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现在是末世吗？

克里·拉什所作的悲惨实录，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末世论；社会越是展现宽容的形象，冲突实际上也就是越激烈、越普遍。就这样，人们从阶级斗争的形式过渡到“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斗争”形式。经济界充斥着一种纯粹的竞争，它不具有任何的道德或历史意义，对“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士”以及对财富的崇拜，曾经作为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如今这已经结束了，自此以后，“成功”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心理意义，“对于财富的寻求没有别的目的，仅是激发敬仰和嫉妒”。在我们自恋的体系内，为了获得提拔，每个人都要奉承上司，大家都渴望被人所妒忌，而不是受尊敬。我们的社会不关心未来，我们的社会像是一片官僚主义的丛林，这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其中盛行的是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竞争与欺诈。私生活本身不再是一个避难所，其中也呈现着这种广泛争斗的态势，部分交流专家从中总结出一些心理特征，用于确保个体能在这混沌的状态中占有一种支配的地位，而一些新的策略，如“断定疗法”，则试图让主体从焦虑、罪责和卑微的情感状态中解脱出来，以免被对手加以利用达到自己目的。人类的公私关系成为主导性的关系。这是以冷淡诱惑及恫吓为基础的冲突性的关系。在新女权主义的影响下，男女之间的关系最终也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种关系不再有维护谦恭礼貌的和平规则。马斯特斯（Masters）、约翰逊（Johnson）、凯特·米利特（Millett）以及雪儿菲（M.J.Sherfey）等人的研究表明，女人似乎是“难以满足的”，有性需求，让人极度兴奋、眩晕的女性，对男人而言，是一个危险、可怕的伙伴，一个制造焦虑的装置，“性无能的梦魇充满当代人的脑海”。最新的报告表明，随着对女性恐惧感的加深，随着性放纵的蔓延，男性的这种无能感也在增长着。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不可遏制的对女人的仇恨便油然而生，利用影片中不断出现的性侵犯场景来治疗性无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与此同时，女权主义也通过将男人视作敌人、视作压迫与失望的源泉来激发女性对男人的仇恨；对男人的要求总是多多，而男人则对此无力应对，于是，仇恨和诘责弥漫在我们时代特有的“性冲突”之中。

克里·拉什抛弃了里斯曼以及弗洛姆（Fromm）的理论，在他看来，这些理论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宽容社会对侵犯冲动进行社会化的能力，克里·拉什所做的仅是重新主张通过主流的大众传媒来展现当今世界中升级的暴力，如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城市里的治安恶化、街头和学校里的种族冲突、持械抢劫等，让人感觉似乎战争蔓延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生活在火药桶上。官僚主义、迁延的幻想、治疗的理念、消费崇拜、家庭的变迁、宽容的教育等为个性发展搭建了一个舞台，自恋和越来越野蛮、越来越冲突的人际关系得到共同的发展。由此可见，霍布斯（Thomas Hobbes）[37]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历史的概括。表面看来，个体变得越发善于交际、越发合作了，但在享乐主义与关怀的表象之下，每个人却都在恬不知耻地利用着别人的感情以寻求自身的利益，而丝毫没有关注子孙后代。自恋这个令人费解的概念，显得如同是一种全新的心理构架，而实际上，自恋却受到“自爱”以及需要被认可的困扰，正如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它们才是冲突事态的制造者。如果自恋展现的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现今美国人的研究中，这种假设的价值远胜于实际内容，只是太倾向于一种过于简单的悲观主义，那么，与之相伴出现的就是一种与“他者”的独特关系，一种涉及肉体、时间以及情感等的全新关系。

主体间的这种演变已是极为明显，它波及公众以及私人领域。相对于心理个性的上升势头，处于优势地位的公共交际以及为博得明确的认可而进行的抗争已开始渐消渐散。自恋通过冷对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通过克制自己显摆、招摇的欲望，从而和缓了那弱肉强食的人类世界。人际关系中的这种无声的且深刻的革命的结果便是：成为绝对的自我、充分发展、不受任何人摆布变得重要起来，而获得成功以及赢得荣誉变得魅力不再，人际的敌视逐渐过渡为一种中性关系，“他者”不再厚重也不再是敌对的与竞争性的，“他者”只是“冷漠的”，一如彼得·汉德克（Handke）以及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的那般。似乎是一种必然，在一个建立在心理个体之上的社会里，对“他者”个人问题的兴致以及好奇心日渐浓烈起来，即便对象是陌生人（《心灵信使》、吐露心声的电台节目、传记等大获成功便是例证）。而“他者”，作为一个无名的参照物，被改作他用了，同样如此的还有各种制度以及高尚的价值观。当然，社会抱负的模糊化并非对所有人都一样，对于一些阶层（企业领导以及管理者，政治人物、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来说，为了赢得声望、荣耀或者金钱，整个阶层仍在顽强奋斗着。上述现象同时也表明，只有某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团体才拥有延续某种社会竞争思潮的大小不一的特权，当然这也为社会发展所必需。与之相反，对于数量不断增长的个体而言，公众领域不再是“野心家”绽放激情的舞台；人们只想获得与众不同的发展、融入一些热情的或友善的圈子，而这些圈子则成为自恋的心理仆从和特权分支；个体间公共关系的失宠，并不只是造成不与人来往的孤僻，它还促成对私人空间的情感关注，情感关注尽管变化无常，但并非没有实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打消对博取认可的渴望，通过弱化对获得社会提升的愿望，自恋以这样一种方法，从内部来进行境遇平等化的进程。“心理的人”渴望的不是提升自己、超越别人，而是渴望生活在一种宽松、沟通的环境中，在“惬意的”氛围中，而无须出类拔萃，无须过多抱负。对人际关系的尊崇使得社交形式也个性化或心理化了，它化解了妨碍人类的莫名的最后的隔阂，因此，它也是一个旨在持续瓦解社会距离感的革命因素。

为获取认可而进行抗争自然是不会消失的，确切说来，在狭小的圈子里，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这种抗争已经演变成为纯个人的事情；对于获取认可的期待也被自恋逻辑所左右、所细化，由此这种期待变得越来越疏于竞争，但却越来越具有美学、肉欲和情感的色彩。意识冲突也具有了个性化色彩，目的不在于社会层次的划分，而在于对快乐与诱惑的期待，在于对尽可能长时间地被倾听、接受、保护和爱戴的期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如今的社会冲突、社会关系及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中，较少见到支配、奴役以及侵犯等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恋自为、公众场合及个人举动都呈现出日趋平和的态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私人空间也被心理化了，它失去了往日的基础，形成一种对自恋的依赖，每个人都在这种依赖中寻找着自己“渴望的”东西，但自恋并不意味着他人权力的丧失，而意味着社会与个人的实体性将逐步被标注在有关主体性的惯例中。

新女权主义尽管发表了一些轰动的战斗檄文，并呼吁要进行总动员，但却无法从自己的角度来获取这激烈但终归浅薄的性别之战的真相。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关力量的分析或许可以为两性间的关系做出界定，但这或是为传统的两性划分而上演的最后的惊悚一刻，或是作为这种划分即将不复存在的一个迹象。冲突的加剧并不重要了，因为这类冲突可能只发生在被女性解放所动摇所困惑的“中间代”人身上。女权主义拒绝一切预设的前提，它通过激发一种对于女性“本质”及其地位的系统探究，来寻找女性失去的身份、动摇已确立的性对立、打乱固有的标识、终结古老的人类学划分以及与之伴生的冲突等，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但这并非性别之战，而是惯例化下的性对立以及“性范畴的终结”。女权主义越是考问女性的存在，女性的存在则是愈发地模糊和不确定，越是要打破传统对女性地位的禁锢，男性的身份特征也就愈发地淡化。相对均质的性别阶级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偶然的个体，一些主动与被动的联合体以及无数混杂的生命体，它们都不再具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个人身份成为命题，新女权主义的基本主旨便是超越已确立好的关乎性别范畴的各种对立而成为真正的自己。即便用一些同仇敌忾的言论成功组织起妇女们去参加战斗，但结果发现关键并非在此。于是，妇女们便又联合起来，她们到处谈论、探讨并著书立说，想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努力以厘清自己团体的身份、反省自己之前自恋的主张以及连弗洛伊德都一直嗤之以鼻的“肉体的虚荣”。女性神秘而歇斯底里的诱惑让位给了一种两性共有的自恋的自动诱惑，一种与性别比例无关的“跨性别的”基本的诱惑。性别之战将不会再有，因为，女权主义并非一部战争机器，它更像是一部实现性别非标准化的机器，一部致力于大规模复制自恋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