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1840：两个德意志的交锋

维也纳和会期间，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密切关注着各国的谈判局势，期待着新的欧洲版图上能够诞生出一个更趋统一的德意志。然而，由于奥地利帝国极力遏制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主导下实现紧密联合的趋势，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遗憾落空。此时的普鲁士仍承认奥地利的强势地位，希望建立一种普奥合作的新体系，通过某种形式的联盟对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共同施加影响。普鲁士方面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点，德意志各邦需要一个拥有实质权力，可以制定并落实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中央政府。与此相对，奥地利方面却担心这样的动作会令自己失去更高等级霸权的身份，下降到与普鲁士王国对等的地位。因此，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以奥地利为首，建立一个更松散的德意志邦联。鉴于主导维也纳和会的英奥两国一致赞成，会议的最终决议还是摒弃了普鲁士提出的方案，采纳了梅特涅的设想，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由此成立。

德意志邦联不但令普鲁士精英阶层失望，也让很多不久前在抗法战争中倾尽所有、期待着从这场伟大斗争中创造实质性结果的普通人深感失望。这一方案并非没有积极的一面：新成立的邦联至少没有让德意志倒退回邦国分立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为了控制自己新征服的德意志土地，拿破仑曾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德意志各小邦结成莱茵邦联，该组织在1808年包括了36个邦国，只有奥地利、普鲁士这两国及其附庸被排除在外。德意志邦联在很大程度上复刻了这个广泛而松散的联盟模式，只是将成员国的数量增加至39个。与数百个政治实体拼凑而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比，这或许标志着一种进步，但在权力的集中程度上，德意志邦联并不比神圣罗马帝国强多少。邦联唯一的共同机构“邦联议会”（Bundesversammlung）本质上并不是对各邦国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只是一个定期召开的外交官会议，这样的机制无法主导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层面的协作。更令普鲁士感到屈辱的是，德意志邦联的主席始终由奥地利担任，没有任何轮换或选举安排。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对“德意志邦联组织松散”的旧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指出所有成员邦国都不能退出邦联，邦联法律的效力在原则上也凌驾于各邦法律之上。这两点都符合史实，但在现实中，除了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抵御外敌侵犯以外，德意志邦联从未对所有成员国施加过统一的决议。与神圣罗马帝国相比，德意志邦联朝着德意志统一迈进了一步，它的成员国数量更少，更易于协调，各邦在遭到攻击时，其他邦国也负有共同御敌的军事义务（相比之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能通过谈判与诸侯达成脆弱的联盟）；但归根结底，这个“德意志邦联”不过等同于一项共同防御协定。

邦联方案在爱国热情高涨的理想主义者之中引起了巨大的不满。与奥地利主导的松散邦联相比，他们本希望采取更加实际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德意志问题。这些爱国者梦想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依旧无比渺茫。在抗法解放战争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余波中，还有很多承载着这种不满情绪的历史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在德意志各大学建立的社团“兄弟会”（Burschenschaften）。从那时起，耶拿大学便成为这些社团的精神故乡，这一地位至今依然没有改变。1815年，德国最早的大学兄弟会在耶拿大学成立，其成员将黑、红、金三色旗帜作为社团的旗号。这些热忱的知识青年因民族主义理想在维也纳和会中落空而愤怒不已，于是开始组织集会游行，最终为1848年的革命埋下种子。在1817年“瓦尔特堡节”和1832年汉巴赫（Hambach）城堡学生游行等活动中，他们的思想不断碰撞，最终汇聚成一股寻求民族统一，呼吁民主、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的声音。

青年学生们的呼声在知识界得到了诸如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他们都与耶拿颇有渊源）等人的支持。近来的研究发现，将这两位哲学家称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19世纪晚期思潮的产物，这种定义并不妥当。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的学者试图把费希特与黑格尔奉为帝国意识形态的鼻祖，关于这两人的片面却又经久不衰的形象由此诞生。不过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这两位思想家极富影响力，并且对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时期，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等民族主义作家也在呼吁德意志统一的政治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由他作词的歌曲《什么是德意志祖国？》（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曾几乎被奉为实质意义上的国歌。

在大众文化领域，格林兄弟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推动了德意志文化统合的进程。在1812年到1815年间，他们将诸多德国童话故事汇编出版。这些故事的内容并无原创之处：此前几个世纪里，大灰狼、被困在塔中的女孩和森林里的巫师一直是德语恐怖童话的主题。不过，通过将口传童话结集出版，格林兄弟为这些故事赋予了统一的书面语言形式。他们有意识地生产面向全体德语使用者的文化产品，力图统一人们的语言模式、道德观念与童年记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形成共同的文化纽带。很多童话故事都以服从为主题，故事中的儿童常常因为不听长辈的教诲而遭遇可怕的命运。《小红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小红帽的母亲吩咐她带着蛋糕和红酒穿过黑暗的森林，前去探望生病的外婆。母亲在出发前明确叮嘱年幼的女儿不要偏离道路，这一情节本不见于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法语版，是格林兄弟添加进去的。当然，小红帽最终还是在大灰狼的引诱下偏离了道路，大灰狼得以抢先一步赶到外婆家吃掉了外婆，又在狡诈的乔装改扮后吃掉了天真的小红帽。在这种故事的熏陶下，每一个德国儿童都牢牢记住了不听从长辈教导的可怕后果。森林是格林童话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它总是充斥着危险与黑暗，与安宁祥和的村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故事里，勇敢的男性猎人总是敢于踏入险境，成为拯救局面的英雄。由此，一套普遍的文化意象与道德形象也通过故事被创造出来。这些童话故事看似无关紧要，但共同的童年文化记忆对群体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觑。连同抗法解放战争中的牺牲所铸就的强大纽带，格林兄弟对德意志语言和文化施加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了德意志的“民族”（volk）归属感，即身为“德意志人”的自我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时常成为右翼政治的代名词。但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曾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想色彩。和格林兄弟一样，那时不少人都相信民族文化、认同和语言中蕴含着真正的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等浪漫派画家在当时大受欢迎。卡斯帕常常在画作中描绘俯瞰着德意志标志性景观的忧郁人像，强调德意志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神秘联结，他在1818年绘制的名作《云海漫游者》便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例。在这之后，绘画界开始热衷于描绘女神日耳曼尼亚（Germania），这位孔武有力的巾帼英雄时刻准备着投身战场，她是德意志民族的人格化象征。与日耳曼尼亚女神形成对比的，是象征法兰西的女神玛丽安娜（Marianne），她在绘画中往往更显阴柔，代表的是自由与美，而非勇气和斗志。就这样，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德意志携手并进。

在维也纳和会后，欧洲各地的保守派当权者仍忙于压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则呼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希望能够借此建立起拥有实质权力的议会政治，削弱君主的专制统治。当这些民族主义者看到几大欧洲强权合谋维护现有政治秩序，拒斥改革的现实情况后，他们感到极度失望。但自由主义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就很难再受到控制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在1813年号召志愿兵入伍抗法的演说中不得不对国民做出让步，如果此时在这些问题上食言，只会激起民众的愤怒。在整个19世纪30年代中，各地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大，却越来越频繁。1833年4月，一些学生甚至试图扰乱邦联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议事会，局势一度紧张到普鲁士与奥地利都派兵进入法兰克福维持秩序。德意志内部的两大强权虽然彼此对立，却在同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两个邦国的政府都不惜任何代价压制一切激进政治改革的呼声。普鲁士与奥地利共同领导了一场保守派反攻，力图遏制德意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它们引入了审查制度，对德意志人民的政治活动严加监管。然而，这种高压体制只会让愤怒情绪持续发酵，直到1848年，民众的怒火终于爆发。

普鲁士在1815年分得的莱茵河流域为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鲁尔区的煤田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田之一，亚琛附近与萨尔地区也有大量的煤炭矿藏。此外，科布伦茨附近的矿区储有大量铁矿石，其他重要资源如铅、锌、铜、板岩等，储量也十分丰沛。不过，在这些资源中，煤炭的地位最为重要。由于本国经济以农业为主，领土多位于中欧工业欠发达地带的奥地利当初并未意识到，这片莱茵河畔的沃土将给普鲁士带来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人曾称莱茵兰地区为“普鲁士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这一说法恰如其分。

现在，普鲁士面对的唯一难题在于如何利用德意志邦联机制，最大程度地开发其西部新领土的经济资源。因为王国的新版图被分成互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普鲁士不得不与夹在中间的小邦国逐一谈判，商定越境交通和关税规则等一切具体事宜。莱茵兰地区庞大的经济资源诱发了一场铁路兴建热潮，这里也具备大规模铁路建设的条件。1838年，普鲁士王国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但这只是个很小的开端，普鲁士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以英国为首的其他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中一日千里的发展步伐。为此，德意志各邦的经济协作不仅仅是有益的，更是必要的。鉴于奥地利不可能伸出援手，普鲁士决心单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在1834年设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梅特涅侯爵对此不以为然，奥地利因此也从未加入该组织。关税同盟的确立，使德意志各邦能够协同规划基础设施，自由调动人员和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德意志的工业潜力。关税同盟也让普鲁士得以从经济上统合德意志，这是参加1815年维也纳和会的列强没能预见到的。到1866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地图上的范围已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版图极为相近，史学家威廉·卡尔（William Carr）曾准确地将这一组织描述为“撬动德意志统一进程的强力杠杆”。

但在19世纪30年代，无论德意志各地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上的融合趋势有多么强大，真正能让德意志人团结起来的不是话语或金钱，而是来自境外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德意志的老对手——法兰西。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的波旁王朝复辟政权，将奥尔良公爵家族的路易·菲利普扶上王位。虽然新的君主政权与人民主权的原则紧密联结，君主权力如今来自人民而非神授，但奥尔良王朝的统治仍然不断受到共和派势力的挑战，这些人希望彻底消灭君主制。因此，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成了路易·菲利普在位时的统治重心。1840年，随着法国当局在埃及扩大影响力的图谋失败，由此引发的“东方危机”在法国国内外造成极为难堪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动摇了法国的君主政治。为了转移公众对这场惨败的注意力，时任法国首相的阿道夫·梯也尔决定在靠近法兰西本土的地方制造新事端。他提出法兰西与德意志应以莱茵河为天然疆界，还动员了近50万志愿兵，以表明自己态度严肃。公平地说，法国政府对梯也尔的举动很不满，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在当年10月罢免梯也尔，任命立场更温和的弗朗索瓦·基佐继任首相。而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邦联也发挥了它的外交职能，力求和平解决危机，但一切为时已晚。关于拿破仑战争以及更早时期法德冲突的种种痛苦记忆在两国民众间掀起了民族情绪狂潮。在德意志地区，新的爱国歌曲不断涌现，例如尼古劳斯·贝克尔的《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绝不会落入他们手中》（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的《守卫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作词的《德意志之歌》（Das Deutschlandlied），它至今仍是德国的国歌。作为一个夹在俄法之间，缺乏清晰天然边界的欧陆国家，德意志的民族性格对外部侵略的威胁极度敏感。无论什么政治主张、童话故事还是经济利益，都不能像外敌威胁那样在德意志人心中唤起保卫民族的强烈情绪与深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