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陈果夫 从CC系到“替罪羊”

陈果夫和胞弟陈立夫长期执掌国民党党务和中统特务组织，其CC系为蒋记独裁统治的一大支柱，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之称。去台后蒋介石为“传子计划”拿“二陈”开刀，成为国民党丢失大陆的“替罪羊”，陈果夫重病潦倒而死，陈立夫被逐异国他乡。

姓名字号：陈果夫 名祖焘 字果夫

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

生卒年月：1892年10月27日—1951年8月25日 卒年59岁

毕业院校：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最高职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生辰八字：壬辰 庚戌 壬辰 戊申

属相：龙

命相：管重印轻，喜食伤制杀。忌见财来党杀，命中杀透官藏且有力。食伤喜神命中不见，财星忌神亦不见。主大富，比肩独透年干同根申金。所喜大运财官不见，直至丙辰运。财透官藏，命归于此。

个人爱好：医学、文学、美食。

家世：

远祖——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

始祖——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皇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曾经定居此地，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在此建立了陈国，并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代居住。

陈缜第17代孙陈应恪，又举家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经营丝业起家。

陈缜第23代孙陈丰时，家业逐渐兴盛，成为当地望族。

陈缜第25代孙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因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陈延佑重振家业，使家业复兴如初。

父辈——陈缜第26代孙，即陈延佑的儿子：老大陈其业，老二陈其美，老三陈其采，其中，陈其美是革命党人，是陈家三兄弟里的佼佼者；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介石；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后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

兄弟姐妹——弟弟名祖燕，字立夫；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

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

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8年——开始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人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

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

1929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

1946年——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

1950年——任“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1951年——于台北病逝，享年59岁。

靠世叔平步青云

在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青瓦白墙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浙江省吴兴县，陈果夫的家族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其叔父陈其美为民国初年著名革命党人，同盟会在江浙沪地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孙中山称为一代“人杰”。其父陈其业早年曾东渡扶桑学习经济，回国后一度从商，无奈未有所成，后来当上国民参议员、国大代表、全国商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全国工业联合会理事等职，尽管是蒋介石的馈赠，或者说是两个儿子为他所挣，但也荣耀一时。

陈果夫儿时并没有显露出什么过人之处，读了几年私塾后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陆小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1911年经二叔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与同学赴武汉参战。在汉阳保卫战中，有一次修筑大炮工事，由于其体质虚弱和劳累过度，在把大炮推上蛇山顶时退下阵来，当晚肺血管破裂，吐血不止，从此落下折磨他一生的肺病。接着他参加了二次革命和讨袁之役。

陈其美遇难后，1918年陈果夫去上海一家钱庄谋生，自己借工作之余做一些金融买卖。此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办证券交易所，蒋介石找到陈果夫，让其组织“茂新”号，担任54号经纪人，专营交易生意。

蒋介石与陈其美有着“安危同仗”、“生死与共”的患难经历，蒋介石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即得之于陈其美的“诱掖之功”。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陈其美，经其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引见给孙中山。当时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蒋、陈二人奔走于日本与上海之间，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举事，蒋介石回国后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蒋介石在其手下任团长。两人互换金兰，结为异姓兄弟。由此而论，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便有了叔侄关系。这是蒋介石关照陈氏兄弟以至飞黄腾达的原因。

1920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经营的证券交易所，主要用于筹集国民党人的活动经费和救济革命烈士遗孤。陈果夫任经理的“茂新”号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茂新”号就赚了几十万元。这些钱主要用作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革命烈士的遗孤；其余部分被他们在花花世界里挥霍了。陈果夫资助其弟陈立夫留学美国的资费、蒋介石纳姚冶诚为妾以及后来和陈洁如结婚的费用，大多出自于此。陈果夫读书不多，却经营有道，在国民党内被誉为“理财专家”。国民党统治大陆20多年中，陈果夫一直掌握着部分财权，长期担任着四大银行中的农业银行董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

在证券交易所的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感情和友谊都得以加深和巩固。陈果夫和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即着手组建自己的心腹班底，其人选中自然少不了上海滩那个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世侄陈果夫。这年秋天，他派专人赴沪给正在养病的陈果夫送去一封信，要他在上海采购军校学生制服及其他军需用品。因为广东物价高，在上海采购，加上运费，相当于在广东购买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陈果夫接到信后，不顾肺病未愈，便东奔西走联络采购和托运，第一批东西运走后，很快如期到达。后来黄埔军校大部分军服皮件等都是在上海由陈果夫采购、订制和托运的。不久，陈果夫收到蒋介石寄给他的一张由孙中山先生颁发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上海地区招生委员。陈果夫在江浙皖三省为黄埔军校招募学生4000多人，这批人成为黄埔学生军的基本兵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身在上海的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4月底，陈果夫离沪赴粤。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由此担任了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随之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7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誓师北伐，为了执行反共计划，与谭延闿商量，一致认为“果夫有办法”，于是让陈果夫代理了其组织部长。

短短两个月间，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陈果夫也随之飞黄腾达一举成为党政要人。接收中央组织部后，陈果夫大肆排挤共产党员，安插自己的亲信，将组织部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部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陈果夫本人负责，秘密工作由其秘书负责，不久便控制了组织部的领导权。由于陈果夫死心塌地助蒋反共，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贯彻执行。陈果夫也有了自己的小班底，有了CC系的雏形。

中央组织部大权稳操在手之后，陈果夫开始向各级党部开刀。他以视察或指导工作为名，把组织部内顽固的反共分子陆续派往各地党部，联络组织反共分子，传达反共旨意，传授阴谋反共的方法。有的省份没能派人，便由对方派人到粤面授机宜，策动各级党部反共分子夺权。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对共产党愈发仇视和害怕，也加快了“清党”的阴谋策划和部署。4月2日，陈果夫伙同吴稚晖等人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给予“非常之处置，救护非常之巨祸”，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舆论。4月9日，陈果夫又与吴稚晖等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为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做最后的政治准备。4月12日，蒋介石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陈果夫具体主持了“清共”工作，领导各级清共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在反共的同时，一面与新老军阀在战场上展开厮杀，一面同国民党内部其他政治派系——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展开了“正统”之争。前者依靠黄埔系以武力取胜，后者主要通过陈氏兄弟操纵国民党党务大权来完成。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果夫苦心经营的派系势力被当权的西山会议派铲除。为纠集拥蒋势力，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与其胞弟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在上海滩组建了“中央俱乐部”，在南京四牌楼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挂名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处主任、戴季陶为教务处主任、教育长。中央党务学校从此成为CC系的起家基础和大本营。

为配合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于11月22日庆祝西征唐生智胜利之际，指使党务学校人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西山会议派下令军警开枪，造成所谓“一一二二”惨案。陈果夫立即抓住把柄，布置党羽在各地大造声势，要求惩办一一二二惨案凶手。西山会议派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下台而去。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中央组织部又回到陈果夫手中，陈果夫立即着手进行继四一二之后的进一步清党，从中央到地方进行非蒋势力大清洗，除在组织部内安插亲信外，又以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的方式，将其势力渗透到各省市党部及国民党的最基层组织，为将国民党变为清一色的蒋家党奠定了基础。

蒋家天下陈家党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陈氏兄弟的控制下，蒋派势力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陈氏兄弟及其大量亲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还同时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等人当上了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内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则由组织部调查科长跃居中央党部秘书长。

通过“三全”，陈果夫将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为清一色的“蒋家党”（也可以说是陈家党），蒋派把持国民党中央，控制各省市党部已成定局。不久，陈果夫接任组织部长。如此一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党务方面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就此形成。而从此时到1949年蒋氏政权在大陆结束，在20年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和党务经费的管理与支配，皆由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掌管，二人稳坐权力峰巅，利用职权之便扩张羽翼，层层网罗追随者，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CC系。犹如黄埔系之军队，CC系则是蒋介石在党务中的嫡系。

关于“CC”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派系便称为了CC系。但陈果夫否认CC这个组织，曾气愤地表示：“以我的性格，是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陈立夫也大叫其冤，说“绝对没有CC这个组织。党章规定不得有小组织，总裁怎么能允许”。

但无论二陈怎样否认，都无法否认CC系的存在与活动，以二陈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且CC系内藏龙卧虎，在国民党外一致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镇压人民的反抗；在国民党内相互提携，协调行动，与政学系在行政部门、黄埔系在军事部门、孔宋系在财政及外交部门一样，CC系牢牢掌握着国民党的党务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社会上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之说。

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进入军阀混战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充分发挥了CC系的作用，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势力，对各倒蒋军阀大挖墙脚，起到了蒋介石的黄埔系无法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深受蒋介石赞赏。

但是，陈果夫的肺结核病日趋严重，1931年6月不得不辞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从此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不再从事以进行派系斗争和权力斗争为主的党务工作。其组织部长一职由其弟陈立夫接任。以后除抗战中朱家骅任过4年部长外，到国民党败逃台湾，部长一职一直由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虽然离开了中组部，将党权移交给了陈立夫，但陈立夫和CC系历来将陈果夫当作精神领袖，凡事围着他的指挥棒转，陈果夫还通过陈立夫操纵着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

1933年10月，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任4年，成为CC头目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第一人，也是陈果夫一生中自鸣得意的一段经历。

江苏是江浙财团的基地，更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心腹地。陈果夫到任后，制订了一整套用人方针，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强化江苏警察制度，在部分地区实行“警管区制”，并训练壮丁，组织保安队，自任省保安司令，统一掌控全省的地方武装。为配合蒋介石在江西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在江苏也进行了“剿匪”，大力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法西斯统治。

除此之外，陈果夫在任内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推行“教育改革”，开办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医政学院”，力主禁烟等。但他对娼妓却采取了放开的措施，认为“娼妓在不能根本解决以前，既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名禁而实不禁，不如管制的开放，对社会道德、民族健康乃至于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致使娼妓在江苏处于完全公开合法地存在。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清官形象，陈果夫在任内还处分了四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人是他的亲戚。为了整顿财政，增加财政收入，他在省县各级确立预算制度和金库会计制度，使全省的金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此间，陈果夫做了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一是主持了声势浩大的治淮工程，曾组织24万民工开上治淮工地，为减少淮河灾害作了一定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二是捐献飞机为蒋介石祝寿。1936年9月，他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当时全国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仅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便“捐献”飞机9架，连小学生、童子军都在“捐钱”之列。蒋介石50大寿那天，飞往溪口上空的捐献的飞机便有十几架，盘旋着排成一个“寿”字，可谓轰动一时。

1937年末，陈果夫跟随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在陈氏自己创办的国民党政训干部的最高学府主持工作。当时陈果夫的肺病很重，但培养党棍的热情极高，常支撑着病体去训练班讲课。

1939年陈果夫被调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该处为新增设部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的重要人事参谋机构，担当着对政府机构中上层官员的考核、擢升和调查任务，属于执掌蒋家王朝“内廷”的实际权力机构。陈果夫执掌这个机构达6年之久，其麾下CC系的大小官僚便都成为了近水楼台，这也是CC系势力在抗战期间大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才多艺陈果夫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被撤销，陈果夫的“主任”之职自动停止。他这时候仍然是中执委和中常委，经济界还挂着几个头衔。由于长期执掌党务大权，得罪了不少人，加上蒋介石有意制造派系矛盾，挑起其手下的四大支柱派系间相争相斗，相竞相克，以收绝对效忠自己之功，致使CC长期以来在党政系统中和政学系斗，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斗，在经济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斗。无休止的倾轧，常常使陈果夫以及CC的其他头目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也使CC的名声越来越臭。

1946年3月，蒋介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征求陈果夫意见。陈果夫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并不客气地说：“总裁究竟要我办金融，抑仍欲余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则不必多此一举。”蒋介石说：“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得不好。”陈果夫随即反诘说：“现在谁在中央做得好？”回答之间流露出微妙的抱怨之情。

此后，由于陈果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没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基本上让他处于了半退休状态。而陈立夫以及CC系始终奉陈果夫为精神领袖，看陈果夫的眼色行事。从北伐到赴台前，陈果夫一直是国民党上层的“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然而，陈果夫虽无专业，却涉猎学科颇多，除扮演“党人”这一角色外，还有多个业余角色。

其一是“银行家”。

陈果夫认为，首先要打下金融的基础，才能发展经济。金融流通就像人体血脉流通一样。因此，他从1927年便开始联合江浙财阀，筹集资金，于1928年7月在南京创办江苏省农行，并于1935年与蒋介石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业银行合并，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陈果夫长期兼任该行董事长，并长期掌控该行。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农行大力扶持由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把持的合作社组织。到抗战前夕，此类合作社发展到近4万个。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抗战时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农业银行迅速崛起，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二陈还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先后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行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

此外，陈果夫还先后出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并长期参与蒋介石集团的财政咨询和决策工作，出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他早年在上海滩做金融证券生意的经历，他成了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银行家、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其二是“教育家”。

陈果夫自己没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对于办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对于中央政治学校培养CC门生、党棍官僚兴趣极大。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急需培养一批反共分子，于是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1927年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此间，陈果夫先后担任党政训练所所长，党务学校总务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始终兼任校务委员。虽然职务屡变，但作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一直未变，学校实权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凡事由他决断。

与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中央政校是蒋介石训练骨干培植心腹的基地。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不少人成为党政部门官员、军队里的政训军官和社会上的文化特务。他们自恃“天子门生”，傲视同侪，所以当时人们形容从政校出来的学生，“每个人脑门上都刻着CC二字”。

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此校和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一起就此结束。1954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蒋经国出任校长，此时陈果夫已去世三年。

其三是“医学家”。

陈果夫自19岁得肺病后，一直被折磨一生，也因此对医学医药非常重视。他不满于当时重西医轻中医的偏见，因此在他创办的医院学院里，对于中西医药没有偏颇，都深刻研究，学校后面还有一个“药物试验场”，供教学研究之用。陈果夫本人不仅从事医学教育，同时从事药物研究，他培植的抗疟疾的“常山”便是用来制造中国独有的“抗疟药”的。

正所谓久病成医，他根据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写了《自己治病简法》、《苦口谈医药》、《老病人谈中医西医》等书，书中一些主张对健康延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提出十项卫生原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他还根据日常生活中小病小灾的预防和治疗，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的册子里。在重庆时期，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医政漫谈》、《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文学家”。

陈果夫虽没进过大学，但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写文章，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逝世前陷入昏迷的两天没写，其他时间从未间断过。20年代曾一度兼任国民党重要刊物《民国日报》社的编辑。1928年底，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果夫小说集》，收集了陈果夫发表的12篇小说。《小说集》的序中称果夫“喜欢抒写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用轻淡微妙的文章，寄托某种沉远的意思。讽刺的情调，充满在字里行间。”而陈果夫最后一篇遗作《抹布画》，则写得十分风趣和雅训，令人记忆不忘。

CC系的骨干余井塘说陈果夫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令人读时觉得亲切有味，写来如话家常；如说故事，如老友重逢，欢然道故；如师友切磋，津津乐道。故读来如吃家常便饭，味道可口。”而CC系的另一重要成员程天放则称赞陈果夫的小说“不夸张，不标新立异，平易近人，使读者感觉亲切有味。”

除了小说，陈果夫还写过近十个电影剧本，如《饮水卫生》、《骨肉重逢》、《富强之本》等，创作过40余首歌曲，如《国旗歌》、《七夕歌》、《儿童卫生歌》、《造林歌》、《教师歌》等。收录在其出版的《歌曲集》中。

陈果夫逝世后，台湾当局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回忆、医药卫生、礼俗、杂著等六大部分共10册190万字。中国文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陈果夫：“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其五是“美食家”。

当美食家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有吃的机会，其次是吃过之后要有记录、有比较、有研究。陈果夫在江苏主政五年，公务之内，公勤之外，尝遍苏南、苏北名菜佳肴。而又善于研究，用心揣摩，便在国民党内得一“美食家”之称。

作为美食家，陈果夫的主要“成就”有两种，第一种是给“江苏菜”正名。1934年秋，镇江举办全省物品博览会，为了款待与会的各方面头头脑脑，陈果夫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两桌丰盛的“江苏菜”。宴席上品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饮的是江苏名酒洋河、郁金香，餐后水果是萧县石榴砀山梨，主菜则有南京板鸭、苏州熏鱼、无锡大排、南通鱼翅、镇江鲥鱼、如皋火腿、淮阴鳝鱼、扬州酱菜、江阴凤凰包鸡、高邮双黄蛋、六合龙池鲫鱼、阳澄湖大闸蟹等30余种，加上特级厨师的超凡厨艺，满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令人舌不暇接。“江苏菜”由此得名。

第二种是发明了“天下第一菜”。这是陈果夫标新立异的独创，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先把锅巴炸好从油里捞出备用，再把加有虾仁、果仁和西红柿的稠鸡汁煮得滚开，浇在锅巴上面。菜端上桌时还噼啪作响，西红柿色艳，鸡、虾味美，锅巴香脆，这道菜色、香、味、声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天下第一菜”由此得名，抗战期间大家改称此菜为“轰炸东京”。

国民党内爱吃、能吃、有机会吃遍天下的人不少，但像陈果夫那样“吃”出名堂来的人却不多。

1948年末，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身体已非常糟糕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第7日深夜到达基隆港，又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从此海天茫茫，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大陆。

国民党的“替罪羊”

陈果夫初到台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把战场上败给共产党这笔账算到他和弟弟陈立夫头上，那些只会连吃败仗的统帅将领乃至蒋介石本人全都脱了干系，而把“二陈”作为了丢失大陆的替罪羊。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了四条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认为要想在台湾站住脚，就一定要整治国民党，通过全盘考虑整治方案，最后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都为CC系所控制，因此第一步就是彻底清除CC系。于是，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不久的一天，陈果夫和陈立夫同时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次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谈。兄弟二人商量，认为蒋介石此时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以陈立夫一人前去刺探虚实。

第二天见到蒋介石，在谈话中，蒋介石问陈立夫对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何高见，并问：“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便说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并表示：“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话虽如此，陈立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挽留他们兄弟。但蒋介石听后“嗯”了一声便一言不发了。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病榻上的陈果夫听罢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国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而陈果夫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董事长”和“理事长”职务随之自动撤销，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被一举铲除。

紧接着，CC系一大舆论阵地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被改组，改组结果为蒋经国直接接办，陈果夫的董事长之职被自动撤销。很快，二陈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待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手中，陈果夫从抗战以来所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一个不剩。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职随着中央党部的解散、“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而国民党最终改造结果，使大半生高高在上的陈果夫，仅仅得到一个安慰性的挂名虚职——“中央评议委员”，和尚未被剥夺的两个虚职——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相比之下，陈立夫处境更为艰难。陈立夫年届50，身体健康，在大陆时的多种要职被全部剥夺，连一个挂名的虚职都不曾有，与其留在台湾被清算被指斥，甚至随时都有飞来横祸，不如一去了之，于是决定离台赴美。陈果夫对陈立夫的决定表示支持，无奈自己病痛缠身不能远行，否则真该兄弟俩一起赴美。

1950年8月初，陈立夫带着一双儿女前来探望病中的兄长并辞行。陈果夫心里明白，兄弟俩几十年来在中国政坛联手搏杀，互为依靠，屡获成功，而今弟弟这一走，不消说留下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因此无限伤感。

决定去美之后，陈立夫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在和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们相见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特别是一些CC分子，都表示愿意跟随他继续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和难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5万美元，说是给他资助的路费。拿着这5万美元，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尽快离开台湾。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影响，临行前陈立夫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当时蒋介石外出未归，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反倒激起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肖像，不无怨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同夫人及一子一女登机离开了台湾。第二天，即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

当然，这些对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家庭经济危机。早在抗战后期，陈果夫的肺便已溃烂，只好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加重，背后炎症流脓不止，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但他所患的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后来并发的喉结核等，都需要高昂的医药费，有些药甚至需要到国外才能买到。以前权高位重，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如今时过境迁，医药费都是靠陈立夫和朋友接济，如今立夫已走，经济的窘迫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多年来除了薪水，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业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并不多见。

赴台之初，农业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照顾陈果夫看病之用，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后来农业银行被裁撤，车子陈果夫虽继续用着，但购买汽油成了问题。开始时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知道他若非困苦不堪，绝不会舍面求人，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到府上，同时通过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状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的情况后，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多年来“二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二陈”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些被一脚踢开的老部下，蒋介石当即批给陈果夫5000元作为医药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陈果夫总算暂时摆脱了经济危机。

10月29日是陈果夫59岁生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咳血刚刚有所缓解，蒋介石便在这天与蒋经国来医院给陈果夫祝寿，令陈果夫大出意外。蒋介石详细询问了陈果夫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听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临走时又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事情就不要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

为了方便治疗，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里。这里医疗条件好，看病取药都比较方便，但此时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怕是任何治疗都将无力回天了。

凄清中人生落幕

住到台北后，看病拿药是比以前方便许多，但陈果夫却感到很不习惯。在台中可以随时找朋友聊聊天，发发牢骚，宣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在台北就大不一样了，毕竟这里是蒋介石的地盘，到处都有耳目，稍有不慎便会传到蒋介石的耳中。所以台北的生活，让陈果夫感到非常压抑。有次一个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他，当陈果夫说到自己在台北的压抑时，那位朋友说：“在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着说：“皇帝远。”说完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由于陈果夫的亲友大多住在台中，往来不像以前那样方便，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里只有陈果夫与夫人朱明面面相对。

陈果夫与朱明是原配夫妻，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官员中，像陈果夫这样从一而终不娶偏房不纳妾的可谓少之又少。同何应钦夫妇一样，陈果夫夫妇也没有子嗣，但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应钦从一而终的婚姻是新式婚姻，陈果夫的婚姻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两人在入洞房前互不相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官员中，发迹之后未抛弃旧式婚姻中糟糠之妻的几乎没有第二人。

陈果夫虽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对旧式婚姻十分不满，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经过一番踌躇之后接受了父母的安排，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女方要入校读书；二是要放足。

朱明比陈果夫小一岁，出生于吴兴县荻港镇，是家中长女。其父朱五楼是湖州商界富豪、上海福康钱庄的创始人。由于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加之受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当时17岁的朱明只是简单认识几个字。陈果夫提出让朱明上学的要求，使朱明喜出望外。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朱明进入启明女校后学习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

1914年，朱明结束了5年的学习生活，与陈果夫正式成婚。虽然婚前两人一直未曾见面，更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婚后相处和谐，感情弥笃。陈家在吴兴虽“声名显赫”，但经济并不宽裕，朱明自幼养尊处优，过惯了富裕生活，到陈家后有很多不适应。但她从未有过怨言，而是尊敬长辈，孝敬公婆，爱护弟妹，把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朱明对陈果夫的照料更是细致入微。多年以来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缠绵病榻，朱明煎汤熬药，照顾饮食，操持家务，“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每每提及夫人，陈果夫都心怀恩爱与感激之情。

朱明早年还曾典卖首饰，资助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后来陈果夫地位升高，朱明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她的默默无闻，也是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并不多见的。

陈氏夫妇一直没有生育，早在1926年，陈果夫的二妹陈敬夫将女儿过继给他，取名陈泽宝。后来陈泽宝出嫁，其夫沈华祝在台湾读完大学后到美国深造，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便在伊利诺州的卡特比突柴油机公司担任工程师，陈泽宝随夫前往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陈果夫夫妇还有一个干女儿，名叫朱月琴。朱月琴是抗战时期陈氏夫妇在重庆时的女佣，后来跟随陈氏夫妇到了台湾。朱月琴多年来尽心在陈家帮佣，使陈果夫夫妇心怀感激。后来朱月琴找男朋友时，陈果夫意味深长地劝她说：“我看还是商界的人好，政界的人不可靠。”于是，朱月琴嫁给一位在台湾和美国两处开珠宝店的商人。朱月琴出嫁的时候，陈果夫夫妇认她做了干女儿，使她有了娘家，新郎觉得非常有面子。后来朱月琴跟随丈夫定居美国。

由于陈果夫没有儿子，其父陈其业做主，将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为嗣。陈泽安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获园艺专业水果学硕士学位，又在新罕姆息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任教。

尽管先后过继、收养了一儿二女，但陈果夫的家中仍人丁不旺，尤其在台北的日子，家中常常整日冷清落寞。夏天来临的时候，陈果夫的日子更加难熬。台北是一个盆地，海风难以吹进，比台中要炎热许多，而且空气湿度很大。陈果夫渐渐感到支撑不住，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无力支持更多的时间。而且整天咳嗽不止，体温一直在38℃左右，低烧不退。他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强撑病体开始给蒋介石写“诤谏之文”。

逃台以后，尽管陈果夫已成为“历史罪人”被打入冷宫，但他一直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决心在离世前把自己对国民党，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写一篇“诤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诤言，一方面表明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

蒋介石收到陈果夫的“诤谏之文”，不无感慨。他其实从未怀疑过陈果夫对国民党及他本人的忠诚。考虑到陈果夫多年来对他的忠心耿耿，心里对他的感情不待言说。便先后数次前往探视，安慰陈果夫安心养病，不要考虑其他。

难熬的夏天快要接近尾声时，医生宣布了陈果夫的病情进展：其结核菌已经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进入血管，再蔓延至脑后，陈果夫已经处于生命垂危时期。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的体温骤然升高，呓语不断，进入昏迷状态。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享年59岁。

陈果夫父亲陈其业得知儿子死讯后，不顾家人劝阻，执意从台中赶到台北为儿子护丧，老人看到儿子遗容后放声大哭。陈其业时年81岁，老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而陈立夫远在美国，得不到蒋介石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陈果夫逝世后，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表情悲哀沉痛，几度鞠躬，离开殡仪馆后仍沉痛不已，半晌无言，直到坐进车里，才满怀悲伤地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该这么早就走啊！”回到办公室，蒋介石提笔写下“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其他一些党政要员，甚至包括陈果夫的一些政敌，也都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称赞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等。总之，陈果夫死后，生前所有攻讦都变成了褒扬。

9月15日，蒋介石亲自颁布了“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蒋介石还下令为其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收录了陈果夫一生所著的有关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礼俗、生活回忆、医药卫生、杂著等六个方面的文章，近200万字，以表纪念。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清幽，景色秀美。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在那首《故乡》诗里，寄托了浓浓的乡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净，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漂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然而，涛涛大海隔断了他的故乡之恋，他被永远留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棺木在观音山墓地安然下葬。

在当年鼎盛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宋子文去了美国，只有陈氏兄弟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如今却落得一死一逐，这大概是二陈从未想到过的结局。