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 —1862：“容克疯少爷”崛起

诞生于风云际会的1815年的奥托·冯·俾斯麦，其人生经历常常与历史大事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他的父亲卡尔出身容克贵族，即普鲁士王国的地主贵族阶层，其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申豪森庄园的主人；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则是一位内阁大臣的女儿。从父母那里，俾斯麦继承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集极端保守的政治直觉与无比精明的权术谋略于一身。作为这个算是体面，却并非特别显赫的家庭的次子，早年的奥托曾长期对自己的前途与立身之所感到迷茫。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他曾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年轻的俾斯麦大量饮酒，四处留情，还热爱赌博，在读大学期间欠下巨债，但他似乎也从中享受到了不少快乐。俾斯麦后来曾吹嘘自己在大学的前3个学期里就进行过28场剑术决斗。在短暂地从事过法律行业、政府文官职务与军队工作之后，他在1839年回到父亲名下的领地，但在波美拉尼亚乡间管理田产的生活无法让他感到满足。从1839年到1847年，乏味、失意与孤寂构成了俾斯麦生活的主旋律。为弥补日常的乏味，这一时期的俾斯麦更加肆无忌惮地饮酒、打猎、谈情说爱，甚至在当地博得了“容克疯少爷”（the crazy junker）的名声。1845年，俾斯麦在写给一位老同学的信中抱怨道：“我的伴侣只有狗儿、马匹和乡下的容克贵族，只因为我在阅读和写作上驾轻就熟，穿衣像模像样，那些乡下贵族就对我颇为敬重……我抽的都是非常上头的雪茄，一喝酒很快就能把宾客们灌得倒地不起。”在1847年迎娶善良谦逊的约翰娜·冯·普特卡莫之后，俾斯麦的个人生活才走上正轨，她将作为俾斯麦的终身伴侣，为他提供人生的避风港湾。此时正是1848年革命浪潮的巅峰时期。

184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下旨召开普鲁士议会之后，俾斯麦决定成为议员，但他只是被要求代替另一位因病无法出席的代表履职。不过，俾斯麦被这段从政经历彻底吸引住了，政坛的种种钩心斗角、阴谋诡计与唇枪舌剑都令他感到愉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俾斯麦承认政治在自己心中“激起了不间断的激情，让我几乎无心吃饭睡觉”。俾斯麦擅长在演说中展现他非凡的语言天赋，同时毫不妥协地坚持极端保守主张。作为一个极具才华而又冷峻无情的政治家，他很快就在政坛打响名声。俾斯麦冷峻的政治形象也在1848年革命期间进一步深化：当年3月，得知柏林爆发街垒战斗的俾斯麦以为弗里德里希·威廉有难，一度武装起一群农民，给他们配发了霰弹枪，打算前去支援国王。但在听说国王改弦易辙，与抗议者一道骑马游行之后，俾斯麦又迅速站到国王的对立面，试图说服国王的弟媳奥古斯塔亲王妃支持政变，将她的丈夫威廉亲王扶上王位。奥古斯塔从未宽恕过俾斯麦的这次背叛，即便成为普鲁士王后，乃至德意志帝国皇后，她也始终将俾斯麦视为不忠、狡诈的政坛阴谋家。

在1848年革命之后，俾斯麦致力于恢复国王的权威。在他的游说与协助下，一份颇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报纸得以在普鲁士创建、发行，那就是后来的《十字报》（Kreuzzeitung）。与此同时，他鼓动别人采取行动的游说能力也逐渐为人所知。1849年，俾斯麦再度入选普鲁士议会，在国王拒绝接受德意志帝国皇冠时表达了自己对君主的全力支持。为感谢俾斯麦出色的幕后运作，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在1851年对他委以要职，派他到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出任普鲁士代表。就这样，俾斯麦成为普鲁士在邦联中的实际代言人。

利用这一新身份，俾斯麦开始在邦联议会中孤立普鲁士的宿敌奥地利。因为时任奥地利代表的弗里德里希·冯·图恩（Friedrich von Thun）伯爵始终认为在决定德意志诸邦事务时，奥地利的地位应高于普鲁士。俾斯麦被他的高傲态度激怒，两人频繁爆发争吵。最终，在奥地利要求进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市场时，矛盾达到了顶峰。图恩伯爵轻描淡写地承认此举将令德意志经济的重心向南（奥地利）移动，但他补充说这一变化符合正常规律。俾斯麦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普鲁士的时代已经到来，自己绝不会将“普鲁士这艘精良的护卫舰与奥地利那艘锈迹斑斑的老旧战列舰绑在一起”。随后，俾斯麦还故意挑战了邦联议会授予图恩伯爵的主席特权，即只有主席能在大会中抽烟。在与图恩伯爵就仪式规程的琐碎细则进行了一长串激烈争吵后，俾斯麦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取出一根雪茄，大摇大摆地穿过会场，来到邦联主席的座位前，向图恩伯爵借火柴。这场外交挑衅在激起愤怒的同时也充满戏谑意味，令这位好斗的“容克疯少爷”乐在其中。一些报纸报道称，就连某些不抽烟的议会代表也养成了在议会抽烟的习惯，以模仿俾斯麦的挑衅姿态。还有一段插曲体现了俾斯麦的好斗作风，当时俾斯麦与老对手格奥尔格·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在普鲁士议会中的争吵不断升级，逐渐失控。那是在1852年3月23日，芬克在一次议事期间挖苦道：“我知道的（俾斯麦的）外交成就，只有那根点燃的烟。”这番哗众取宠的言论也引起了现场的喧哗与吵闹，当现场终于安静下来时，俾斯麦本人甚至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过，他端坐原位，冷静地回应说芬克的父母似乎没有好好教他怎么讲礼貌。被彻底激怒的芬克向俾斯麦发起挑战，要与他进行生死决斗。两人各自写下了遗嘱，但没有向至亲透露消息。芬克甚至指明了自己的埋葬地点，还将写给妻子的动人信件托付给一位朋友，若是自己身死就把信转交妻子，还要“温和地”向她传达噩耗。俾斯麦的妻子约翰娜此时怀有身孕，因此他找到妹夫阿尼姆—克洛赫伦道夫，若自己不幸丧生，就请妹夫照顾他的遗孀与孩子。3月25日清晨，在一位医生和几名证人的陪同下，两位决斗者来到柏林郊外特格尔（Tegel）的一片草地，由俾斯麦和芬克都信任的路德维希·冯·波德尔施温格担任裁判。此人紧张地询问这场分歧能否以和平方式解决，芬克对此没有拒绝，但俾斯麦似乎有些太投入了，他只愿在射击的次数上妥协，从原定的射出四发子弹减少到一发。按照约定，两位决斗者彼此背对着缓缓走出15步后转身开枪，但子弹没有击中任何人。目睹此景，波德尔施温格声泪俱下地请求两位决斗者握手言和，将此事彻底放下。虽然两人都没有在这场决斗中受伤，但这起纠纷还是助长了俾斯麦的凶悍名声。

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严重撼动了欧洲协调体系的脆弱平衡。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逐渐崩溃，东欧与中东的大片土地行将成为列强竞逐的对象，俄国在这片权力真空地带上的扩张，就遭到了法国、英国和苟延残喘的奥斯曼帝国的强烈抵制。现在，普鲁士也要做出抉择。在1850年所谓“奥尔米茨协定”中，普鲁士屈辱地承认奥地利的强势地位，宣布不再寻求以“小德意志”方案解决德意志问题，而是继续以德意志邦联为框架决定泛德意志政策。鉴于邦联的本质仍是一份共同防御条约，其主席国也始终由奥地利担任，奥地利政府要求其他38个成员国集结15万名士兵，以支援英法，胁迫俄国。但普鲁士和绝大多数德意志小邦都不能从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中获得任何显而易见的好处。此时，普奥两国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而俾斯麦作为邦联议会的普鲁士代表，就身处这场风暴的核心位置。他从容地无视了奥地利方面的动员要求，从而让其他小邦也有了如法炮制的胆量。需要注意的是，俾斯麦的想法并不是挑唆其他邦国对抗奥地利，以建立一个由普鲁士主导的统一德意志国家；恰恰相反，俾斯麦的核心主张是，自己作为普鲁士在邦联议会中的代表，只能为普鲁士的立场代言，因此不会让自己的王国卷入对其没有好处的冲突。大多数小邦对此都有同感，于是也纷纷效仿俾斯麦的做法。最终，奥地利遭到彻底孤立，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深。

185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风，由威廉亲王摄政。在这之前，威廉亲王已经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铁腕作风，但他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政治才能。1848年革命结束后，时代的风气发生转变，自由主义开始崛起。这股思潮不再被视为大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妄想，甚至开始被统治精英阶层的沙龙所接纳，马克斯·冯·福肯贝克（Max von Forckenbeck）就是一位风头正劲的自由派人物。出身传统贵族家庭的他在1861年创建了秉持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进步党，但他即便是在普鲁士的精英阶层中，也收获了无数人的敬重与好感，以至于他后来被任命为柏林市市长，在19世纪70年代亲自主持、见证了这座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崛起。虽然普鲁士议会在1848年初设时加入了有利于上层阶级的三级投票制度，但在这一时期的选举中，自由派议员仍然强势地占据了多数席位。威廉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了，1848年革命的幽灵仍然挥之不去，他将不得不设法与自由派合作，以保全普鲁士的国体与君主权威。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在困扰着威廉：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曾显露出支持自由派的立场，因此有可能成为未来自由派叛乱者的傀儡。1848年革命爆发时，弗里德里希只有16岁，但柏林风波仍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858年，弗里德里希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这位公主也叫维多利亚，作为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理念的热忱支持者，公主的父亲阿尔伯特亲王对这桩婚事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这对颇有权势的年轻贵族夫妇将会在时机成熟时，着手实现普鲁士的民主化变革，并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威廉亲王则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这一自由主义的梦魇成为现实。在兄长于1861年1月2日驾崩后，威廉亲王继承王位，正式成为普鲁士国王，他表达了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意愿，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所谓“新政时代”由此开启。

此时，一贯务实的俾斯麦也意识到，只有追随国王的新路线，才能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向新国王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事实上这份备忘录因为篇幅太长而被称为“一部小书”），提出普鲁士应扩张自身影响力，建立全德意志联盟。然而，这份提案没有得到回应。此时的威廉急需向自由派人士表明自己的合作意愿，而俾斯麦已经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头号斗士，所以国王不可能在此时让人们看到他会倚赖这位容克贵族出身的政治家。因此，从1859年到1862年，俾斯麦先后被派往圣彼得堡和巴黎担任外交使节。鉴于俄国与法国是当时的强国，这两项任命都不可谓不重要，但在出使外国期间，俾斯麦远离了柏林政坛，留下威廉国王在那里与自由派博弈。

当时，政坛上最大的问题是普鲁士陆军。威廉和他的近臣们对普鲁士陆军现有的规模和组成感到忧虑。自1815年以来，普鲁士的人口从1100万增长至1800万，但普鲁士陆军的总兵力仍维持着15万人的水平。相比之下，法国陆军的规模是普鲁士的2倍，而俄国陆军的规模更是普鲁士陆军的7倍，这意味着普鲁士在欧洲建立外交影响力的尝试变得更加困难。此外，曾在抗法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后备军”此时仍是普鲁士陆军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加入这一部队的年轻人大多怀有理想主义热忱，希望继承1813年爱国者们的遗志，团结起来保卫德意志祖国。这意味着后备军中有很多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效忠对象不是普鲁士王国及其君主，而是他们不懈奋战，渴望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家。面对这样一支规模有限，而大批士兵对国王的忠诚度又不够牢固的军队力量，威廉及其顾问自然会感到不安。如果1848年那样的变局再次降临，这些一心渴望着将普鲁士王国铸造成德意志帝国的士兵，还能不能被动员起来保卫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他们会为了维护旧秩序，而向那些过去一起参加兄弟会和政治社团的同志开枪吗？威廉想要确保自己的军队绝对听从指挥，因此他与1859年就任陆军大臣（War Minister）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伯爵一道制订了一项改革计划。普鲁士陆军的规模将逐渐扩张，士兵服役期被延长至3年，更重要的是，“后备军”部队将被撤销。如果计划得以实行，普鲁士王国将拥有一支规模可观、忠诚可靠的军事力量，为当局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坚实后盾。

然而，自由派主导的普鲁士议会被这项改革计划彻底激怒。经过漫长的争论，罗恩也未能成功胁迫或诱使议员们接受自己的改革提议。有了1848年流血冲突的前车之鉴，议员们担心政府改革陆军只是为了制造政治压迫的工具。在“新政时代”的掩护下扩张军力的威廉，似乎也只是在重施1848年3月其兄长弗里德里希·威廉一边假意披着三色旗上街，一边筹划反革命阴谋的故技。此时的自由派在政治上更有自信，他们坚定地与罗恩对抗，在1862年投票否决了军事预算。精神崩溃的威廉一度考虑让位给儿子弗里德里希，让这位立场偏向自由派的王储收拾政局，这又令罗恩大为恐慌。1862年9月18日，罗恩向此刻正在巴黎的俾斯麦发出那份著名的急电：“再拖下去就危险了。快回来！”（Periculum in mora. Dépêchez-vous!）

接下来发生的事预示了威廉和俾斯麦二人今后的关系。接到罗恩的电报后，俾斯麦急忙赶回柏林——他既怀抱着控制局势的责任感，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在与国王的长谈中，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威廉的焦虑不安、骄傲自我等种种情绪。俾斯麦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在出使法兰克福、圣彼得堡和巴黎之后，他的天赋能力更加精进了。对于这种谈话，俾斯麦游刃有余：他噙着泪水向国王表示，王位归属是个原则问题。威廉若让位给他的儿子，无异于将王位拱手让给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此举不仅背叛了神授王权，也背叛了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与他那些普鲁士国内外的朋友都想要瓦解普鲁士的王权，从而打造德意志的王权。这种事情绝不能发生。面对俾斯麦的劝说，威廉自己也潸然泪下，询问俾斯麦是否愿意协助自己拯救普鲁士，俾斯麦随后向他许下了无条件效忠的誓言。1862年9月23日，奥托·冯·俾斯麦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威廉已经完全依赖俾斯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