔，于此可参见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十八收《鸡距笔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2—873页。

(6) 对于此卷的具体考证，可参考拙稿《新校〈白居易传〉及〈白氏文集〉逸文汇考》，《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9—19页。

(7) 对于此卷的具体考证，可参考拙稿《〈长恨歌并序〉之歌辞结构及传本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一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9—253页。

(8) 于此可参见拙稿《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期，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5—167页。另外，本文图片来源如下（未注明出处者为笔者摄影）：图2-2，《思文閣古書資料目錄第二百二号 善本特辑第十九辑》，思文阁2007年版；图2-3，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圖説書誌学 古典籍を学ぶ》，勉诚出版2010年版；图2-4、图2-5、图2-10，奈良博物館：《平成七年正倉院展目録》，1995年；图2-6、图2-7，栉笥节男：《宮内庁書陵部 書庫渉獵：書写と装訂》，株式会社おうふう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