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谨慎的舞台
R.斯奈特“对非个性的道德谴责”，意味着社会角色受到侵蚀，个性统治的时期开始了，也即心理形态的文化开始了，当代渴求“我”的真实或准确本质的困扰也开始了。自恋不仅标示出一种对自我意识的热情，还表明一种对揭示“我”的内心的热情，现实中蓬勃发展的传记及自传或心理化的政治语言都证实了这一点。惯例为我们所压制，而“非个性的问题，只有当我们错误地从个性的视角来审视它们的时候，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一切都应当被心理化，应以第一人称来表述，要自我介入、昭示自己动机，要随时释放个性与情感，表达内心感受，一旦做不到这些，人们便陷入一种不可原谅的劣行之中，它寒冷而莫名。在一个以心理的尺度来衡量的、“体察入微”的社会里，正如里斯曼所点评的那样，真实性与可靠性成为主要的道德，而被内在的自我所湮没了的个体，感觉到越来越无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我们成了“没有演技的演员”。自恋纠缠于心理上的真实面目，弱化了人们驾驭社会生活的能力，口是心非由此变得不可能了，“由于致力于让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相同一，将情感表达问题与情感真实性问题相联系，人们因此出现表现性不足的问题”。个体越要摆脱习俗与惯例来寻找真实的自己，个体之间的关系则越发“相互算计”、难以交往，悖论的出现自然难以避免。对直系以及近朋的诉求越多，人们则越不堪承受对他人倾心嘱托的辜负。因此，体察入微是专横的，是“不合礼貌的”，应当要尊重别人的私生活，也应当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礼貌是捍卫别人的‘我’，使其能乐与他人相伴的一种活动。而加以掩饰则是礼貌的精髓……掩饰越多，则将有越多的高雅的精神面貌得以复兴，高雅的爱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要求有一些壁垒以及一些普遍的规则，只有如此，方能保护好彼此；反之，淫秽的私生活则会大行其道，生机勃勃的社群便会化为乌有，人际关系则成为“破坏者”。公众角色的淡化以及对真实性的强求产生了一种不礼貌，这种不礼貌有两个表现：一是通过将自我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舒适的内心，并拒绝与城市里的“陌生人”建立无谓的联系而表现出来的；二是借助于降低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并相应地凸显一些排斥现象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不复存在了。由此，在街区范围内，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情感，人们友好相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是排斥行为，或截然相反，是归并行为……博爱所团结的仅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团体，而拒绝一切与其无关的那些……内部的支离与分歧便是现代博爱的结果”。
我们可以直接表明，自恋弱化了情趣，它与“角色”这个概念不能并存，但这样的断言却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僵化的惯例束缚了人们的行为，因而受到了旨在取消各种规约、软化各类严格限定的个性化进程的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拒绝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限制并渴望得到更多的真实与自由是确切无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能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社会规章的约束。个性化进程不能废除规约，但可借用一些新的规则以使其意义不再，这些新的规则主旨在于精确塑造一个心理平衡的人。也许可以知无不言，但不要歇斯底里，说您想说的，但不要付诸行动；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即便言辞尖锐，但有助于抑制肢体暴力的发生；过分关注内心的活动，则就相应疏远了肢体暴力，这种视线的转移，使得心理“脱衣舞”成为谋求社会和谐及控制的一种工具。真实性不仅是一种实在的心理现实，它还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任何地方的自由主张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张扬自我也应当要遵从一些新的规范，心理分析师的诊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政治人物的文字风格或“亲切的微笑”等莫不如此。不管怎样，真实性应当回应我们对它的期待，且要与惯常的特征一致，过于洋溢的表现、太戏剧化的话语不再有真诚的效果，表达真诚应当采用一种淡漠的、热情的和交流的风格，太过或者不及，便是小丑，便是神经质。在一个预设的框架内，要求无保留地、畅通无阻地表白自己（就这点，稍后要进一步细化）。寻求真实性而非自发性，这并非自恋在退步，但是进步也并不能一蹴而就。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小“伎俩”以及劳动领域内的尔虞我诈与“弄虚作假”表明，掩饰的技艺以及伪装丝毫没有失去市场。面对死亡，诚恳是绝对被禁止的，人们应当对于濒临死亡的人隐瞒真相，而当亲人去世之时，人们也不必表现出痛苦并假装“冷漠”，[35]阿里埃斯（Ph.Ariès）说，“谨慎看起来是当代维护尊严的一种形式”[36]。自恋并非情感的自由奔放，而是自我隔绝，也即“谨慎”，是“自我控制”的工具以及符号，尤其不要过度，不要洋溢，不要紧张，以免外露自己，这就是自我封闭；“有所保留”或内向化成为自恋的特征，而非“浪漫的”显摆。
心理主义不在于鼓动排斥或者制造宗派主义，而是相反，它在于缓和由于个性化所造成的矛盾、贬逐以及僵化的对抗。宽容主义战胜了道德主义或者纯洁主义，冷漠也凌驾于狭隘之上。太沉湎于自我的自恋放弃了宗教争斗，不再关注那些伟大的教义，它所在意的是那些捉摸不定的且没有什么堂皇理据的个人生活方式。个性化造成人们对于冲突的冷淡，促进“缓和”。在个性化的体系内，分裂与异端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由此，在一个“重视演出者的主观感受并淡化行为的客观特征”的社会里，对行为以及教条的非实体化进程开始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政治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缓解局面出现了。与倡导排斥的教条主义相反的是，为了实施心理诱惑而让“内容”中性化了的体察入微，在让冷漠普遍化的同时，也让一项和解的策略得以实施。
“在人际关系中，越体察入微，则让人越痛苦、越难以交往、越相互算计”，考虑到主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斯奈特的结论则就没有说服力了。礼仪习俗怎能阻止人们相互诋毁、相互残杀？公众文化又怎能轻视残暴与仇恨的情绪？意识争斗只在钩心斗角的时代才能获得极大发展？显然，一种与冷淡的自恋明显背离的且幼稚的善恶二元论（掩饰等于文雅，诚恳等于不文雅）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么，针对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只存在着两个问题：“是谁造成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又是谁将这变成我们时代的主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