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顾维钧 享誉国际的外交奇才
顾维钧是“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官运与桃花运并享，三次婚姻分别“主贵”“主富”“主爱”。先后为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出任英、法、美等国大使，巴黎和会上怒斥日本人，赢得极高声望。国民党逃台后，继续为其主持“外交事务”，退休后定居美国。
姓名字号：顾维钧 字少川 英文名惠灵顿（Wellington）
籍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
生卒年月：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卒年97岁
毕业院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生辰八字：丁亥 癸丑 己亥 戊辰
属相：鼠
命相：开花结子衣食足，大业奏功可庆祝。子孙繁荣多快乐，一家圆满庆有余。一生都有贵人相助，可成大业。偶遇不幸，浮沉不大。桃花运很旺，一生有四个老婆。
个人爱好：体育运动。
家世：
祖父——是闻名江苏嘉定县的仕宦首户，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丧生，顾家自此衰落。
父亲——顾溶，字晴川，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
兄弟姐妹——共五人，顾维钧排行第四。
1892年——进私塾读书。
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
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
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
190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
1909年——获硕士学位。
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后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同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后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9年——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同年，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调任驻英国公使。同年，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
1922年——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同年，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
1923年——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后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同年，签订《中苏协定》。
1926年——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同年，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同年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
1931年——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1932年——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同年，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
1933年——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
1936年——任驻法大使。
1937年——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同年，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
1941年——调任驻英大使。
1942年——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同年，加入国民党。
1944年——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调任驻美大使。
1956年——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1963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1985年——于纽约寓所逝世，享年97岁。
官运与桃花运并享
顾维钧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由于家道中落，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的父亲顾溶（字晴川）失业，当时一家生活无着。顾母既要抚育两男一女，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因而不想再添个孩子增加负担，就用草药打胎。出乎意料的是，草药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十月怀胎之后顾维钧呱呱落地了。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受聘于官办招商局担任帮账，顾家的经济状况立见好转，因此，顾维钧被看做为顾家的“福星”。
顾维钧自幼聪明好学，4岁时便入私塾读书，11岁时随姐夫进入英华书院，接受新式教育。时值光绪末年，顾父入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同在袁幕府供职的张衡山，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他给道尹衙门中许多官员看过相，据说十分灵验。当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英华书院读书，两人关系很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但袁履登不正，恐将来难有善终，结果后来沦为汉奸。说顾维钧将来一帆风顺，富贵双全。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便托人做媒。当时张家境况较顾家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顾家岂有不乐意之理。顾维钧12岁，张衡山的女儿张润娥10岁，便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顾维钧在英华书院毕业后，顾溶曾打算让他学习商业，并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张衡山知道后极力反对，他认定顾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学资昂贵，张衡山仍不惜工本。
顾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他赴美留学。1904年，顾维钧到达美国，先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外交学。课余，顾维钧参加“语言社”、“辩论会”等活动，主编《哥大旁观者》、《哥大人年鉴》，培养了敏捷的思维、风流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见识和眼界大为开阔。
四年后，在顾维钧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直到这时才觉得父母包办的这桩婚姻极不理想，尤其未婚妻是一个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旧式女子，让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但迫于父命，顾维钧只好回国完婚。
结婚后，顾维钧坚持不入洞房。新婚夜藏在母亲房中度过，后来被迫回到自己房中，却睡在沙发上，从此与妻子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返回美国时，迫于父命只好偕妻同行。他把妻子当作亲妹妹，通过朋友把她寄托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让妻子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他自己回纽约上学去了。
1908年冬，清政府特使唐绍仪访美，返国前夕，特邀40位在留美学生代表聚会。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顾维钧以《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身份参加。此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在欢迎宴会上，自然而然成为学生团体的代言人。他精彩而简短的发言，受到唐绍仪和著名外交家伍廷芳、颜惠庆的一致赞赏。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革命果实不久被北洋军阀窃取，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后，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刚刚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以顾维钧的才华和成绩完全有条件留在美国，但他一心想报效祖国，为落后的祖国尽一份力。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颇感为难。他和导师约翰穆尔商量。约翰穆尔看过他的论文《序章》后，告诉他说：单独的《序章》写得已经很好，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提前进行了论文答辩并获得通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4月启程回国赴任。
顾维钧回国后即被委任为民国政府的总理秘书，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的一切来往函电。这对24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受到这样的待遇，的确令人感到荣耀。
顾维钧不仅才华横溢年轻有为，而且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是有名的“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此间，顾维钧公余时间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唐绍仪的三女儿唐宝玥。
唐宝玥没有留过学，对留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相貌、风度与谈吐打动了唐宝玥的芳心。唐宝玥的美貌大方、温柔娴淑，以及高贵的气质，尤其是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都令顾维钧怦然心动。
顾维钧思考再三，终于写信向有名无实的妻子张润娥提出协议离婚。顾维钧表示，离婚后张润娥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回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
张润娥接信后对一切均不表态。但顾维钧依旧草拟离婚协议，寄给张润娥征求意见。张润娥此时已在美国读书两年，思想已不像原先那么守旧，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数月后张润娥回国，两人晤面。张润娥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为证明不是他逼她所为，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一切顺从照办，反倒令顾维钧多了几分内疚。
张润娥离婚后即落发出家，令其父痛悔万分，本以为为女儿选中了乘龙快婿，没想到害了女儿，不久张衡山抑郁而死。20年后的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在上海得知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信并附送5万元巨款以“赎罪”，被张润娥连信带款一起退回。
充满戏剧性的是，顾维钧与张润娥离婚后，将他与唐宝玥的喜日定为1913年6月2日，当顾府正在紧张筹备喜事的时候，唐绍仪突然通知他们的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早前亡故，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正好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父女两人同日举办婚礼，必然会令社会各界哗然。顾维钧欣然从命，另择婚期。
有趣的是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充满感激之情。从此，顾维钧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更稳固了一层，两年后出任美国公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使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乘隙扩大在华势力，于11月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不但没有如先前所说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保守秘密，否则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一时没有主张。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只要总统下令抵抗，中国军队可以抵抗日军48小时。
然而，顾维钧认为，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此时应利用世界各国同日本的矛盾，特别是美日、英日的矛盾。建议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世，因为中国的保密承诺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必要遵守。
在总统和外交总长同意的情况下，顾维钧便在英美公使之间求得同情，不久外国报纸刊载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顾维钧揭露日本行径的文章，引起国际反响，对日寇构成了压力。顾维钧在中日问题上的看法，以及在这次外交中所表现的不凡勇气和才能，引起外交部的高度重视，为以后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谈判中日问题奠定了基础。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任派驻墨西哥公使，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最年轻的全权正使。不久，调任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此时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顾维钧在华盛顿时常拜访交战双方的驻美公使，了解核实欧战的真正情况及他们各自政府对战争前景的看法，并及时电告中国政府。
美国参战后，顾维钧建议中国同美国保持一致。后来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这固然有美国的影响，但顾维钧的建议起了一定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与同盟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协约国的其他国家也想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打算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顾维钧感到此举对中国事关重大，因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不平等地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争取收回一些失去的权利。
于是，顾维钧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搜集包括英、美等国各种计划草案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之后确定中国应采取的策略。同时研究了对中国有特殊利益的问题，以便中国政府在和会上提出这些问题。他把小组研究情况及时报告北京政府，建议政府为战后将要召开的和会作好准备。
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接受了顾维钧的建议，特地成立外交委员会，以顾维钧寄发的报告书为基础，研究中国要向和会提出的问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沉重的打击。
顾维钧与唐宝玥结婚后感情笃深，并很快有了一儿一女，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除照顾小家庭和孩子外，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常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1918年10月，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让夫人选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疼爱丈夫，主动要求去路途遥远的费城。当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病——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返回途中不幸染病，回到华盛顿后已感到体力不支，但仍强打精神赴会应酬，然后便病倒了。由于当时医学尚不发达，两天后唐宝玥便撒手人寰。
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令顾维钧整个身心如坠深渊，一时产生了有缘无福的宿命与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必须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才能从容赴会，不辱使命。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江苏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年至1925年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在军阀混战中棺材被打开，棺内珠宝被劫，顾维钧决定将其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自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料理完亡妻后事，顾维钧返回美国。1918年12月，顾维钧在启航飞往巴黎前，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巴黎和会一举成名
参加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幕，他的外交成绩发轫于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1918年12月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首先遇到的是和会席位问题。会议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分别为英、美、法、意、日，各国分别有5个席位；其他一些国家3个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个席位。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由于英、法阻挠，顾维钧四处奔走争取席位无果，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会议。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十人”包括美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妄图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获得会议通过。对此，美国代表没有顺应日本代表的意图，而是表示应该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山东省命运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第一代表团长陆征祥亲自参加。但陆征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大多数与会代表只懂英语，这显然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意参加辩论，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站出来承担这副重担。
1919年1月28日，和会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国原在山东的一系列侵华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慨慷陈词，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他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
接着，他又从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说：“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的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了劣势。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主权所作的成功演说，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顾维钧也因此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各自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们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无论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均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陆征祥对此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国内外团体纷纷要求拒签。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定夺。而陆征祥此时已住院多日了。
6月27日晚，顾维钧去医院看望陆征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团秘书长岳某在看完陆征祥后先行告退，几分钟后却又急匆匆返回来，说在医院外面受到了袭击。原来，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拦住他质问为何要签约。人们将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认为陆已决定签约，威胁说要杀死他。一个女学生甚至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枪对准他。他吓得跑回陆征祥的病房。
顾维钧对他安慰一番后，送他返回。当他们到楼下时，立刻被人群围住。但人们看清是顾维钧时，气氛缓和下来，顾维钧告诉大家：“中国当然不会签字！”多年后顾维钧再次遇到那个女学生，方知大衣口袋里装的不过是一段枯木。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竟然空无一人！
顾维钧与代表团商议拒绝签字，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这次拒签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顾维钧本人因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
1920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兼任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1921年10月，顾维钧以施肇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中国地位与巴黎和会时有所不同，美国不满日本独霸中国，有意抬高中国地位，以继续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有4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顾维钧又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和维系内部团结的才能。
美英两国恐日本退会抵制，压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由美英居间调停。中日交涉主要由顾维钧出面。1922年2月，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及《附约》，为后来收回山东权益和胶济铁路打下了基础。
北洋政府的不倒翁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1922年5月，顾维钧偕同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回国。
黄蕙兰是“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的独生女儿，黄仲涵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后来去世时积财500万镑。黄蕙兰相貌一般，但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高贵性感。其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于婚后不久逝世。巴黎和会结束后，顾维钧作为国联中国代表常赴欧洲出席会议，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与黄蕙兰相识。尽管黄蕙兰对他十分满意，他却不满意黄蕙兰的容貌。黄蕙兰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仍旧有些犹豫，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占卜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显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于是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
对于这场婚礼陪嫁的豪华程度，许多参加婚礼的人都印象颇深，仅36件套的金质餐具便花了1万英镑，贵宾参加中国大使的堂皇宴会，无不啧啧称赞。
回国后，黄蕙兰用父亲赞助的25万巨资，买下北京铁狮子胡同内一所华丽大宅，此宅为当年吴三桂为宠妾陈圆圆所置故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夫妻住进大宅，家佣20余名，可谓风光至极。
时值第一次直奉战争，顾维钧呼吁停战以共同对外。同年8月，在各派系斗争中王宠惠组阁，顾维钧升任外交总长。此后北京政局此起彼落，各届内阁频繁更换，顾维钧从1922年到1928年在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1924年至1926年间约有一年半的中断），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一次实任内阁总理和北京政府三人摄政之一。
在这期间，顾维钧参加了对苏谈判、“金佛郎案”、“参战结款案”、“临城劫案”等一系列外交谈判工作，在这些谈判中，他坚持国家主权完整的原则，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
临城劫车案是一件险些引起外国出兵中国的事件，顾维钧通过外交途径，较为合理地予以解决。1923年5月6日，一列自上海至北京的直达列车在山东临城被中国匪徒所劫，车上19名外籍旅客和200多名中国旅客被劫持，其中一名英国公民被枪杀。当时的驻北京外交使团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极不公正的照会，其内容为解决问题的条件、赔偿要求和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其条件之苛刻，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尊严。英国公使以武力相逼，要求对中国铁路进行国际共管。
顾维钧一方面拒绝外交使团的不合理要求，一方面抓紧督促劫车案的迅速解决。经过4个月的交涉，顾维钧于9月24日答复了外国使团：一、临城劫车案，与政府无关，受害者可得到一部分经济补偿，但不是中国政府的道歉赔偿；二、中国政府自定和加强对铁路治安的管理，但根本谈不上国际共管；三、惩处失职官员及内政，与外国毫无干系。在这个中外冲突事件中，顾维钧的原则性和外交技巧发挥了作用，使外国使团无隙可乘。被劫人员全部获释后，中国政府做出了一定数额的赔偿，此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并逃到天津租界。当时报端传说顾维钧是化装为女人而逃离北京的，顾维钧予以否认。此后一年多，顾维钧与夫人过起隐居生活，没有参加政治活动。1926年5月颜惠庆组阁，顾维钧回北京任财政总长。10月任代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
顾维钧上任伊始，即中国与比利时于1865年所签订不平等条约到期，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于11月6日郑重宣布，中国与比利时于1865年11月6日所订之不平等条约到期，不再延长。此举为后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提供了样板。
1927年张作霖不顾国际后果，派兵进入苏联大使馆搜捕共产党人，顾维钧于6月两度辞职抗议，隐居西山。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逼近北京，顾维钧跟随张作霖乘坐专列退往东北，但到天津时顾维钧下了车，专列行至皇姑屯被日本炸毁，张作霖重伤身亡，顾维钧因此幸免于难。不久，国民政府以顾维钧为军阀服务为由，下令通缉“反动政客”顾维钧，顾维钧遂携家眷逃往法国、加拿大。
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届内阁，总能身居要职，在各派斗争中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可谓官场“不倒翁”。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金钱发挥了作用。认为顾维钧对台上台下各方面都以“和稀泥”的态度应对，与各方面都有拉扯，对一时失败者予以接济，若失败者重新上台，便可得到重用。后来顾维钧要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维钧果然组阁。
事实上，顾维钧对台上台下这些人物以及一些拥兵军人评价都不坏，一是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情，二是顾氏认为这些人物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爱国家。而真正使顾维钧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他的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顾维钧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独特风范，故能长立政坛。
后来有人问及他何以在北京政府的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不倒翁似的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抗战时期功不可没
1929年顾维钧回国，至沈阳与张学良协政。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方本仁向他传话，说关于他的被通缉，“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发还他的财产，南京政府遂对顾维钧“既往不咎”。顾维钧对日本素有警惕，辅佐张学良时，劝他对日要强硬，但张学良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为了保存东北军实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一枪未发便退出关外。而此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剿共”，不知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战略。事实上，当时仅东北军兵员便几乎与日本全国兵力相等，而国民党军队几乎是日本当时的关东军的十倍。毫不抵抗地退出，使关东军轻易地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也使国际上更加看不起中国。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民众舆论轰下了台，蒋介石同张学良商量，要顾维钧前往南京任职，并派飞机前去迎接。顾维钧就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后，即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的缓兵之计，为全国民众所不容，不久被迫下台，转任“收复东北失地委员会”主任。
1932年1月12日，国联行政院任命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中国，调查由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所形成的“满洲问题”，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调查团。由于顾维钧坚定的爱国态度和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当局十分害怕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去满洲，千方百计予以阻拦，并以暗杀相要挟。顾维钧则表示：“如果生命遭到不测或为国牺牲，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顾维钧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头子本庄繁斗智斗勇，依靠当地爱国人士的帮助，巧妙地躲过了日本特务的暗杀，很好地协助调查团完成了工作，并于2月8日为调查团起草了一个日本侵华长篇备忘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1932年顾维钧出任驻法大使到达巴黎，直到1949年，顾维钧都在驻法、驻英、驻美和驻国联、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任上。整个抗日战争中，顾维钧对国家贡献巨大。作为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国联听证会上，顾维钧力陈日寇在东北制造的侵略事实，就东北问题继续与日本展开交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联通过了关于满洲问题的报告书，使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得到确认，而且得到各会员国承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承认满洲国。但由于英法无意制裁日本，因而仅凭这一纸报告书无法让日本撤军。也就是说，报告书虽然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但如果我国不依靠自己的行动捍卫自己的领土，报告书只能是一张废纸。
而当时，南京政府正忙于内战，实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根本无意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武力抵抗，只是一味妥协退让，使顾维钧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
1933年5月，南京政府又接受了日本的屈辱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日中之间实现了停火，顾维钧的工作重点不得不从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相应地转变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顾维钧在国外特别注重收集日本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情报，力争列国扩大对华援助。同时在国外购买抗战急需的物资、招募飞行员，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此间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合作的大部分谈判都有顾维钧参与或主持，英美苏盟邦对华援助的很多款项，都是经顾维钧和其他外交官努力争取游说而得来的。他在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官中有广泛的个人交往，他充分运用这些“私交”为“国交”服务。
此外，顾维钧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性。1941年以前各国对日姑息妥协，中国独立抗日。为了争取国际支援，顾维钧在集会、广播和外交场合下，多次发表演说、演讲，充分发挥其无比之辩才，为争取美欧朝野尽早放弃绥靖政策奔走呼号。直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顾维钧仍在盟国之间穿梭往来，不停地为中国抗战竭尽一个外交官的最大努力。
从1941年至1946年间，顾维钧在驻法国大使任上曾三度回国，三度赴美。每次回国都要在重庆住几个月，汇报工作，以及听取蒋介石的意见，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蒋介石对顾维钧礼遇有加，有一次约他同赴黄山，其间两人步行了一个半小时，边走边谈，表现亲切随意。在送顾维钧就寝时，蒋介石亲自到房中并检查床褥，而出门时必喊人帮助顾维钧穿大衣并备汽车，对顾维钧的招待可谓殷勤备至。在谈话中，顾维钧有什么意见时，蒋介石必从抽屉中拿出纸笔记下。顾维钧认为蒋介石是受宋美龄西方习惯的影响，其实不然，蒋介石当时迫切需要西方外援，此举不过是对顾维钧的笼络手段罢了。
但顾维钧对国民党的独揽外交大权颇有些不满，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委婉地抱怨说，在该党专政之下职业外交家“主动之机会极少”。在为国民政府争取外援时，断乎不知哪些物资会用于内战，哪些是用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在驻法大使任上，顾维钧做的是国民党的官，但在巴黎很少接近国民党驻法的负责人。西安事变时汪精卫在意大利，特约顾维钧去商量今后的事宜，想听听顾维钧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便问：“蒋先生还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维钧说：“有此可能。”汪精卫听了非常惊讶，但却不再往下问了。
顾维钧在重庆谈起这件事时说，汪先生之所以不谈下去了，是因为他断定蒋先生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是威信扫地，再不足以号令天下。顾维钧之所以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有可能“出来”，是由于他与张学良相处日久，了解甚深，根据张学良为人处世原则判断的。后来汪精卫乘船回国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到了南京。
由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崇高威望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汪精卫叛国后，企图拉顾维钧加入他所组织的卖国内阁，顾维钧对此极为愤慨，予以严词拒绝，并指出这一行动的实质是“挑起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并为日本人征服和长久统治中国铺平道路。”
顾维钧是中国最早关心成立一个组织维持世界和平的人，也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发表莫斯科宣言，计划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9月，美国邀请苏、英、中集会敦巴顿橡树园，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率团出席了会议。苏联认为中国不足以称为强国，英国也有同感。但顾维钧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权威，竭尽全力为中国争得作为强国的发言权。在联合国设置、表决程序、权力与分配等问题上，美、苏、英三国存在分歧，顾维钧常居间调停。在1945年3月的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摒弃内政上的歧见，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力主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以显示中国一致对外。但是要使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到代表团里的想法，是旧金山最不能接受的。顾维钧则直接提出请董必武作中共代表，此前在巴黎他曾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印象极佳。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和蔼可亲善于辞令，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最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董必武被任命为共产党的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
会议期间，董、顾配合默契，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董必武都与顾维钧商就，顾维钧无形中成了非国民党人士的联络官。在这次由中国不同党派、无党派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的旧金山制宪会上，没有出现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大分歧，也有顾氏从中协调的功劳。
关于顾维钧对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贡献，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斯退汀纽斯称其“在各种委员会讨论微妙问题时，善能运用机智，贡献殊多”。杜鲁门总统在会议结束时，重复了其国务卿对顾维钧的赞语。194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旧金山会议后，顾维钧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在解放战争时期，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他深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意义，并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前途，他对自己这一时期服务于一个形象不好的政府而颇有烦言。而且美国对蒋介石从不完全信任，蒋介石对美国用美式民主标准衡量国民党也很不满意。但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他为协调这种矛盾作出了努力，并尽力发挥其影响力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提出三年内提供30亿美援的要求中，顾维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他为国民党争取通过美国调处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而努力，但最终无果。
出任海牙国际法官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生命中的最后期限，顾维钧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尴尬最无奈的时期。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一份战犯名单，顾维钧榜上有名，已令他不胜悲哀，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他还要为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继续奔走效力，承受他国的冷漠和不屑，令他十分难堪与无可奈何。
顾维钧在回忆中写道：“回顾往事，这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尽力。”
顾维钧为国民党到处奔走效力，他恳请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恳请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对财政赤字，可美国的冷淡回绝令他心灰意冷。
不只是美国让顾维钧失望，如果说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巴基斯坦、以色列、阿富汗等诸多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在顾维钧的意料之中，那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不给国民政府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让顾维钧深受打击，而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发出承认书也让顾维钧感到万分难堪。
顾维钧曾在日记里记下当时孤单和尴尬的情况：“我觉得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要加倍小心，这么多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问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妥当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个人所代表的国家，这在外交界是关系重大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仍旧为巩固国民党政府，争取美国支持四处奔波，他甚至联合胡适、蒋廷黻企图在台湾组建一个国民党的反对党——自由党，以促成两党制，改变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形象，博得美国人的好感。可是蒋介石怎么会容许别人在台湾分享他的权力呢？这个计划注定以失败告终。
1954年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以示“礼敬”。这一炮不仅震动台湾当局，也将美国军政高层炸成了两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军事领导人中，一派认为美国应该使用军事力量阻止中共占领金门，一派认为由美国给予台湾一定的援助为上策，即美国出钱出枪，台湾出人出力。
在此情况下，美台双方开始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台湾派出“外交部长”叶公超与顾维钧与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使台湾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台湾对大陆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甚至台湾的军事部署及调动也必须事先与美国商量，经美国同意后方可实施，顾维钧的一番努力使台湾成为了美国军事部署上的一颗棋子。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而代表中国出席“五强会议”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领30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参加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台湾当局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
其间，顾维钧一面指示出席国际卫生组织会议的台湾代表郑宝南搜集情报，一面拜访美国助理国务卿饶柏森，期望美国能采取行动来尽量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但一位菲律宾记者拜访顾维钧时一句客观的评论，让顾维钧顿觉心灰意冷：“国民党‘中国’在日内瓦完全被忘掉了”。
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权与大陆蒸蒸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形成鲜明对照，顾维钧深知，他为之服务的这个旧式政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本人的外交生涯也将宣告结束。其实，在美国饱受煎熬的顾维钧早已萌生去意。
1956年，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赴台议事的电报。回想起两年前国民党在纽约所办的一份中文报纸所言“顾维钧老矣”的话题，想起一年半前奉召回台时蒋介石曾征询他是否愿意出任“考试院长”一事，顾维钧意识到辞职的时机到了。
回到台湾，顾维钧诚恳地对蒋介石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希望由年轻人来接替他的工作，而蒋介石并没有挽留。返美之前，顾维钧又对蒋介石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谒，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像以前那样送他出门并把他送上车，只是把他送到会见厅的门口便返回了，蒋介石不会对一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人优礼有加的。
事后，蒋介石又通过张群之口，委任顾维钧为“总统府”资政。就这样，69岁的顾维钧告别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十年驻美使命，也告别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他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房子，那里草木葱茏，空气清新，流水潺潺，鸟语花香。他准备在这里过一段隐居生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时间，使奔波了几十年的身心得以调整和放松。
这时的顾维钧准备做三件事情：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在他尚未着手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来自台湾的叶公超的电报便送了另一个消息，一个足以打乱他的计划的消息，叶公超在电文里希望他同意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以递补由于中国籍法官徐谟在荷兰去世所遗留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维钧欣然同意。
在安理会的选举中，顾维钧凭借以往的国际威望和老朋友杜勒斯的帮助，经过多轮投票，终于以多数票顺利当选为国际法院的法官，并于1957年4月开始就职。到1958年2月徐谟遗留的任期结束后，顾维钧再一次竞选法官，这次在第一轮投票中顾维钧就获得了绝对多数票，确保了在国际法院中连任九年的法官职位。
1959年5月13日上午11时，国际法院为顾维钧举行就职仪式，就职仪式非常隆重，成为顾维钧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1963年，顾维钧又被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在海牙法庭十年任职期间，顾维钧工作出色，共参与处理了17项案件，提出了两项咨询意见，参加了200多次会议。
顾维钧从外交生涯开始以来，便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坚持记下工作中的要事，上到国际政治事件，下到生活琐事，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公务繁忙实在无暇动笔，也会在之后抽空补齐。顾维钧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这一切，都给顾维钧撰写回忆录提供了便利。
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期间，从1960年开始，在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下，顾维钧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但每年他只有三个月的假期进行这项工作，到1966年从海牙法院退休以后，这项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在回忆录撰写的17年里，共有两位博士，五位打字员，两位庶务员帮助顾维钧进行这项工作。
这部史学巨著的撰写程序是：先由顾维钧本人重温一遍过去的日记、文件，参考必要史料，在慎重的思考之后再口述录音，再由助手整理成文，最后由他自己修改定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录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老同学。”
第四次婚姻中安享晚年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在这四段婚姻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便是他与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的婚姻。应该说，在顾维钧与其结婚后的近40年外交生涯中，黄蕙兰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与顾维钧结婚后便一直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招待他们。”
为了树立中国人的形象，黄蕙兰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把顾维钧从头到脚彻底重新“包装”，外表上从发型、穿着入手，社交手段上从跳舞、骑马教起；并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
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话绝非夸张。一次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厚友情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曾热心地投入到华人的慈善事业中。“二战”期间，曾在伦敦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到遭敌机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天工作8个小时，坚持了4个月之久。
但顾维钧与黄蕙兰毕竟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黄蕙兰父亲的富有使她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尤其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多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黄蕙兰却不以为然，她有自己的道理，她说：“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黄蕙兰依然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黄蕙兰尤其喜欢养狗，竟一口气养了40多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时，一次歹徒入室，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黄蕙兰依然想着她的狗，挣扎着大叫：“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对黄蕙兰在经济上给予的支持，顾维钧深怀感激，尤其是黄蕙兰自己出钱装修中国大使馆之类的豪举。但由于工作繁忙，他对黄蕙兰的关心却似乎成为了空白。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似乎都是黄蕙兰对他生活的照顾，特别是对他的衣着、行头的关注，然后与他一起出入各种高级社交场所，而两人私下里的情感交流却几乎被忘却了。黄蕙兰毕竟不是贤妻良母型女性，这使她有了颇多的怨言和不满：“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
顾氏夫妇经常受邀参加宴会，黄蕙兰为了能吸引顾维钧的注意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别出心裁，“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56年顾维钧从台湾“驻美大使馆”岗位上退休后，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了离婚，两人共同生活37年后平静地分手。
1959年，顾维钧第四次结婚，妻子严幼韵是他外交界朋友的遗孀，两人已相识20多年。严幼韵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是位时尚新女性，有一缘于汽车牌号的绰号“爱的花”。当时拥有私家车的人少之又少，而严幼韵大学时代便学开汽车，其时髦程度可想而知。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
严幼韵也是国际社交场上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晚10年。杨光泩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后又进入外交界，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以身殉职。
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后，两人共同语言颇多，相亲相爱。严幼韵善于理家，精于治家，也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照顾顾维钧的生活琐事上，每天为顾维钧准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学习；然后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娱乐。
在严幼韵的精心照顾下，顾维钧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顾维钧的长子顾德昌曾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经验：“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顾维钧有自己的一套养生之道。他曾说：“有人把睡与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非常不确切的，‘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我认为，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严幼韵在照顾顾维钧的日常起居生活时，为了让他睡得舒服，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而床铺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厚的棉垫能适应睡眠者的身体表面曲线的需要，保持脊柱的正直和正常的生理弧度，对睡眠、健康都有好处。
选择枕头严幼韵也颇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能让顾维钧睡高枕头，因为仰卧时枕头过高，犹如站立时的低头位，颈部过于屈曲而压迫动脉，会妨碍血液循环；侧卧时枕头过高，会使同侧肌肉、韧带疲劳、松弛而造成肢体麻木、疼痛及运动障碍。顾维钧枕的是菊花枕，菊花枕具有醒脑明目、祛风清热的作用。
在饮食方面，由于顾维钧习惯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10点起床，严幼韵认为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对健康不利，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而严幼韵每天凌晨3点必先起床，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保温瓶里，然后连同一张“不要忘了喝牛奶”的字条一起搁在顾维钧的床头。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和桑葚，顾维钧自幼便喜爱这两种水果，多年来喜食枇杷和桑葚，对他的养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顾维钧的另一长寿秘诀是散步。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到了晚年更偏爱散步。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但他没有因此放弃散步，而是在出门时准备好零钱打发抢劫者。对此他曾戏言：“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与儿孙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第二位夫人唐宝玥所生，次子顾裕昌和三子顾福昌是第三位夫人黄蕙兰所生。严幼韵与杨光泩生有三个女儿，顾维钧视她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维钧也如同亲生父亲一般。
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却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他越是思念故国家园。每当他碰到上海来客，都要问问对方去没去过嘉定。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并且特别喜欢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往拜见顾维钧，见到来自祖国家乡的故人侄女，顾维钧异常兴奋，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热情邀请，他既高兴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上未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然而遗憾的是，顾维钧终究没能等到重返祖国大陆的那一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11时，顾维钧在家里淋浴方毕，正想披衣时，突然昏厥辞世，享年97岁。
顾维钧逝世后，蒋经国、宋美龄送了花圈，顾维钧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追悼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外交界人士致电表示哀悼，台湾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大加赞赏，极尽华美之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文报纸都载文表示哀悼。
灵柩中的顾维钧身穿制服，佩戴各种勋章，安适恬静，栩栩如生，夫人严幼韵率晚辈子孙为顾维钧守灵。追悼会结束后，灵柩被送往顾维钧早在十年前选好的墓地安葬。
顾维钧去了，但他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外交经历留给了后人，他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