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1848：德意志的革命

“德意志的历史迎来了转折点，却没能发生转折。”A.J.P.泰勒的作品《德国历史的进程》出版已近80年，但他在书中对1848年革命的著名论断仍历久弥新。保守派精英竭力压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起义与政治动荡却席卷了整个欧洲。但在德意志，这场革命的形式多少有些不同。此时，德意志人的民族归属感正不断加深，但对德意志未来统一的具体形式，人们因构想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最终，1848年革命未能给德意志带来立竿见影的实质性变化，却激发了许多股持续影响着德国历史的强势力量，这些潮流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

随着1840年莱茵河危机引发的民族主义热潮逐渐退去，主持德意志邦联的当权者们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对社会与政治改革停滞的不满情绪再次出现。人们对年老的梅特涅主政的奥地利不再抱有任何期望：捍卫旧制度可谓是这位侯爵30年政治生涯的唯一主题。于是，自由派与改革派人士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不是曾一再承诺立宪，直到1815年维也纳和会召开前夕还重申过这一想法吗？政治活动家们在19世纪30年代发起多次集会，敦促他兑现承诺，但随着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持续发热后去世，被埋葬在他心爱的王后路易丝身旁，许多人逐渐谅解了这位老国王，并对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抱有期待。不过，新王打碎了他们对变革的幻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留下一句名言：“我和我的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他坚信君权神授，认为自己的权柄来自上帝而非国民，和臣民缔结契约的想法与他的理念背道而驰。

如果执政的是其他君主，德意志人民或许还会容忍这种观点，但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最近几代普鲁士国王中，恰恰是最缺乏领袖魅力的一位。他从小就被朋友和家人称呼为“比目鱼”，这个绰号是在嘲笑他身材臃肿、脖子短且仪态糟糕。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除身体特征以外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他在政治上缺乏眼光，又拙于口舌，他的政治形象与他的体态一样不堪。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无论国王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把他当成一个笨手笨脚、优柔寡断的蠢货。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起初想通过略微放松审查制度、释放部分政治犯来讨好改革派势力，这些尝试却被视为笨拙的政治作秀。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即日后成为第一代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威廉亲王却跃跃欲试，想要在掌管国王骑兵的职位上扬名立万，这无疑让国王的处境更加糟糕。每逢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面对暴动或游行示威而踌躇不定时，威廉亲王都会出兵介入，以流血与暴力镇压骚乱。威廉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军人才能对付民主派。”比目鱼国王和暴虐亲王的组合在激进派及温和派人士中都引起了反感，进一步煽动了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之火。

政治上的高压氛围逐渐令改革派无法忍受。1819年由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共同通过的《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规定当局可以合法囚禁乃至处决政治改革派人士。这些决议以当时逐渐兴起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为弹压对象，取缔了爱国者兄弟会及各种左翼报纸，禁止教师在各类院校中传授自由派思想。这一高压体制迫使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士流亡海外，大量思想家和哲学家像马克思一样将根据地转移到巴黎或伦敦，依托那里自由的出版环境继续发表观点。

不过，如果没有在19世纪上半叶席卷德意志与欧洲各地，并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的一系列社会危机，革命或许还无法从知识分子的幻想变为现实。工业化对西欧造成了空前剧烈的社会经济冲击，随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迈入工业时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空间高度拥挤，生活条件严重恶化，疾病频繁暴发，传统的家庭内部互助机制走向崩溃。在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驱动下，一个庞大的半熟练工人阶级逐渐发展成形。与之前散居于乡村的民众相比，这些成群蜗居在城镇地区的工人更容易受到政治运动影响。在1841年付梓的著作《奥地利及其未来》（Austria and its Future）中，奥地利自由派政治家维克托·冯·安德里安—维尔堡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在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充斥着物质生活的苦难，又有哪个时代的人类像今人这样受过如此深重而骇人的创伤？在一个富裕的、不断发展的文明世界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孤苦无依，被人遗忘，只能独自面对无法名状的悲惨生活。”

面对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潮流，无力竞争的技术工人与手工业者也深受打击。1844年，数千名西里西亚织工发起了一场与30年前英国卢德派暴动类似的大规模骚动，人们大肆毁坏工厂机器，试图挽回自己的生计与职业。普鲁士当局派军队前去镇压，但局面完全失控，士兵最终向人群开火。虽然国王对织工的苦难不无悲悯之心，但流血的事实无疑被视作其暴政的罪证。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等政权批判者迅速提笔控诉这一事态，舆论的愤怒达到危险的顶峰。从1844年到1847年，小麦、黑麦的歉收与马铃薯病害的肆虐，令本就因工人工资降低、大规模失业和粮价上涨而惨淡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一份题为《德意志的饥馑与德意志的贵族》的匿名小册子总结了时人的强烈不满：“饥荒——它像沙漠中的野兽，瘦骨嶙峋，眼窝深陷，游荡在德意志大地上，四处袭击猎物。它掠食的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吗？不，它和其他猛兽可不一样：这头怪物只吃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可怜人。”即便当局对这些作品有所管制，也无法平息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激愤。1848年3月，革命终于在欧洲全境爆发了。

1848年3月13日，人们在柏林市中心的王宫前举行了相对和平的游行集会。王宫坐落于施普雷河河心岛上，这座宏伟的巴洛克式建筑长久以来都占据着柏林城市景观的中心地位，而从1845年起动工新建的庞大穹顶，又让这座宫殿的建筑高度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97英尺。这座崭新的穹顶是根据国王亲自设计的方案建造的，它象征着空前崇高的普鲁士王权，也成了民众集会的绝佳背景。这些集会的最初目标主要是解决民众的饥饿和生活困难问题，但在激进派、改革家、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煽动下，民众的诉求逐渐政治化，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与他的弟弟感到恐慌。国王像往常一样犹豫不决，威廉亲王则决定出动骑兵镇压民众，并对人群开火，导致多位平民身亡。流血事件令民愤彻底沸腾，人群再也不愿屈服于军队的淫威，示威者没有四散奔逃，而是构筑街垒，使抵抗的战线一步步深入至柏林市中心，令冲突在3月18日趋于白热化。最终，300名平民与100名士兵丧生，约700人身负重伤。因担心形势进一步恶化，手足无措的国王选择妥协，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吊诡的一幕：次日，在游行中遇害者的送葬队伍经过宫殿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也来到阳台上脱帽致哀。两天后，他甚至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与示威者一起走上柏林街头。这位君主过去十分憎恶德意志的三色旗，就像斗牛看到红布那般恼怒。而现在，他自己也身披三色旗，骑在马背上沿街游行，仿佛他已体谅了臣民的愤怒。但私下里，国王尖刻地坦承，他的怀柔姿态只是保全政府与自己人身安全的权宜之计。在上街游行后的第二天，他给威廉亲王写信道：“昨天，我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在众人注视下，假装心甘情愿地披上三色旗……等这招一奏效，我立刻就把旗子从身上扯下来！”

随着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在柏林爆发，政治气氛迅速变得活跃起来。国王似乎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改革仿佛近在眼前。全德制宪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因此也被称为法兰克福议会），同时，普鲁士国民议会也在柏林召开。二者分别进行了首次选举，议会再度为自由主义者所主导。人们立即开始筹划德意志的统一大业。会议还起草了一部以德意志皇帝为核心的宪法，确立三色旗为国旗，并将《德意志之歌》定为国歌。在那时，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创作的歌词有着极为强大的影响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之歌》的曲调原本来自约瑟夫·海顿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谱写的赞歌，此时的人们却唱着同样的旋律，鼓舞德意志国民将祖国置于“世间最崇高的地位”。这句歌词的原意是让德意志人放下多年来阻碍民族统一的（地域、党派或各类团体中的）排外心理，但在近100年后，由于纳粹德国政府对这句话的重新解读过于偏激，后来的德国政府便无法再沿用了。当今的德国国歌采用的是《德意志之歌》原词中的第三段，首句就体现了1848年革命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统一、正义与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在浓厚的乐观主义气氛鼓动下，刚刚于2月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卡尔·马克思一度决定返回祖国，但这一切终将化为泡影：一场反革命的浪潮已经暗流涌动。1848年秋天，国王首先将普鲁士国民议会驱逐出柏林，随后又下令将其彻底取缔。与此同时，法兰克福议会也陷入严重分歧，代表们不得不寻求普鲁士国王出面领导，勉力维持议会团结。他们提议拥戴弗里德里希·威廉为德意志皇帝，希望能在皇帝领导下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但弗里德里希·威廉本人拒绝了这一提议，称自己绝不会接受一顶“从革命的种子里长出的”皇冠。从1849年到1850年，革命者起草的各种地方及全国性宪法都被削弱或彻底废除。法兰克福议会因内讧而解体，哈布斯堡与霍亨索伦两大王朝也逐渐恢复自信，发起了旨在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运动。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局面。

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虽然普鲁士军队扑灭了德意志各地的革命余烬，但是人们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已经浮现，普奥两国的传统派势力再也无法压制住这股力量。如前所述，这股潮流在普鲁士早已蔚然成风，但在19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南部地区也出现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势头。拿破仑曾与南部的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等邦国结盟，这些邦国的军队与法国人一起攻入柏林，击败普鲁士，这给德意志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对法国人离间德意志各邦的险恶手段深感不满，决心建造一座“瓦尔哈拉”英灵殿（Walhalla），向世人昭示自己对德意志团结的支持。“瓦尔哈拉”于1842年正式开放，以表彰所有取得过杰出成就的德意志人，它除了要求入祀者“必须说德语”之外，不对籍贯、性别、阶级或宗教信仰做任何限制。就这样，即便在对普鲁士的新教君主统治最警惕的巴伐利亚，一种对德意志统一的浪漫向往也已生根发芽。

不过，1848年的风波也暴露并激化了许多矛盾，它们将在之后许多年里引发德意志社会中的种种分歧，直到帝国成立后仍挥之不去。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许只是一本其貌不扬、篇幅短小、工艺简陋的灰色小册子，但其中蕴藏的理念将会撼动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将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强大驱动力，令当权精英与中产阶级在恐慌中做出过度反应。由这些思想催生的阶级意识将成为与地域、文化和宗教差异同样强大的力量，在德国社会中制造新的隔阂与矛盾。俾斯麦和威廉皇帝都担心令其恐惧的共产主义终将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席卷德国与欧洲，于是两人都竭力煽动防御性民族主义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潮，这种煽动策略在19世纪上半叶曾屡屡奏效。

即便如此，1848年革命仍巩固了德意志的民族之梦。这场革命催生了一面共同的旗帜、一首共同的国歌，也为德意志各地已然发展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展示了切实的希望。此外，通过将皇冠献给普鲁士而非奥地利，法兰克福的全德制宪国民议会实质上为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划定了边界，“大德意志”（Großdeutschland）与“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即不含奥地利的德意志）两派由来已久的分歧至此得到解决。现在，德意志人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民族概念。德意志的历史或许没有在1848年迎来泰勒所说的那种转折，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思潮都已经迈出了各自的发展脚步。现在，那个由维也纳和柏林掌控的旧制度，只剩下大约20年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