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亲社会行为的模型

随着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思考：为何人类会牺牲自身的利益，在意他人的利益，对亲社会结果有着强烈的偏好？较为知名的是深思熟虑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在做出亲社会行为之前，需要克服、控制自身的自私行为冲动（Stevens and Hauser，2004；DeWall et al.，2008；Steinbeis et al.，2012）。该模型还认为，人类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一切以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也就是说，人类的自私是一种天性自带、直觉性的行为，属于原生的第一系统冲动。当人类需要牺牲自身的利益做出亲社会行为时，他需要对自己内在的这种自私冲动进行控制。因此，该模型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属于理性的第二系统行为。换句话说，人类的自私自利行为是属于本能系统，而亲社会行为并非是人类的天性，它的出现需要个体有一定能力对自身的自私冲动进行控制，如果对于自私冲动的控制能力较弱，亲社会行为则很难出现。

然而，随着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者们对于这一模型提出了质疑：亲社会行为究竟是属于需要控制的行为还是直觉性的行为？为此，研究者们综合了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的各类研究，提出了亲社会行为的直觉性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围绕着三个重点展开：第一，亲社会行为的自动化；第二，亲社会行为在神经机制层面的价值表征；第三，亲社会行为出现在人类的婴幼儿阶段。首先，相关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的出现是属于自动化的行为，不需要个体过多的努力与控制。从反应时角度出发，亲社会行为的反应时显著短于自私自利行为（Rand et al.，2012）。从认知控制角度出发，研究者增加了个体的时间压力或者认知超载，却并没有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Cappelletti et al.，2011；Cornelissen et al.，2011；Schulz，in press）。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了直觉性模型的观点，即亲社会行为是直觉性的行为，不需要个体过多的认知努力与自我控制。其次，支持直觉模型的研究者认为，如果亲社会行为是属于一种需要个体进行自我控制的行为，那么其在神经机制层面的表征应该与自我的认知控制相关脑区有关，例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扣带回前端（Hare et al.，2009；Ochsner and Gross，2005）。然而，亲社会行为相关神经机制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是与其腹内侧纹状体及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关（Tricomi et al.，2010；Mobbs et al.，2009；Zaki et al.，in press）。腹内侧纹状体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情况与奖赏行为有关，包括对于初级奖赏——食物、次级奖赏——金钱的追求行为（Zaki and Mitchell，2013）。研究者认为，追求奖赏的行为属于人类的天性行为，不需要认知控制的参与。由此可见，亲社会行为并非属于需要认知控制的行为，它应是一种直觉性、人类天性中就已存在的行为。最后，支持直觉天性模型的证据是关于亲社会行为在人类生命早期出现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在无外界奖励与引导的情况下，18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会做一些亲社会行为了，包括帮助他人、为他人提供信息等（Warneken and Tomasello，2009）。稍大的幼儿已经会做较为复杂的亲社会行为了，例如宁可舍弃资源也不会对资源做出不公平的分配行为（Shaw and Olson，2012）。我们知道，婴幼儿时期人类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所以婴幼儿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研究者们认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亲社会行为，说明亲社会行为是人类天性中存在的行为，而不是需要认知控制才能产生的。如果亲社会行为的出现是以个体对自己的自私冲动进行控制为前提的，那么这种行为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婴幼儿时期。

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一个共情—利他模型。该模型认为，亲社会行为的出现主要受个体的强烈的共情影响。强烈的共情感受会让个体产生一种强烈的要帮助他人的动机，这种动机会促使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甚至会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Baston等研究者们完成了多项社会心理学领域及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行为实验，证明了共情感受的增强会诱发他人的帮助行为（Batson et al.，1991；Batson and Ahmad，2001；Batson and Moran，1999；Batson et al.，1988；Batson et al.，1981；Batson et al.，1991）。个体的共情能力还可以预测他在某一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Davis et al.，1999）。此外，研究者们还发现，剥夺有着强烈共情的个体帮助他人的机会，会让他感受到强烈的不安感（Batson et al.，1988）。捐赠作为一类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也会受到共情的影响。研究者们提出了捐赠决策的二阶段模型，认为捐赠决策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个体需要决定是否对他人进行捐赠，这一阶段受到个体自身情绪的影响；第二个阶段中，个体需要决定捐赠多少，这一阶段受到个体对他人的共情感受体验的影响（Dickert et al.，2011）。此外，有研究表明，共情能够预测儿童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共情水平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McMahon et al.，2006）。由此可见，共情感受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以上研究作为基础，研究者们还研究了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第一，个体的年龄对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儿童群体中，共情能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第二，对个体的共情水平进行测量，使用的工具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共情的测量工具包括ES量表、IRT量表、ECS量表、QMEE量表与BES量表。其中，IRT量表、ECS量表、QMEE量表所测的共情水平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较低，ES量表与BES量表所测的共情水平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较强。之所以如此，研究者们认为，原因在于共情测量工具所测的共情维度不同。例如，ES量表包括了三个维度：认知、情感与行为，它所测得的是共情心理机制的完整成分，所以能够更好地反映个体的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关性。BES量表从个体共情的认知情感维度进行度量，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共情水平。IRT量表同样测量个体共情的认知与情感维度，但其中的个体忧伤子维度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无相关性，无形中降低了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QMEE量表与ECS量表仅仅测量了个体共情的情感维度，缺少了认知维度与行为维度，不能很好地反映个体共情的完整成分，所以测得的共情水平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较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让研究者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干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方向。通过各类手段，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增强其同理心，有助于亲社会理念的形成，从而促使亲社会行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